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体育仲裁探索和对国际体育仲裁效力的理解

根据2010年中德体育法研讨会确定的论题,阐述了在全球性多元化纠纷救济和体育仲裁作用的日益凸现中,中国对有关国家和国际体育仲裁发展的高度关注,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体育仲裁理论和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所进行的各种研究以及中国政府和体育界对体育仲裁所进行的实践探索。特别是重点概括了中国学者对国际体育仲裁效力问题的基本看法,分析了对CAS承认与执行及其与《纽约公约》的关系,指出了中国虽然在现行法律上仍存在着某些相关冲突,但通过北京奥运会等实践过程,能够有效地尊重和维护包括兴奋剂裁决在内的各种CAS裁决及其效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遴选效度评价研究

在政策文本内容分析的基础上,明晰中国科学院院士遴选目标与遴选标准变化过程,基于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确定遴选效度评价指标并提出假设,以学部和相应学科为单位,统计分析1956—2015年国家自然科学奖全部获奖科研成果学科分布,以及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该奖项情况。验证假设发现,在以目前院士遴选目标为评价标准的情况下,中国科学院院士遴选效度良好,导致院士遴选制度存在缺陷的关键原因在于遴选目标的设置。藉此建议:重视分析院士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情况,以提高遴选效度评估的准确性;进一步强化国家科技奖励在院士遴选效度评估中的作用,设立总理科技顾问委员会以优化院士遴选目标。

论生效体育仲裁裁决的瑕疵与补救——以CAS仲裁规则为中心的考察

一裁终局制使仲裁裁决一俟生效即进入司法监督空间,仲裁庭因此不能对生效裁决再行补救之举。仲裁规则授权仲裁庭纠正形式错误,解释裁决模糊点,以及补充裁决,不可避免地导致生效裁决的变动或续造,从而涉嫌违反裁决既判力、终局性、仲裁庭履职理论,以及程序法治等仲裁基本原则。必须区分仲裁庭补救与改裁、新裁等近似现象,将其补救及其结论定性为原裁,同情考虑仲裁效率的功能本位,并严格限定在同一性、既得性和效率性等条件下实施。这为我国仲裁庭补救生效裁决之功能构造提供了重要参考。

经济杠杆下有效开放空间的形成——以容积率奖励策略为例

通过对社会开放空间的大量需求与现实土地高容量开发之间的矛盾分析入手,说明开放空间的实效性标准,提出容积率奖励策略以经济激励带动有效开放空间的形成。

体育仲裁中强制性仲裁条款效力认定的法律冲突——兼谈对我国体育仲裁立法的启示

结合国际体育仲裁院(CAS)的仲裁规则和实践,分析体育仲裁中强制性仲裁条款效力认定中的主要冲突。认为:解决体育仲裁中强制性仲裁条款效力的认定冲突,关键在于促使各国法律体系认同体育纠纷解决的特殊性,并通过立法达成共识,将审查体育仲裁裁决本身的公正性取代消除体育仲裁条款的强制性。提出对我国体育仲裁立法的启示:应肯定强制性仲裁条款的有效性,将"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作为法院受理与体育仲裁条款效力相关的国内体育仲裁争议以及承认、执行外国体育仲裁裁决争议的前提;出于对运动员权利的保护,我国未来的《体育仲裁规则》应明确参赛表中提交仲裁的内容并非认定仲裁合意的必要条件。

论专利授权行为的法律效力——兼评《专利法》改革中的制度选择

专利制度需要改革,譬如我国的专利无效程序因其环节多等原因而颇受学者非议,专利侵权的认定标准等方面也存有争议。然,专利制度改革需要理论的支持。澄清专利授权行为的法律效力,在专利授权条件、侵权争议中的权利推定、现有技术抗辩、权利要求解释规则等各项专利制度中,强调专利授权行为的公示公信力,保障专利制度促进技术扩散的信息系统功能,这对专利制度改革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行政奖励行为的有效性与可诉性

行政奖励在现代行政管理工作中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结合法律原则和我国国情,行政奖励应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定行政奖励具有可诉性,其他行政奖励则不具有可诉性。

仲裁裁决确认事实免证规则的反思与重构

2019年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保留了已为生效仲裁裁决确认的事实在诉讼中免证的规范。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规范存在性质解读不一、主体识别不清和客体界限不明的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粗疏的法律条文难以指引司法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未能顾及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在价值目标、程序构造、事实认定标准与实体法拘束程度上的差异,免证制度体系内的失序等方面。为促进法律适用的统一,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应当将预裁事实效力明确归为证明效而非拘束效,在法官认为明显违背真实时得依心证排除。证明效作用的主体要件应为法律明确规定的限于后诉当事人和仲裁当事人一致的情形,其客体要件则应限于经当事人证明或仲裁庭查明的原始事实。由此,异议当事人可以依该事实在仲裁中的认定方式来排除证明效。

我国商事仲裁中间裁决制度的运行实践考察及思考——以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为样本

长期以来，商事仲裁理论及实务界对于中间裁决的制度功能、裁决事项及裁决效力等多有争论。笔者通过考察国内外仲裁机构仲裁规则关于中间裁决制度所作的有益尝试和探索，以北京仲裁委员会／北京国际仲裁中心（BAC／BIAC，以下简称北仲）为样本，梳理该仲裁机构自1995年成立以来历次仲裁规则之下有关中间裁决的探索和实践，总结和思考中间裁决制度在我国仲裁实践运行中面临的问题与困惑，寻求解决之道，以期为未来我国修订《仲裁法》时对于中间裁决制度的完善有所裨益。

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的规则检视与司法支持

上海与北京相继发布支持境外仲裁机构在自贸区开展仲裁业务的工作方案,但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面临着仲裁协议无效、仲裁裁决执行适用规则不明的隐患。上海与广州两市中院于2020年分别作出大成株式会社案与布兰特伍德案裁定对上述规则缺陷予以澄清,为境外仲裁机构在境内仲裁提供司法支持。实践先行,立法跟进,我国《仲裁法》和《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则的修订刻不容缓。应考虑摆脱“仲裁委员会”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决定性影响,并在裁决国籍认定上以“仲裁地标准”替代“仲裁机构标准”,实现与国际通行规则的接轨。

高考中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实施效度的研究——以贵州考生为例

高考少数民族加分政策是针对少数民族考生民族身份的照顾性政策,但由于该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的效度缺乏分析研究,使得该政策在少数民族增加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上作用不明。本文通过对贵州少数民族考生与汉族考生成绩、加分政策效果的对比和分析,得出结论如下:(1)贵州少数民族考生与汉族考生的成绩差距是客观存在的,农村考生中的差距更为明显;(2)少数民族考生在考科的差距上表现出文化选择特性;(3)贵州少数民族加分政策和预科政策对少数民族考生的补偿非常显著。未来的高考改革中,要合理的差别对待城乡少数民族考生间的差距,充分评估涉及高考少数民族的加分政策;考科改革要充分考虑课程的文化属性,即不同考生群体对不同科目的选择性差异。本文还对高考中实现民族间相对公平的努力方向给出了一定基础数据。

中国知识产权纠纷仲裁解决机制及对策研究

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机制在我国还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存在许多模糊领域。本文对知识产权纠纷的仲裁解决中的可仲裁性、相关程序性问题、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进行了研究调查分析,对我国相关机制的建立与运行给出了相应见解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