城市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社会生态影响因素路径模型的构建与验证

为了探索影响城市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社会生态因素,该研究采用多阶段、概率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调查了全国不同地域的10531名城市青少年。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与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的构建与检验,发现影响城市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社会生态因素具有多元性,其分别来自宏观、中观与微观社会生态系统的不同层面:(1)微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青少年的年龄、抑郁水平、自身医学知识、参与不同强度身体活动的能力以及是否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2)中观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涉及父母的就业状况、社区安全、社区体育活动、体育活动社会交往及社区以外的社会体育活动;(3)宏观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青少年的居住城市,而政策尚未成为影响我国城市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的主要因素,究其原因在于,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干预方面的政策和文件,要明显滞后于学校体育领域的政策和法规等。基于此,该研究建议未来应把社区作为我国城市青少年校外身体活动干预的重要场所,将城市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干预与个体的心理评估相结合,并以政府、社区与家庭为依托,在优化相关社会生态因素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青少年的校外身体活动实施多维干预。

西安改造型青年公寓现状问题辨析与更新机制思考

在我国房地产由增量模式向存量模式转型的背景下,存量型住宅产品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改造型青年公寓因其多元化、个性化特点,以及解决城市低效存量建筑的便利性、灵活性优势,成为租赁市场最具潜力的产品。本文以西安为例,选取改造型青年公寓进行调研,辨析存在的问题以及“市场失灵”现象,提出由政府、开发商、设计师、物业管理共同参与的更新协同机制,推动改造型青年公寓的健康发展。

青年发展型城市的空间响应与规划策略——以东莞为例

从目前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来看,青年发展型城市的探索仍然偏向工作方案和政策层面,针对空间需求及规划建设策略的研究相对较少。基于需求理论、空间干预理论,探讨青年发展型城市中“青年成长—城市发展”相互作用、双向奔赴的内涵,提出保障型、融合型、发展型、互促型4类青年发展空间。根据青年人群结构、城市发展阶段的不同,这4类空间的空间要素、空间布局、供给模式、建设指引呈现不同的特点,并以东莞这一“青春之城”为例,从4类空间出发,提出青年发展导向的空间规划策略。

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青训治理路径研究

为提升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青训治理水平,采用文献资料法、实地调查法等,分析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青训治理实践特征与现存问题,并提出未来治理路径。研究认为: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青训治理存在多元主体治理结构失衡、体制改革缺乏配套制度创新、评价方式不利于地方差异化发展等问题。未来全国足球发展重点城市应优化青训主体治理结构,加强青训体制机制建设,改进重点城市评价方法,从而不断提升青训治理水平,为重点城市因地制宜走特色化青训发展道路提供参考。

城乡两栖:返乡青年的生产生活实践及其形成基础——基于中部地区B镇的调研

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兼具城乡特质的“城乡两栖者”无疑成为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人力资源。对中部地区B镇返乡青年的调研发现,他们以城乡两栖的方式展开生产生活实践。在外经商者、毕业学生和宝妈群体都属于农村青年精英,他们的流动轨迹呈现出节点性返乡、发展性返乡特征。既存的城乡结构塑造了他们的流动发生,一方面是乡村内部的土地规模化发展、治理行政化导向和产业链向下延伸吸引他们回嵌乡土,另一方面是县城作为教育资源集中地、婚备竞赛目标地和价值体验获取地吸引他们进城定居。这种城乡两栖的实践是他们在乡村振兴战略下自发的行动,有一家多制的家庭生计模式和城乡一体的社会认同基础。从实践来看,返乡青年推动了城乡之间流动的个体与家庭的产生,有利于解决乡村振兴中村落终结的问题,也是城乡融合总体背景下人的城镇化战略的推进。

媒介化社会背景下城市青年群体的社交媒体使用与养老风险感知

在青年群体陷入养老焦虑的社会背景下,社交媒体在网络空间打破了城市青年群体体制内外的身份区隔,“焦虑的一代”成为他们共同的身份标签,并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对立中加强了认同。对于青年群体而言,社交媒体成为其养老风险感知的催化剂和按摩器。对社交媒体的信任调节了平等主义价值观对养老风险感知的影响,青年群体一方面相信社交媒体上关于养老问题的看法,另一方面也对政府有能力解决问题充满了信任,但是归责集中到了专家系统。在阶层、城乡、贫富、性别等议题构成了新的风险主题的社会,对养老风险的关注是对风险主题的拓展,这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国风险社会的媒介化治理提供了更丰富的经验材料和理论启示。

