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贵士轻庶”到“士人俊发”——苏轼“士人画”观念的思想溯源及审美辨析

魏晋时期的创作理论与画评大多反映上层士族的审美旨趣,在创作观念上注重非技法层面的能力。唐代张彦远将这一源自士族群体的审美观念视为论画标准,将画家身份与作品成就形成对应关系,提出了“贵士轻庶”理论。北宋时期,苏轼接受张彦远“贵士轻庶”的思想,提出了以“士人俊发”思想为核心的“士人画”理论,并且改变了单以门第品画的方式。他是从士大夫群体“重理”与“寄情”两个重要创作原则出发阐述“士人画”的审美内涵,凸显了其画论的逻辑性与客观性,也为“士人画”超越“画工”绘画的格局并最终风格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纠偏”看《周易正义》的经学和哲学价值

在唐代,儒、释、道三家并行于世,"隋唐佛学"固然是该时期思想的突出特征,但在真正经世致用的政治哲学中,中国的传统经学还是处于不可动的主导地位。《周易正义》是《五经正义》之一,在唐代易学史、经学史乃至哲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从总体上看,《周易正义》既"以辅嗣为本",又"以仲尼为宗",从而呈现出融合儒、道两家思想的学术倾向;就易学本身而言,其在注经方式上又表现出象数、义理并重的特点;从本体的角度来考察,则体现出"贵无但不贱有"、"崇本但不息末"的哲学倾向。这种自觉地"纠偏"倾向和兼收并蓄的做法既是唐代大一统文化的缩影,又反过来强化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理念。

儒道释视野中的第三代诗歌的死亡书写

作为一种消融于精神血脉中的文化因子,儒家的"重生轻死"、道家的"厌生乐死"、佛家的"生死轮回"观深深影响着第三代诗人的思想和创作。他们以对死亡的直面、认同,传达着强烈的对生的关注和思考;以对死亡的想象性体验,表达着对生命本质的观照和认识。"死亡"成了他们自我认知与个性传达的言说载体。

皇甫谧不仕缘由考

皇甫谧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其才华出众,名重朝野,一生多次被征召入朝为官均请辞不就。他终生不仕,又能免于因不合作而带来的政治迫害,保全性命于乱世。考察皇甫谧不仕的缘由将有助于我们了解魏晋时期社会名士崇尚"高士"远离政治,倾心养生的个人追求和社会环境。

宋代“崇文抑武”政策下的体育发展研究

古代"文治武功"政策,从向度、维度与深度等方面对体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我国古代史上,"崇文抑武"政策贯穿于宋代始末,它造就了极致的华夏民族文化,对作为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体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崇文抑武"政策下,宋代军事体育实力"形强实弱",宫廷体育与民间休闲体育融合并繁荣发展,女子与文人士大夫体育发展缓慢。对我国当代体育发展的借鉴价值有:重视体育礼仪教育利于治理竞技体育异化,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利于体育市场发展,排斥武学(即学校体育)影响国民体质提升。

论宋代环卫官

宋代环卫官从唐代十六卫官承袭而来,在名称和编制上无太大变化,但由于宋朝历代都遵从"崇文抑武"的"祖宗家法",环卫官的职能范围越来越小,以致两宋以来环卫官多不除人。从现存的宋代史料中可以发现,宋代环卫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在《宋史》的"合班之制"和宋代的官品令中尤其可以发现这些变化。这也反映了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处于从中央集权专制到皇权专制主义的转型期。研究宋代集权的就为角度之一。

从三衙管军地位的下降看宋朝的重文抑武

北宋建立后,宋太祖为防范武将,加强对武将的控制,不断贬抑武将的地位,这种举措也为他以后的皇帝所继承。在宋朝崇文抑武、以文抑武的政策下,宋初“握兵之重”的三衙管军,政治地位不断下降:自宋太祖至真宗时,逐步废除两司、三衙的最高军职;殿前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与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等管军或多或少变为虚衔;管军武阶逐步降低,由宋初的节度使降为防御使、刺史,且三衙管军人员频繁更换;低级管军中的管勾(主管)三衙公事,在宋真宗时逐渐成为最高军职,至南宋建炎时便正式成为管军的正常差遣,并成为南宋主流的差遣名目。三衙管军地位下降的定局,都是宋朝官场文尊武卑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