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下,“一带一路”贸易网络日益紧密,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逐渐显现,成为吸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新区位优势。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制造业的投入产出数据构建增加值贸易网络,结合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BvD-Zephyr以及fDi Markets数据,考察东道国贸易网络地位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带一路”东道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对中国企业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上述影响在发达国家、制度风险较低及开设境外园区的东道国更强,并且进一步激发了中国民营企业、初始投资企业“走出去”开展跨国并购的积极性。此外,中国企业OFDI的结构得以优化,投资行业依托贸易网络呈现阶梯状分布。机制分析表明,中间品进口激励效应、投资风险规避效应和全球价值链嵌入效应是其重要传导渠道。本文为中国企业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投资策略制定提供有益参考,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区域双循环价值链嵌入的分工测度与空间网络特征

面对全球经济增长动力衰退,中国经济由外循环主导的价值链结构将转向双循环格局下的价值链结构。结合全球价值链与国内价值链,构建双循环价值链的统一分析框架,并基于投入产出表的匹配及平衡,测算区域双循环间接价值链、折返价值链和区外价值链的嵌入特征,对推动新发展格局下区域经济平衡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研究发现:区域生产存在明显的“间接偏好”和“区外偏好”。中西部地区“内循环偏好”普遍大于东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是构成区域间价值链分工联系的核心区域,中西部区域则大多分布在分工网络的中外层。随着价值链分工方式的逐渐复杂化,区域的“东向集聚”特征愈发明显。商业、运输业和服务业在所有价值链分工中所带来的增加值均有较高份额,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和电气电子设备等中高技术制造业在外循环价值链中占有不小比例。要实现中国产业部门双循环价值链快速升级,应更加重视促进要素流动、破除区域壁垒;挖掘市场潜力、培育品牌企业;提升配套能力、构建自主链条。

网络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机制研究——基于价值累加理论的扎根分析

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借助网络媒体持续关联与聚合、发酵与扩散,极大地影响着公众的情感和态度,易引发集体非理性恐慌,网络时代信息扩散和迭代呈现全新特征和趋势,故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机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斯梅尔塞的价值累加理论,结合“土坑酸菜”事件,利用Python技术获取媒体原始资料,对资料进行扎根编码分析,构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机制模型。根据编码结果识别出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六大主范畴,包括结构性诱因、结构性紧张、一般化信念、(有效的)组织动员、社会控制、风险放大,将主范畴内容纳入价值累加理论六大因素中,分析表明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是以突发事件为分界点,分为前期蓄势、中期造势、紧急处理三个阶段,前期蓄势和中期造势阶段通过多轮循环相互反馈影响,最终放大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在整个风险扩散过程中,网络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的“社会放大站”,其加速了信息传播,强化了公众风险感知。本研究运用价值累加理论、基于宏观和微观整合层面,细化探究了网络时代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风险放大的完整过程机制,进一步完善了风险放大SARF研究框架,为相关研究做了有益补充。

世界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化及形成机理——基于复杂网络方法

全球价值链分工改变了世界生产范式,促使各国价值流动和贸易关系趋于复杂,对世界贸易网络体系和各国贸易网络地位产生了深刻影响。考察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化规律,探讨其形成机理,对揭示国际贸易网络分布格局,把握全球经贸格局演进趋势,推动新一轮全球经贸规则治理策略意义重大。文章基于UNCTAD-Eora增加值贸易数据,采用复杂网络方法评价了2003—2021年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演变特征,结果表明: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不断扩大、联系日趋紧密和区域化、融合度逐渐加深,已形成以德国、美国和中国为中心和“桥梁”的“多极化”分布格局和联结疏密差异明显但结构相对稳定的五大社团凝聚子群;“一带一路”与非“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地位差距趋于波动收窄。采用TERGM模型进行网络模拟发现,关系偏好连接效应、三元传递闭合效应、各国GDP、制度质量、关税率、贸易便利化水平、共同边界、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和历史殖民关系网络是世界国内增加值贸易网络形成的决定因素,各因素的积极影响不仅在不同区域和阶段有明显差异,而且会随国家贸易网络地位的提升而增强。