青年夜校“翻红”现象的透视与展望

当代青年夜校是青年的精神家园,使“夜校”再度“翻红”,是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行动、终身学习时代学习型社会的全面建构、青年文化需求的增长与供给缺失的矛盾推动和对充实完整的新型青年生活方式追求的回应等多重原因导致的必然结果,具有教育目的促进青年高质量发展、课程内容关注“无用之学”、夜校功能重在提升生活境界和基本属性为大众公益且优质等新型特征,也存在经费、场地、师资、课程、政策等多重发展困境,推动青年夜校能够在“翻红”的基础上“长红”,共同建设与呵护青年的精神家园,要统筹多类资源促进青年夜校可持续发展、以高质量课程建设推动青年夜校高质量发展、加强政策协同以支持青年夜校的长久发展和拓展规划城乡一体化青年夜校共同发展。

爱情“买卖”:“恋爱陪聊”青年的亲密关系实践

过去,“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买”,而如今随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恋爱陪聊服务创造了商品化亲密关系的全新叙事,为当代青年提供了一个体验“拟真爱情”的选择。基于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研究发现恋爱陪聊服务中的亲密关系呈现出流动、无痛的特征。这种新型亲密关系实践的兴起不仅是情感商品化的结果,亦是“恋爱陪聊”青年适应加速社会的时间结构的灵巧策略,以及寻求情感救赎与修复以抵抗孤独的社会性泛滥的自主行为,具有一定的权宜性与解放性。

公共健康视角下城市绿地使用频率与青年心理健康研究

城市绿地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公共健康有着重要的影响。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市绿地的使用频率和居民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逐渐受到关注。但已有研究多聚焦在整体居民与老年群体等方面,对青年群体明显关注不足。本研究从公共健康的视角出发,通过实地调研与问卷调查,使用SPSS软件对230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探讨城市绿地使用频率与青年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以期为基于居民健康的城市绿地管理提供建议。

城市与青年双向奔赴: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的探新——以浙江省丽水市为例

近年来,为吸引青年的加入,不少城市提出了一系列建设青年发展型、青年友好型城市的战略、政策。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87个地级市明确提出此类概念。为落实战略部署,各地纷纷出台了如“落户零门槛”“先落户后就业”“租房补贴”“购房补贴”“购房打折”等资金激励扶持政策以吸引青年安家落户、发展创业。各地的实施规划已形成“星火燎原”之势,青年优先发展理念逐步得到普及。青年特点、青年需求、青年感受对青年的引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丽水市高度重视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但在提高城市与青年的契合度,为青年群体提供更多机遇与更好的发展环境上还在不断探索。

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特征、机理及对策建议

在国家政策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艺术青年是艺术介入乡村振兴人才中的中坚力量。本文以艺术青年为研究对象,对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的流动现象进行理论阐释,勾勒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的主要特征,归纳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的内在机理,为探讨艺术介入乡村振兴提供新的理论视角。此外,本文探索性地提出通过进阶式艺术青年驻村计划促进艺术青年“城乡两栖化”介入乡村振兴,为进一步探索乡村如何引进艺术青年人才,优化艺术人才配置与培育本土化艺术人才提出对策建议。

青年友好视角下的城市公园绿地空间设计研究

近些年来,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创新型经济的崛起,对科创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但城市建设中对青年的需求关注不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缺乏青年元素,导致社会融合受限,特别是公园等城市绿地的配置未能充分满足青年的活动需求。许多城市公园的设施陈旧、活动单调、空间布局不合理,且缺乏数字化和智能化设施,无法吸引和满足青年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为建设青年友好型城市,文章建议提供多元化和创新性的运动和娱乐设施,增强公园的互动性和参与性设计,推广数字化服务,丰富活动内容,并注重安全性与可持续性。通过这些措施,公园可以成为促进青年社交和心理健康的重要公共空间,提高青年群体的幸福感和社会参与度。

青年发展型城市背景下大学生的地方感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浙江宁波的实证考察

在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背景下,从城市媒体使用、城市活动参与、城市形象感知维度,考察大学生城市地方感的生成及影响因素。通过对浙江宁波高校的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大学生的城市新媒体使用、参与城市文化活动,以及对城市人居环境形象和政府行政形象的感知可显著正向预测大学生的城市地方感。未来应重视城市新媒体传播、文化活动开展、城市人居环境和政府行政形象在城市传播中的积极作用,为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实践提供新思路。

城市青年共享居住建筑中公共空间设计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如何为城市青年群体创造能够提高生活品质、促进邻里交往、提高归属感的居住环境是当下社会的重要议题。共享居住模式具有价格低、空间和公共资源利用率高等一系列优点,而其开放性和共享性的关键核心则体现在公共空间的设计上。文章对国内外城市青年共享居住建筑中公共空间设计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案例进行总结归纳,形成系统的综述,期望能够为今后该领域的研究和相关实践项目建设提供有意义的参考内容。

