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通俗文学中医者形象的文化阐释

明清医者形象及其涉医题材,具有通俗性。有病求医、行医救人是寻常百姓日常生活中最为关注的。明清小说医者形象与元杂剧医者形象比较,母题共通,叙事构成在母题史流程上前后互补。医者成为元杂剧到明清文言小说描写的共同人物,以模式化、类型化手法引起受众兴趣。比起杂剧,文言小说写医者形象,虽娱乐性程度、风格情调不同,但创作动机、采取叙事干预的意图颇为类似。通俗文学母题的模式化、复制重组性质在医者叙事中表现突出。明清小说总试图在旧有题材中引人入胜,描述更简洁,思想容量更大,叙事干预体现得较为隐蔽。

论明清时期小说传播的基本特征

从明代嘉靖到清代中叶不仅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盛期,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转折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众多的民间书坊,并成为小说的重要传播者。传播模式由人际传播的讲说转为以印刷物为主的大众传播,传播的途径从借阅、传抄逐渐转为商品流通,各种形式的版本层现迭出。传播接受者由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各个社会阶层的人群组成,尤其是出现了一批特殊的接受者即评点家,促进了小说的广泛传播。从传播效果来看,既有文学的传播接受如创作续书、改编戏曲等,也有应用的接受和海外的传播。统治者虽不断下令对小说加以禁毁,但无法阻止住小说传播的强劲势头。所有这一切,都使明清时期的小说传播呈现出许多新特点。

略论明清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观

明清时期,作为文学的两大种类,小说、戏剧的文学教育功能日益为人们所看重。然而,由于文学教育观之不同,明清时期的小说、戏剧作家的创作目的明显不同;小说、戏剧评论者的创作评价也大相径庭,旨趣迥异。对此,我们应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以作出科学的评价。

明清小说作者的民俗观与江苏民间制度文化

明清小说的作者凭借对于民俗的敏感度关注、认可并记录和描述江苏民间制度文化,其民俗心理、民俗意识乃至民俗观,是他们在作品中描述民间制度文化内容的必要前提。作品也描述了江苏民间制度有许多先天不足。作品对于民间制度的态度完全根据反映作者创作倾向的需要而定,民俗观与民间制度文化内容褒贬的价值取向相一致。中国历来重视道德规劝和教化,同时还十分重视自律性约束,在这一点上,民间制度与国家制度保持一致,而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为国家制度拾遗补缺。

明清小说叙事与狂欢化

用巴赫金的狂欢诗学来审视明清时期的小说,明代由于哲学领域中心学平民化和通俗化的影响,小说叙事的狂欢化是这一时期文学作品的基本品格。从分析《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几部作品入手,揭示了文学狂欢化的演进过程。明清小说叙事渐渐摆脱历史理性的约束,通过作家思维的狂欢化、小说体裁的狂欢、作品世界的狂欢,把小说叙事推向了古典文学的巅峰。借助狂欢化诗学,找到了另一个重新审视明清小说叙事的独特视角。

论明清小说创作中的文本通俗化策略

为便于小说的传播与接受,明清小说家自觉采取多种方式来实现小说文本的通俗化。缘于特定创作目的或时代背景,为适应特定读者群的阅读水平,小说家们多将浅近的白话作为首选语体。为迎合特定方言区的读者,一些小说家还创作了更为"适俗"的方言小说。为将文本进一步通俗化,许多小说家在叙事过程中采用了具有导读功能的随文注疏或评点。而传奇小说作家不仅有意使其小说外在形态向通俗话本靠拢,更将世俗审美趣味融注于小说文本。

异域想象与文人观念:论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胡僧形象的色情化

作为一个色情符号,晚明清初通俗小说中被色情化的胡僧与黑面、春药、房中术有着固定的联想关系。胡僧的身份定位非常模糊,其体貌描写和情节模式高度类型化。胡僧色情描写所涉及的密教及道教内容经常被混淆为房中秘戏。小说对胡僧色情形象的符号化建构,与藏传密教的内传并无直接的联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文人异域想象的结果。胡僧色情形象所折射出来的是文人对外来宗教人士的警惕和被儒家文化所压抑的欲望。

明清时事小说虚构新论

明清时事小说在崇尚实录的同时,并不排斥虚构。虚构的大量使用,固然是由于小说文体本身的特殊要求,但最主要的影响来自下层作者的艺术需要、文学观念、文化心理,乃至市场关注。在明亡清兴背景下,时人文学观念、文化心理产生了巨大变迁,进而对时事小说虚构艺术产生了特殊影响。时事小说虚构也许不符合时事真实,却符合艺术、思想的真实。

明清言情小说中的湖州方言语法

湖州方言在语法上颇具特色,具体表现为一些特殊的句式、语序、时体表达法及虚词的某些特殊用法。明清时期的言情小说中有许多跟现代湖州方言相同的语法现象,全文主要据此来讨论湖州方言在语法方面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