区块链辅助的VANET中车辆声誉管理方法

车载自组网是一种以车辆为节点的特殊的移动自组织网络,其节点存在高度移动性。车辆间通过网络交互实现海量的数据共享,以此来提高智能交通系统的运输效率和安全性。然而恶意车辆的存在给车载自组网乃至整个交通运输系统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针对该问题,提出一种改进的三值主观逻辑算法来评估车辆的声誉值,利用声誉阈值识别恶意车辆,利用信任路线搜索算法提高计算准确率。该方法使用区块链技术分布式存储信任数据库,同时保障了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声誉评估算法联合车辆节点的历史周期声誉值、历史交互信息以及交互频率等因素周期化更新车辆声誉值。此外,通过结合深度优先搜索算法更精准地确定车辆间的信任路径,利用六度空间分离理论来解决信任路径过长导致的信息量较低问题,设置声誉阈值过滤信息量较低的信任路径,进一步提高了计算精确度。实验结果表明,相较于传统算法,该算法对于恶意车辆的识别效率有显著提高,在面对群组串通攻击和On-off等攻击时表现出良好的抗攻击性能。

考虑增值服务的网络货运平台定价策略

针对网络货运平台用户粘性较低及交易风险较高的问题,以网络货运平台双边用户为研究对象,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在完全信息水平下构建霍特林模型,考虑交叉网络外部性、增值服务效用系数、增值服务投资成本系数等影响因素,在托运商单归属网络货运平台基础上,分别研究承运商单归属和多归属2种归属条件下网络货运平台对单边用户提供增值服务的定价策略。结果表明:当承运商单归属网络货运平台且增值服务投资成本系数在一定阈值内时,网络货运平台对承运商提供增值服务获得最优利润;反之,网络货运平台对托运商提供增值服务;当承运商多归属网络货运平台且增值服务投资成本系数在一定阈值内时,网络货运平台对托运商提供增值服务获得最优利润。

无人机自组网中基于信任的路由机制

传统无线路由方式不能很好地适应无人机自组网通信链路不稳定、节点能量受限等特点,为此,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信任的路由方案。首先,考虑了节点传输数据包所产生的能耗,对已有的分簇算法进行优化,选择剩余能量超过阈值的节点作为转发候选。其次,引入转发正确率、节点交互频度、探测成功率等信任因子对节点行为进行建模,由簇头节点汇聚所有的信任信息,并利用贝叶斯理论评估节点信任值。最后,在传统按需路由协议基础上,通过节点剩余能量、节点信任值及跳数来计算整体路由成本,并基于路由成本选择转发节点,确保了路由路径上的节点性能及行为可靠。所提方案有效提高了分组投递率及吞吐量,降低了端到端时延与转发能耗。

我国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网络研究

本文通过测算2006—2021年我国省际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利用网络分析方法揭示我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特征,并基于指数随机图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我国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网络呈现典型的“中心–边缘”结构,东部省份对中、西部省份产生虹吸效应,我国数字经济形成了以上海为代表的集聚式发展模式和以广东为代表的内生式发展模式。然而,随着数字资源不断向部分省份聚集,各地区难以自发形成空间关联关系,因此应提高数字经济规模,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人才储备,鼓励技术创新和共享,扩大居民消费,以促进我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的形成,更好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嵌入、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与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

本文基于以自由贸易协定(FTA)网络为载体促成的服务开放,以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切入点,利用世界银行深度贸易协定数据库、世界投入产出表(WIOD2016)数据系统考察和检验了一国FTA网络地位对该国服务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结合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探究了由服务质量差异引致的制造业服务投入结构调整对FTA网络地位综合作用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以一国自身FTA缔约数量、缔约质量和FTA伙伴国的平均缔约数量、质量分别刻画的FTA网络地位,通过服务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重作用渠道显著促进该国服务国内增加值出口。具体表现为生产步长延伸效应、技术提升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但嵌入FTA网络也会因国内外过大的技术差距抑制国内服务业创新,从而不利于服务出口,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同时,一国制造业服务投入质量整体上对FTA网络地位的促进效应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根据效应分解结果分析,这主要是由制造业国内服务投入质量引起的,质量匹配驱动下国内外中间服务产品的再配置,削弱了FTA网络地位在供给端依托国外服务发展国内服务的作用效果。而来自非FTA伙伴的国外服务投入质量呈现正向调节效应。此外,上述调节效应在不同的分类型服务业、分类型制造业及不同国内投入密度的服务部门体现出明显的异质性。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

