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高技术服务业企业投资的影响--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以中国A股市场高技术服务业企业2009—2016的数据为样本,本文采用多时点DID探究“营改增”这一准自然实验对高技术服务企业投资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营改增”的实施对高技术服务企业投资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这一结论经过PSM-DID以及更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研究结论证实了“营改增”的落地可以激励高技术服务企业投资水平的提升,为后续深入推进税收优惠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税收激励的就业促进效应--基于“留抵退税”改革的经验证据

以2018年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试点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4—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结果显示: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就业水平,且主要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实体投资效应及生产率效应影响劳动力就业;留抵退税政策的就业促进效应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及资本密集型行业表现出明显偏好。进一步分析发现,留抵退税政策显著优化了劳动力就业结构,在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平均劳动力成本与劳动收入份额也随之提高。因此,应进一步深化增值税制度改革,优化留抵退税政策设计;深入疏通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促进企业劳动力就业的传导渠道;制定差异化政策,提高留抵退税政策的精准性。

“留抵退税”政策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估测研究

选取2015—2021年上证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DID双重差分和多元回归模型,探究2018年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12类400家制造业上市公司的业绩影响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与提高主营业务专注度,对公司业绩有积极正向支持作用。这为我国进一步推进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时为现行复杂的经济形势下公司提升经营业绩提供决策依据。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提高企业的研发能力了吗?——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我国2014-2021年A股制造业公司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2018年实施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能否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实证结果表明,享受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企业,研发能力显著提升,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得以验证。理论逻辑在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增加了企业现金流,增强企业抵御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会降低企业的研发风险,企业的研发意愿增强,研发能力会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制造业企业需要购进生产设备进行研发活动,而现金流的返还让企业不再担心会因为采购机器设备而产生大量的留抵税额;企业生产模式和生产理念的转变,也会更偏向于进行研发创新,提升自身的研发能力。在产权性质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仅对非国有企业研发能力有激励作用;在成长速度方面,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成长速度快的企业提升研发能力产生了积极效果。

增值税减免、企业税负与创新投入——基于2013-2015年调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3-2015年制造业和信息服务业全国税收调查数据,通过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增值税优惠对企业税负、销售收入及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优惠导致一般纳税人企业所得税负和实际总税负显著上升,但却会显著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实际总税负;增值税优惠显著降低一般纳税人销售收入,但却显著提高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收入;增值税优惠显著提高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企业所得税负抑制了东部企业创新投入;东部企业税负比中西部企业税负高,但是比中西部企业吸引了更多企业创新投资。因此,应扩大增值税优惠的覆盖面,扩大增值税优惠的对象和抵扣项目范围,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降低东部企业增值税负,让中西部地方政府享有更多增值税分成比例,提高创新投入,缩小地区差异。

服务化水平、实际税负与营改增政策的财富效应--基于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文章从微观视角出发,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营改增政策对试点企业实际税负和绩效水平形成的经济后果,以及试点企业的服务化水平对上述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营改增政策有助于降低试点企业整体实际税负;第二,营改增政策实施后,试点企业的实际税负降低使得企业绩效水平提升,实现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财富转移效应;第三,试点企业服务化水平越高,营改增政策降低企业实际税负,进而促进企业绩效提升的效果更加明显,即营改增政策实现的财富效应更强。进一步检验发现,营改增政策有助于促使试点企业改善经营效率,提高自身财富创造能力,增强营改增政策的财富创造效应。

中国企业增值税税负周期性研究:基于地方政府增长目标的视角

近年来,全球减税浪潮、新冠疫情冲击和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加剧了国际税收竞争,中国经济增速趋缓。除了继续深入推进减税降费工作,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以财政政策为主要手段,提高逆周期调节能力。本文以最大税种增值税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企业增值税税负周期性是否体现了逆周期调节。本文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并处理了内生性问题,实证发现了中国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繁荣期和经济衰退期呈现顺周期性,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衰退期无周期性,而非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衰退期呈现顺周期性。通过渠道检验,本文发现地方政府增长目标通过扩大生产性政府支出增强了非国有企业增值税税负在经济衰退期呈现的顺周期性。本文不仅为完善减税降费政策提供了重点方向,还为发挥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提供了政策建议。

结构性减税与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基于“营改增”的实证研究

结构性减税虽然有着拓宽税基和涵养税源的作用,但也给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笔者选取2010—2014年全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财政反应函数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指标进行量化,以“营改增”为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结构性减税对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营改增”显著提升了地方财政可持续性,并且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在政策实施当期表现为微弱的促进作用,而后逐渐增强。异质性检验表明,“营改增”的政策效应在东部地区及第三产业占比较高的城市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西部地区的城市存在抑制作用。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营改增”主要通过企业生产激励效应和地方政府行为扭曲效应两种作用渠道影响地方财政可持续性。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在推进减税政策过程中切实保障地方财政长期可持续性提供经验借鉴。

