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臣算法:针对B2C电商物流配送中心的储位优化算法

针对B2C电商配送中心人到货拣选系统中拣选作业时耗过高的问题,在考虑一品多位操作和商品关联度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储位优化算法——封臣算法。基于商品的关联度,商品间的关系首先被抽象成图结构。封臣算法将图中的节点视为单块领土,通过入侵流程确定各领土的封臣与领主,并基于封臣与领主,每个节点被分到至多两个分区中;调整节点个数至所需节点数;以社区为单位,按照贪心分配策略完成储位分配。实验结果表明,在商品种类数增多的情况下,封臣算法生成的储位分配方案相较随机策略优化程度有所提升;迭代400轮下该算法优于遗传算法、模拟退火算法、人工鱼群算法、粒子群算法3.00%、28.76%、22.03%、11.42%,且运行时间仅占到其0.04%~3.85%。

浅析宗藩体制下清政府对琉球态度的转变——以“脱清人”的活动为中心

在近代风云变化的东亚地区,随着西方列强的侵入,清朝与琉球的宗藩关系受到了巨大冲击。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侵略的步伐加快,使琉球深陷危机之中。以向德宏、蔡大鼎为代表的“脱清人”在福州、天津和北京等地开展活动以求清政府的援助。清朝作为琉球的宗主国,却对琉球显示出摇摆不定的态度。在“脱清人”的不断努力下,以“分岛改约”事件为节点,清政府对待琉球的态度出现了由轻视到重视的巨大转变,并以强硬的态度与日本谈判。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华夷秩序完全崩溃,这种以“宗藩体制”为主体的中琉关系最终瓦解。

秩序与人情——论兄弟昭穆异同争论背后的礼学原则变迁

父子异昭穆,这是昭穆之制的基础原则。但是,在君王继位出现兄弟相及的情况下,两任君王的昭穆异同在不同的礼学原则下便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在宗法制下,由于君统与宗统的独立,君王尽臣诸父昆弟,兄弟相及的两任君王以“臣子一例”的原则当定为异昭穆。此时,君统的原则盖过了血缘关系,使得君王昭穆不单纯以父子论。然而,自汉以来,君统的原则不再成为决定君王昭穆的核心内容,父子之伦压倒了君统原则,昭穆顺序完全由血缘决定,于是兄弟相及则主张同昭穆。昭穆之义逐渐局限于父子之别,这也体现了汉代以来人情孝道的伸张。

以茶为媒:宗藩关系下中越和平交往研究(1644-1885)

清朝建立后,以朝贡为载体的中越宗藩关系历时200余年。期间,越南遣使如清,附贡方物,与之相应的是清朝予以封赏,赏赐茶叶等礼品,并不定期遣使越南。朝贡过程中越南与清朝之间贡品与赏赐品的交换,不仅涉及茶叶等礼品的赐予、接受,而且还涉及礼物流动过程中的回报,包括介入其中互相承担的接待、筵宴、政治承认等义务。这样,双方在政治上的宗藩关系得到确认,产生了政治溢出效应,扩展到经济领域,为中越经济贸易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在清代中越宗藩关系中,茶叶已从单纯的物品中超脱出来,由茶之“物”转化为茶之“礼”,成为国家间往来的礼品,具有消解对抗和冲突的聚合作用,使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得以通过和平的手段获取,促进了清代中越之间的和平交往,茶叶因之成为探究宗藩关系下中越和平交往的一个重要视角。

秦法“真-夏”身分秩序与臣邦统属关系——兼析刘敬“和亲”策略中的“风谕以礼节”

三代以来,华夏形成了以婚姻方式缔结与异姓国家政治统属关系的传统。身居西戎的秦人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并在经营巴蜀等臣邦的过程中采取了类似做法,通过塑造“真”与“夏”的身分秩序实现化夷为秦的目标。后来,刘敬也基于此种观念提出和亲匈奴。他十分清楚汉匈在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上的差异,所以格外强调对匈奴“风谕以礼节”,使之树立政治统属关系与宗法等级秩序同构的观念。长时段看,秦法中“真夏”的身分构建与刘敬的和亲政策都源于华夏文化中的“亲亲”“尊尊”意识,又是在新形势下对这一意识的创新性实践。特别是后者不仅在促使匈奴进入华夏天下秩序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成为后世王朝处理边疆问题的新范式。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从捐纳到荐举:三藩之乱中的制科事件与士人心态——兼论己未词科的诏试缘由