在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基于2010—2019年3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且主要通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和出口比较优势提升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并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仅显著存在于中度以下老龄化国家和非中心网络地位国家中。中国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推动产业高级化发展,加强培育技术密集型中间品的出口优势,打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环境,更大限度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中的地位。

Van-de-Vusse反应体系的反应器网络综合问题研究

利用目标函数瞬时值研究了Van-de-Vusse反应体系的反应器网络综合问题.通过常用目标函数的瞬时值曲线所对应的面积直观地判断最优反应器网络.以一个案例说明了该反应体系反应器网络综合的具体过程,并将结果和国内外文献进行了比较.从案例研究可以看出,本方法能够得到最优反应器网络,避免了求解大规模的非线形最优化问题,克服了可得区法维数的限制,具有几何直观的特点.

数字经济与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演进

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产生系统性冲击。本文基于ADB‒MRIO2022数据库,应用前沿的有向加权复杂网络分析方法刻画2010—2021年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特征、动态演化趋势和我国制造业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变化,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一国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的区域化属性逐渐增强,其中美洲地区(包括北美洲和南美洲)最为明显,美国正逐步分散贸易风险,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降低其主导的局域网络脆弱性,而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存度过大,不利于以中国为主导的局域网络应对特定性冲击。中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占据中心地位,但在高技术制造业网络中还有进一步上升空间。发展数字经济在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一国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对核心资源的控制能力,占据“织网者”优势,扩大贸易影响力,但仅对处在网络中心与近中心的国家的接近中心性有显著促进作用。新兴经济体要打破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封锁困境,必须提升增加值贸易流量与价值创造能力,实现主要出口对象国相对多元化。本文发现逆全球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具有长期结构性特征,揭示了利用数字经济推动我国制造业从中低端迈向高端,充分释放自身蕴藏的巨大发展空间具有重要性和迫切性。

考虑电能质量的配电网增值服务双层优化模型

大规模分布式光伏接入使得配电网谐波污染严重,而谐波治理效果与网络拓扑结构相关,存在其他就近节点“搭便车”的现象。为改善用户的用电效率和提升配电网的经济效益,提出一种考虑电能质量的配电网增值服务双层优化模型。首先,采用支持向量机算法预测谐波源不同出力情况下负荷节点的谐波电压畸变率。然后,建立了配电网与需求用户的购售电双层优化模型。上层以配电网运营商作为主体,考虑网络拓扑结构对电能质量治理效果和成本的影响,以配电网运营商收益最大为目标,建立谐波电压治理模型,制定不同电能质量等级的电价。下层以对电能质量有需求用户作为主体,根据不同电能质量等级的电价,用户以运行成本最小为目标,建立电能质量选购策略模型。最后采用IEEE14节点算例进行分析验证,结果表明所提模型能够更有针对性地提升电能质量,提高配电网的经济收益,并为用户的差异化用电提供了解决方案。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关联网络结构及其影响因素

数字经济畅通了经济循环,促进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通过测算2006-2019年中国省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利用SNA分析方法对中国省际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发现,中国省际数字经济的空间关联呈现出“中心—边缘”网络结构形态,东部数字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对中西部省份产生“虹吸效应”。数字基础设施、人才储备、技术水平差别大的省份则存在更多的合作空间,经济发展水平较为接近,对外贸易、消费水平更为接近的省份之间更倾向于建立数字经济空间关联关系。此外,中国数字经济仍未真正摆脱地理空间的限制,缩小省份之间的数字鸿沟,发挥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仍是今后数字经济赋能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中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WIOD2016的数据,利用出口增加值核算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中国高技术细分行业(r17,r12,r21)出口网络地位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利用跨国数据实证考察了一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如下:①全球高技术产业出口网络均呈现出“互惠性低、中心势高”的非均衡特征,这不利于全球高技术产业的经贸关系朝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②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制造业(r17)最终产品出口网络中的地位攀升较快,由2000年的“末梢”地位上升到2014年的“绝对核心”地位;③相比r17行业,中国在医药产品/医药制剂业(r12)和船舶/航空航天/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r21)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网络中仍然处于“边缘”与“半边缘”地位;④跨国面板回归显示,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物质资本积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节点国家网络地位的提升,但贸易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促进节点国家在全球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中地位的攀升。