“营改增”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升级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营改增”是减税降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文章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和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城市层面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实证分析“营改增”对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表现为“营改增”提高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上游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通过促进城市专业化分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提高城市生产率,进而推动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在中西部、税负较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小规模纳税人较少的城市,其影响更为显著。

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的影响研究--基于“营改增”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营改增”作为增值税改革的重要内容,其政策效应不仅限于减税,更重要的是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本文利用2009~2018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以“营改增”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服务化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考察增值税改革对企业服务化水平的差异性影响。研究表明:(1)增值税改革能够通过增加优质服务要素投入等四个方面提升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化水平;(2)增值税改革对所有制、生命周期、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与服务业的关联程度不同的企业在服务化水平改变上存在差异。增值税改革对制造业企业服务化水平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衰退期企业、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以及与服务业关联程度大的企业更明显。

经济学与会计视角的反机会主义规则--我国增值税视同销售规则的个案研究

特殊的税法规则产生特殊的规则运行成本,强化了税法与会计的非协调。本文以增值税视同销售规则作为研究个案,从经济学视角提出反机会主义假设,认为作为基础性安排的视同销售规则同时也具有契约性质,在博弈层面上其表现为一个规则性的对策,并由此产生经济学意义上的逆向选择与溢出效应;以会计视角来看,受反机会主义规则制约,会计数据也反映出交易与契约的效率损失。我国现行的会计处理与信息披露制度依然存在不足,降低会计成本与满足更深刻意义的会计信息需求依然值得期待。

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预征政策改革分析——基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防风险稳增长背景

中国经济经历三十多年高速增长,房地产开发行业作为支柱行业贡献可观,但现在房地产开发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中国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造成商品房需求转弱导致主营业务收入下降,同时减缓城镇化进程造成房地产开发企业过度竞争面临利润减少问题,高周转、高杠杆生产经营模式和宏观政策调控也使其出现流动性减弱、资金链断链的风险,目前的困境导致房地产开发企业对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的拉动作用放缓。土地增值税是我国房地产开发企业税率最高的税种,并且具有调节房地产市场的功能,其主要通过预征环节缴纳税金。因此,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增值税预征制度有必要作为调控企业现金流的工具进行相应的改革,缓解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帮助房地产开发企业应对当前问题。

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与困境

增值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导致国内最有前景的科技型企业集群全面衰落,可见增值税已经对国家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而新时代的发展规律是企业创造财富主要依靠科技创新,税收制度改革将直接减少政府对科技创新过程的干预,最大程度解放生产力。

投资型税收激励与企业污染减排——基于经济绩效与环境绩效的双维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2002~2013年中国“工企-污染”微观数据,以增值税转型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投资型税收激励对企业污染减排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转型有效促进受政策影响企业的污染减排,且这种政策效果在重资产型企业、低碳试点城市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此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公众环境诉求对增值税转型的减排效应存在良好的协同效应。增值税转型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鼓励企业增加环保投资及增强绿色创新能力来实现污染减排。这些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设计以推动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征税能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吗--兼论“脱实向虚”的另一条路径

近年来企业过度持有不动产的涉房投资倾向引发广泛关注,也背离了“脱虚向实”的政策导向。文章基于土地增值二次分配理论,利用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考察了持有环节和转出环节税收对企业涉房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因为税基不能随房地产市场价值灵活升高,造成持有环节的房土两税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特征,从而无法有效抑制企业涉房投资;相比而言,转出环节的土地增值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倾向。进一步基于省级宏观面板数据的非对称反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前各地区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力度受到地方政府的刻意操控,出现了相邻省份之间的标杆竞争现象,特别是省份间的竞低效应尤其突出,这对有效发挥土地增值税的作用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的研究对未来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和引导企业投资“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减税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人力资本升级与稳定现金流预期的视角

为驱动实体企业提质增效与动能转换,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化变革已成为企业构建竞争新优势的重要契机。大量文献关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却鲜少关注到企业数字化转型背后的驱动因素;也有文献从宏观以及微观视角关注税收改革政策的经济效应,但鲜有文献从减税的角度,探究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效果。区别于以往文献,本文深入探究了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机制,从人力资本升级与现金流稳定预期的角度出发,揭示了减税激励通过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人力资本软件支撑与可持续支配的资金物质基础,从而有效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此结论可以为数字背景下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减税政策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税收激励与企业资本结构——基于“营改增”政策的证据

税收激励是影响企业资本结构的关键因素。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析考察“营改增”政策如何影响企业杠杆率,结果表明:该项政策显著提升了非金融企业的总体杠杆率,相比于交通运输业,政策效应在现代服务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营改增”政策通过增加企业经营现金流量促进企业进行资本结构调整、提高杠杆率,符合资本结构权衡理论。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效果主要表现在强研发能力、高盈利水平、轻资产和负债不足的企业中,相较于不受“营改增”政策影响的企业,实施“营改增”政策的企业的资本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加快。研究为税收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一定经验证据,也为未来减税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了政策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