顺康之际,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军事勋贵集团处于强势地位,随着三藩之乱的爆发,世乱重武的风气使得边缘心态在士林社会蔓延。为弥补战争带来的巨大财政消耗,清廷在康熙丁巳年为捐纳者增设乡试一场,这种唯“财”是举的选拔方式引发了士林社会的极大不满。郭棻《请选拔贡监生疏》在肯定捐纳供给军需的同时,主张关注绌于无赀者,明确提出选拔博学鸿才,以收士心的建议。继丁巳乡试之后出现的己未词科使一批才大身微的士人脱颖而出,通过颂扬武功、典试地方、参与外事等活动,可以彰显博学鸿儒这一群体在清廷由上到下、由内而外推行文治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丁巳乡试到己未词科,可以看出清廷在统治策略上的不断成熟,生动感知清初士人心态在科举语境下的嬗变轨迹。

唐代军栅考论

栅作为一种军事设施,最早出现在东汉后期的对羌战争中,南北朝时期,逐渐分化出具有固定名称及独立性的军栅,进而演变为一种基层军事建制。唐代的军栅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城栅、行军栅和边地军栅。其中城栅和行军栅属于军事附属设施;边地军栅作为军事建制在唐前期广泛置于边防要地,安史乱后则扩展至内地,中央朝廷在与地方强藩或叛藩接壤的地区亦常有设置,且成为战争中双方争夺的重要目标。

“藩屏之外”:明代宗藩作家群、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

明代宗藩作家与明代历史相始终,规模庞大,足以成群。明代宗藩作家修学好古,勤而不辍,诗文著述多有可观,文集荟萃,绵延不断,深受明清诗文选家认可,争相编选。明代宗藩文学因宗藩作家特殊的身份、地位,可以管窥“藩屏之外”宗藩作家文学生活之迹,反映宗藩作家精神风貌,了解其生存境遇及政治走向,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但其目下研究状况与明代宗藩作家群体、文学成就及其学术意义严重失衡,理应引起学界关注,以期有所改善。

汉代列侯分封的考古学分析

分封列侯是汉代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两汉四百余年,分封的列侯数量众多。随着考古资料尤其是汉代列侯墓葬资料的不断丰富,其所体现的汉代列侯分封的内容也越来越多。考古资料对于不同列侯与侯国、列侯的始封与嗣封及续封方式、列侯的具体种类等皆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汉代列侯及其侯国的发展和变化。虽然考古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局限性,但也为我们从考古学的角度研究汉代列侯分封的有关内容、内涵等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转变、妥协与冲突:洪武时期中安藩属关系变迁研究

洪武时期是中安藩属关系变迁的关键时期,对明清中安藩属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明朝建立后,在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等原则与现实政治中地缘安全等因素的影响下,明朝与安南在转变、妥协与冲突的交替过程中,呈现出了洪武时期“字小事大”等基本内涵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

明朝早期对安南与占城冲突调停的过程及原因考察

从洪武至正统的八十余年间,明朝在藩属体系原则下对安南、占城之间的冲突展开调停,过程中经历由德治安抚到务实收缩的转变。明廷在经历洪武时期怀柔安抚、永乐时期征战安南和占城背弃后,从宣德年间开始,处理双方冲突的态度逐渐从“事大字小”转向“各止其所”。随后,安、占两国在奉明朝正朔一途上,也由勤勉逐渐转向敷衍。归根结底,明代早期的周边邦交关系建立在国家实力强大、保境固边需要及儒家文化认同之上。随着安、占之间的冲突逐渐背离明廷的初衷,以及明廷自身国力衰退和防御重心的转移,彰显仁德的理想化调停政策变得难以维持。统治者和越来越多的士大夫阶层开始主张以“各止其所”的务实态度处理安、占矛盾。此后,明朝对周边邦交进行收缩,安南逐步建立起自己的“小天朝”,占城则在历史上逐渐消亡。

《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的“九国”辨析

九国,指汉高祖末年的刘氏九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列举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九国。长沙国,属异姓王,实际同姓王只有八国。《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正文高祖十二年栏,记载楚、齐、吴、淮南、燕、赵、梁、淮阳、代、长沙十国,除去吴氏长沙国,是为刘氏九国,可知序文遗漏了淮阳国。《汉书·诸侯王表》序文承讹袭谬仍然遗漏淮阳国,正文亦未为淮阳国立专栏,掩盖了淮阳国。据上述可知,《史记》《汉书》诸侯王表序均应补淮阳,以符刘氏九国之数。