人工神经网络在增值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人工智能算法的问世,衍生出先进的人工神经网络,能实现大规模应用,帮助增值评价建模、数据处理等众多作业。本文将基于增值评价的主要理念,并结合其技术逻辑,进一步研究人工神经网络在增值评价中的应用适配性,并提出基于基本策略以及相关工作流程的人工神经网络应用,以期帮助解决未来在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难题。

城市蔓延、创新网络联通与区域协同发展

城市蔓延是城市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现有研究对城市蔓延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区域内部视角,鲜有文献从城市间相互关联角度分析城市蔓延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效应。该研究阐述了城市蔓延对区域协同发展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创新网络联通的二维传导机制,并综合采用效率增值法、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测算分析了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两两之间(即11556组城市对)的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及整体收敛性,实证检验了城市蔓延对区域协同发展的直接作用机制和创新网络联通的二维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2006—2019年长江经济带整体呈现“龙头与中心城市引领全局、龙腰与毗邻城市局部趋稳”的区域协同发展格局,长江经济带整体、分地区和毗邻城市之间的区域协同发展水平差距均逐渐缩小,存在绝对β收敛,但中心城市之间的区域协同发展水平仍在扩大,不存在绝对β收敛。②城市蔓延对区域协同发展的影响呈现倒“U”型,即当城市蔓延水平达到一定阈值后,将表现出对区域协同发展的抑制效应,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种关系仍然显著存在。③城市蔓延对区际创新要素联系和区际创新分工的影响均呈倒“U”型,并通过影响区际创新要素联系和区际创新分工驱动区域协同发展。

渔业中间品增值贸易网络特征及数字化影响

依据WWZ方法和WIOD数据库,构建渔业中间品增加值贸易网络,并首次运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该网络的演化结构特征,运用QAP的方法研究传统引力模型的影响因素和数字经济投入对渔业增加值贸易网络结构特征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渔业中间品增加值贸易网络中,国家间联系更为紧密,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美国、加拿大处于“织网者”地位,中国虽然属于核心国家,但其仍处于参与者地位;中国与不发达国家的双边影响增强,但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较大,中国对美国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在区域渔业中间品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仍较弱,尤其是在区域内扮演协调人和代理人角色的地位较弱;除原有的引力模型影响因素外,数字经济投入对渔业中间品增加值贸易网络也有正向影响。

贸易成本、第三国效应与增加值贸易网络地位

本文首先构建包含三国情形的贸易网络理论模型,考察贸易成本及第三国效应对贸易网络地位的影响,然后采用2003~2018年全球增加值贸易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各国在全球增加值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少数高、多数低”非匀质分布以及“动态演化、升降并存”格局,其中德国、中国和美国扮演核心国角色;双边贸易成本降低会促进一国贸易网络地位攀升,第三国间贸易成本提升会通过贸易转移形成促进作用,两者的影响在不同区域均存在明显异质性;随着贸易网络地位向高分位点转变,第三国间贸易成本的影响会逐渐由贸易转移转为贸易创造。进一步将贸易成本分解后发现,贸易便利化的边际贡献强于贸易自由化,其中电子商务和制度环境便利化贡献较强。本文既厘清了贸易成本与贸易网络地位间的作用机制,也为提升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地位、促进中国迈向贸易强国提供参考。

车联网络车辆结点路由算法研究

设计一种基于地理位置和结点信任值的车联网络路由算法。路由算法在传输数据时,首先通过信标广播获得目的地结点的地理位置信息和邻居结点的地理位置信息,然后结点根据收集到的地理位置信息调用转发算法进行数据包转发。路由算法使用两种转发策略,贪婪转发策略和修正转发策略,通过实验仿真获得特定情境下路由算法的平均端到端时延和丢包率,分析车辆结点数目和车辆结点最大速度对路由算法性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