明清性爱小说:中国性爱文学成熟的标志

明清性爱小说与整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精神状况具有显在的同谋关系。首先,明清性爱小说的创作语境是晚明的人文主义启蒙思潮,人文启蒙思潮在促进社会性爱观的近代化转向的同时也导致审美情趣上主"情"反"理"的重大转向;其次是当时性爱文化的"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并存互补,反映在小说中就变奏出一方面以"情"胜于"理",另一方面又以"礼"节"情"的叙事作品;三是随着物质和经济条件的繁荣和发展,人们开始将世俗欲望合法化,性爱叙事自然成为小说创作的诉求形式。明清性爱小说代表作品主要是以《红楼梦》为主的"至情"类作品和以《金瓶梅》为代表的"艳情"或"任性"类作品。它们既代表了古代叙事文学创作的最高水准又是中国性爱文学的经典作品。

明清艳情小说的原型结构

以原型结构为视角和切入点,深入发掘明清艳情小说中常见的遇仙遇艳、性器崇拜、自阉自残等原型意象生成的深层原因和现实基础,具有十分深刻的理论意义。

善恶妍媸堪相较——明清五大古典小说中真假人物形象分析

真假人物关系模式是中国古代小说常见的人物塑造模式,明清古典小说中的真假人物塑造经历了由性格外部对照方式到性格内部对照的转变。文章以《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及《儒林外史》五大古典名著为研究对象,分析作者设置与描写真假人物形象的用意,探讨其所代表的不同的道德评判及价值观念,进而探究真假人物关系模式在古代小说中的意义。

明清白话小说“墙上题诗”叙述的表现形式及其内涵

明清白话小说中存在大量的"墙上题诗"叙述,作为"动态"的"墙上题诗"叙述与小说文本产生互动,生发出多向度意义。明清白话小说"墙上题诗"叙述通过塑造人物与结构故事映现出的并非只是文学意义上的价值,同时也体现出当时小说作者与读者对"墙上题诗"的阅读好尚与审美价值取向等内涵。对"墙上题诗"叙述的关注,并非遮蔽"题壁诗"而是把其纳入小说叙述进行综观。这不仅有助于对作为叙事文学的明清白话小说的解读,且可作为"题壁诗"创作的生动案例,对推进其研究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关于明清小说中死亡描写的宗教解读

明清小说中描述的死亡现象,常常具有宗教的意义。如《三国演义》里的关羽之死、《水浒传》里的鲁智深之死、《红楼梦》里的贾瑞之死,都包含着某种佛家或道教文化观念,体现出古人对死亡问题的认识和态度。

论明清小说与传统武术的互动关系

明清小说中具有大量关于传统武术的描写,其不仅是作品表现的内容,而且成为文学表现的手段,被赋予独到的艺术功能,构成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概而言之,不仅能够借以展开矛盾冲突,推动情节发展,并能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还能展现社会风尚,创造典型环境。而明清小说对于武术在社会上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拳派器械的丰富发展也起到了独特的催发作用。

明清小说与泰山文化

齐鲁是中国古代小说之乡,明清小说名著大都为山东人写或写山东事,而尤以与泰山文化关联最多。《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绿野仙踪》等五大小说名著,其作者或为泰安人,或隐以泰山为背景,或明确写在泰安发生的故事等,多取自于泰山文化,可称之谓"泰山小说"。"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泰山相得益彰,而泰山更需要"泰山小说"携程。"泰山小说"是泰山文化研究和旅游开发的重大课题,有关方面应予以重视。

《汉语大词典》补正八则

文章运用排比归纳、文献与方言互证等方法 ,讨论“风快”、“海骂”、“明公正气“、“飘飘拽拽”、“小马”、“土公”、“辞路”、“年嫂”等几个见于明清白话小说的词语 ,补正《汉语大词典》等辞书词条 (含义项 )漏收、书证滞后等方面的阙失 ,对大型辞书的编纂和修订有所裨益。

中国古代女性贞节观解读——以明清拟话本小说中的贞节烈女形象为例

明清拟话本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贞节烈女形象,从这些形象,尤其是那些典型形象身上,可以透视出封建时代女性贞节观的性别特点及其对女性思想行为的支配作用。以明清拟话本小说中的贞节烈女形象为例,中国古代女性视角所理解的贞节观体现出了贞节是女人的"本分内事"、守贞具有双向性和贞节重于孝道、实利等特点。

清朝小说中的狐狸形象刍议

狐狸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重要动物形象,特别是封建社会晚期将狐狸故事发展到一个高峰。狐狸展示的多是一种离经叛道、离群索居的行为,这些行为又将影响到故事中的人。而人物的行为是要让作者和读者来思考和批判现实生活。清朝的三部小说,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邦额的《夜谭随录》,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都展示了各种各样的狐狸形象和人狐关系。总体上狐狸是与传统文化和价值观格格不入的。这是作者们想要宣讲的道德——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近代汉语词语札记

明清白话作品中有一些疑难词语,或至今无人作释,或释而未当。今试为诠释明清白话词语十条,如:“虫八蚱”即“蝉的幼虫”;“摩诃萨”为“摩诃萨埵”的省略,即菩萨;“月皿犬工”即“盘工”,一种民间互助的劳动组合形式;“映”即“熄”;“捱步”为“有秩序的行进”,又指“艰难行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