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植物标本馆馆藏模式标本现状与分析

模式标本是植物分类和命名的依据和凭证,也是植物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的重要基本资料。为提高模式标本的管理水平,促进其充分利用和互惠共享,该文对广西植物标本馆(IBK)馆藏模式标本的种类组成、采集地、采集年代及采集人等方面进行了统计和分析。结果表明:(1)本馆完成信息数字化的模式标本共计4645号,5736份,隶属于170科619属2128种(含种下等级),馆藏模式标本收集的优势科有樟科、苦苣苔科、茜草科、山茶科、兰科、荨麻科、百合科、猕猴桃科、大戟科、柿科和杜鹃花科等,优势属有秋海棠属、蜘蛛抱蛋属、马兜铃属、紫金牛属和冬青属等。(2)模式标本分别采自中国的20个省(区、市)以及其他2个国家,模式标本采集较多的省区有广西(48.19%)、海南(24.14%)和广东(11.63%)。(3)历年模式标本采集高峰期在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模式标本命名高峰期在20世纪80年代,与我国植物分类学的兴起,以及开展《中国植物志》编研等有关,模式标本的橱柜时间(标本采集到命名的时间间隔)平均为21年,橱柜时间最长为82年。该文还对模式标本的馆藏现状及数字化工作进行了讨论和展望。

云南地区维管植物标本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保护生物学意义

以中国数字植物标本馆数据库为源数据,探讨了云南地区维管植物标本密度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保护生物学意义。结果表明,标本密度在各研究单元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非均质性。标本密度较高的区域主要包括昆明周边地区、滇西北地区和南部的西双版纳和文山地区。随着标本密度的增加,由植物标本所代表的物种密度呈明显的线性递增趋势,意味着标本的采集强度的增加,可能有利于发现更多的植物类群。过去有关云南地区植物多样性的研究可能更多地集中在地形复杂、生境多样,尤其是著名山体所在的区域以及南部植被相对原始、热带区系性质明显的区域。对标本采集的空白地区或边缘化地区进行标本采集,更有可能发现新的植物类群。标本采集强度的地理格局可能是影响植物多样性格局认知的重要因素。

广东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维管植物标本的整理与分析

针对车八岭自然保护区标本馆标本信息确实、损坏严重等问题,保护区于2015年11月开展了维管植物标本数字化工作,共整理数字化腊叶标本10 375份,隶属196科662属1 459种。统计结果显示,保护区共有濒危植物(包含极危CR、濒危EN、近危NT、易危VU)27科35属42种(281份标本),特有种87科150属232种(1 723份标本);保护区维管植物标本主要采集于两个时期,分别是1982—1983年和1988—1991年,共获得标本10 323份(99.50%),隶属于196科660属1 451种;标本采集主要集中在6月(占总数的15.38%)、7月(17.00%)、9月(35.37%)和12月(13.44%),而1月(0.09%)、2月(0.13%)、8月(0.12%)和11月(0.33%)采集标本数量均小于维管植物标本总数的1%。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当注重已有的标本采集空缺,重点关注标本采集数量较少的种类,采集较少的季节,将标本采集工作常态化,为植物种质保存和合理开发提供便利。

馆藏维管束植物标本的特征分析——基于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所藏腊叶标本名录

博物馆收藏的植物标本是陈列展览的基本素材之一,其不仅是记录自然的凭证,而且是研究植物演化与生态环境的宝贵资料。通过整理和统计,分析贵州师范大学博物馆所藏维管束植物的标本特征。结果表明:维管束植物现有1569件,共147科497属777种,其中蕨类植物19科36属46种,裸子植物6科12属14种,被子植物122科449属717种,可见馆藏植物标本具有较高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此外,有花无果的标本较多,而有花有果的标本则较少,这一现象可能与标本的采集季节及植物的自身特性有关。本研究结果可为贵州地区植物多样性分析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也为该馆今后的标本采集和收藏工作提出相应建议。

以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模式产地的维管植物物种模式标本研究

在对有关模式标本资料广泛查询的基础上,统计出以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模式产地的维管植物91种(含种下单位),隶属于47科73属。除1种无采集人信息外,其余90种由31人或团队采集,这些标本保存于国内外21个研究机构。以该地为模式产地的物种中,19种以梵净山命名。原学名中有17个被归并,其中12个学名在种级水平发生了变化,5个学名在种下水平发生了变化。以该地为模式产地的物种中受威胁的共15种,包括极危(CR)1种,濒危(EN)6种,易危(VU)8种。

植物模式标本数据整合新的机遇与挑战

命名模式是分类群名称永久依附的成分,在分类学研究中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复杂的植物采集历史以及对中国植物标本开展研究的单位各异,导致我国植物模式标本零散分布于全球各大标本馆,给分类工作的开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标本数字化的开展为模式标本数据整合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人名和地名标准化以及模式类型确认等方面的挑战。我国于2006年开始对模式标本数据进行收集和整理,迄今已完成国内外20余家标本馆9万余条标本数据的收集。模式考证和模式类型清理是我们下一步亟须开展的工作,同时我们应将地名变更资料、人名考证资料进行整合并建立相应的数据库以推动模式标本数据的标准化。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我们摸清中国模式标本的家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