青年友好视角下的北美城市公园评价方法研究进展

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青年友好型绿色空间的营建是促进青年身心健康和社会交往的重要手段,国内这方面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广泛梳理和总结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发现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北美国家在青年友好视角下城市公园评价方面已经积累相对成熟的理论实践经验。基于北美青年友好视角下的公园评价方法按照评价主体的差异,分成公园评价型以及使用者评价型。从方法简介、评价流程、指标要素、信度效度4个方面对其研究进展进行解读分析。结合我国青年友好的建设态势,从指标导向、参与导向、监测导向3个维度对青年友好视角下公园评价方法的构建提出相应的技术建议与行动参考,以期推动我国青年友好型城市的协同营造。

发达地区农村青年职业选择与市民化差异机制研究——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例

发达地区农村青年借助区位和工商业发达优势,实现了就地城镇化。但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因为土地利益分配方式、劳动观念、城市化路径以及保护性力量上的差异,塑造出两地农村青年不同的职业选择态度和行为。珠三角地区农村青年更倾向于选择低端就业岗位,重视休闲大于劳动,长三角地区农村青年在职业选择上更加积极主动,注重家庭资源积累和阶层跃升。职业选择上的差异,决定了农村青年能否建立起与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系统的有机关联,这也成为影响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农村青年市民化水平的重要因素。更高层次市民化的实现,需要农村青年发挥人力资本优势,选择高度市场竞争的职业,积累真正的市民化能力。

青年就业现状、影响因素及对策研究

研究我国青年就业现状、影响因素发现,当前青年就业存在数量不充分、质量不高、流动性强和结构性及地区性失衡等问题.究其原因,整个社会人力资本供需不匹配以及青年人自身人力资本水平不足是其主要的影响因素.灵活就业新形态使青年人的职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分别不同青年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策略,才能找到就业政策的平衡点.

城市在职青年的生育时间选择及影响因素--基于983名青年的实证调查分析

持续的低生育水平与少子化已经成为我国人口发展的新常态。生育时间的期望与选择作为生育意愿与行为的重要内涵之一,对生育水平具有重要影响。文章利用2020年10~12月在河北保定针对5大类行业18~35岁的983名在职青年所进行的“青年发展状况”问卷调查数据,对青年的个体社会特征与生育时间选择进行交互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影响在职青年最佳生育年龄选择的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在职青年具有较强的晚育意识,其生育时间期望呈现出“男高女低”的特征,理想与打算二孩的生育间隔选择也相对趋近,从事教育行业、出生于城市、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高和“双独夫妇”的在职青年更倾向于选择晚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行业、年龄、文化程度、夫妇类型、性别和工作收入满意度均会显著影响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选择,其中教育行业、24~29岁年龄组、大专文化水平、“双独夫妇”对在职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具有明显的正向提升效应,女性比男性青年的最佳生育年龄期望更高,在职青年的工作收入满意度越高,则其最佳生育年龄偏好越晚。此外,文章也就晚婚晚育或不婚不育行为产生的影响、影响青年生育时间期望与选择的多重因素以及生育年龄期望与生育行为实践之间的差距展开了深入讨论,以进一步推进对育龄群体生育时间选择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三孩政策下城市青年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

三孩政策将人们的生育空间扩大至三个孩子,但以往的调查数据难以识别三孩政策的生育释放效应。基于第三期“湖北百县生育调查”,本文考察了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发现:城市青年中具有二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13.85%,具有三孩生育意愿的人群占比2.31%,一孩家庭的生育潜力和人口规模均高于二孩家庭。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社会经济地位家庭更想再生育一个孩子,尤其体现在三孩生育上;生育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具有良好的生育氛围,因此居民有再生育意愿的几率也越高;在不愿再生育的原因中,相当一部分城市青年主观认为已经达到理想的生育规模,而非受到客观因素限制。与以往的“男孩偏好”不同,城市青年群体中出现一种新的“女孩偏好”。在性别期望上,想再要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再要男孩的意愿。研究城市青年的生育偏好和生育计划对进一步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应变型抗争:风险社会下都市青年维权新样态——对长租公寓爆雷事件中一起协商案例的分析

作为青年群体在大城市中主要的租房形式,长租公寓颠覆了传统的房屋租赁模式,其爆雷导致的无责任主体维权事件是风险社会特有的产物。随着抗争场域中外界风险要素的复杂多变,都市青年在维权过程中产生了新的抗争样态,现有解释框架对新样态的解释力稍显式微“。应变型抗争”指的是抗争主体以明确的抗争目标为导向,不依附于特定的抗争工具,根据抗争对象和场域变化适时做出的理性选择,本质上是将抗争的时间性、过程性和多元性共同纳入抗争整个考察过程中,填补了现有抗争框架的解释缝隙。其中,在无责任主体风险中,都市青年群体“应变型抗争”的表现涵盖抗争目标的转变和抗争策略的应变两个部分;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的增加、多元主体的参与及其多变的互动策略则共同构成了都市青年“应变型抗争”的外部动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