越南汉文小说使华故事的情节类型研究

使华故事是越南古代汉文小说的重要题材,也是越南使华文学的组成部分,反映了越南民间在对华邦交上的集体想象。“急智斗胜”“骋才登科”“羁留迫害”是使华故事的三种主要情节类型,以程式化的方式对东亚邦交场域、中越邦交关系做出文学形塑和文化反馈,显示出对华心态上自我优越感与屈辱感的复杂交织、受仰慕的与受迫害的自我形象的矛盾叠加。使华情节类型受到民间文学的孕育,存在衍生与置换形态,但牢固的中越宗藩关系促成了情节类型的稳定。

藩属体系视阈下的清代中越关系

受传统“天下观”“夷夏观”“服事观”影响,清代中越藩属关系在政治上讲求以“字小事大”为核心的差序格局,具有重“礼”不重“驭”的特征;经济上讲求以“厚往薄来”为准则的朝贡贸易,具有重“义”不重“利”的特征;文化上讲求以“德化四夷”为目标的文化辐射,具有重“文”不重“武”的特征;军事上讲求以“不治夷狄”为追求的军事威慑,具有重“统”不重“治”的特征。到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全球扩张,中越传统藩属关系在与西方列强主导的条约体系的交锋中逐渐瓦解,中越分别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走上了寻求民族独立、构建近现代主权国家的道路。中越边界由传统的习惯线向近现代主权国家边界线转变,中越关系也从传统的藩属关系向近现代国家间关系演变。

靖藩制度影响下明代桂林山水园林营建特征及规律研究

明代靖藩制度是桂林发展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政治制度,山水园林受其影响而呈现出显著的营建特点并形成多元类型的园林体系。当前研究囿于王府园林类型的探讨,对该时期山水园林的多样性与规律性认知尚显不足。采用“信息采集-特征归纳-叠合分析-提炼规律”的思路与方法,通过古文献信息采集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从整体上探究了明代桂林王府园林、衙署园林、公共园林、寺庙园林等多种园林的营建主体、建设目标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山水园林依托城市形胜区域的基址选择、锚合城市山水秩序的空间布局、融糅出世入世思想的意境表达等营建规律,旨在为桂林山水城市的“城中之园,园中之城”理想风景营建带来启示。

权力话语视角下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研究——以中法战争前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为例

中法战争前,法国殖民者向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发出了挑战。为了便于交涉,晚清政府尝试运用国际法来论证中越宗藩关系的合法性,这反而使清廷陷入有理难辩的话语困境。文章结合权力话语理论,从话语霸权和主体认同两个方面来分析晚清政府的国际话语权困境及其原因。

和亲视角下唐朝与回纥藩臣关系的变化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逐渐衰微。为了平定叛乱或安定边疆,唐朝先后与回纥进行了七次和亲。不同时期的和亲,体现了唐朝与回纥藩臣关系的变化。唐肃宗至唐代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多以“献礼”、“报答”的身份嫁入回纥,以获得回纥兵力的支持,藩臣关系逐渐弱化。唐德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以稳边的身份嫁入回纥,以加强双方的政治联系,藩臣关系得到强化。唐宪宗至唐武宗统治时期,和亲公主以“安边”的身份嫁入回纥,以稳定边疆,回纥溃散后,藩臣关系逐渐松懈。

从清修《四裔考》看乾隆时期清廷的世界秩序观

“四裔”是古代中国对周边族群或国家的笼统的称呼,在今天看来自然已不恰当,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一称呼体现出中原地区的族群看待周边族群时常有的以自我为地理中心和文明中心的态度。这种世界秩序观对史书纂修有重要影响。乾隆朝官修《清通考·四裔考》所记包括有朝贡义务的属国和西洋互市国两类,对属国的书写凸显出清方作为宗主国的优待,以图巩固臣属关系,同时将远西各国来华求互市也描述为“输诚称贡”。《四裔考》对这两类国家的书写共同体现出清廷对中原传统世界秩序观的坚持,这种态度延缓了清廷对当时日新月异的新世界及世界关系的真正了解。

从“兴灭继绝”到“郡县其地”——论明太宗安南政策的连续性

永乐初,明太宗册封胡汉苍为安南国王,双方藩属关系得以维系。但此过程中,安南不断侵扰边地、攻占明朝其他藩属国,违背了明朝所主导的藩属体系下“字小事大”“保藩固圉”等原则及交邻政策,最终以陈天平事件为导火索,明太宗则决定以“兴灭继绝”的方式重立陈氏。胡汉苍截杀陈天平后,明太宗派兵征讨安南,并“郡县其地”,将其直接纳入明朝的统治范围。无论“兴灭继绝”还是“郡县其地”,都体现了明太宗对安南政策的连续性,以及藩属体系演进过程中原则性与灵活性相融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