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逻辑与推进策略

推动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有序推进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如期实现的重要支撑和关键环节。新时代背景下,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目标的确立对乡村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我国乡村教育发展还面临着教师队伍建设不完善、学校基础办学条件落后、乡村教育与乡村文化关照不足、乡村教育特色发展不充分等困境。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通过构建乡村教育与乡村振兴互促机制、优先配齐高质量乡村教师队伍、优化乡村教育资源配置、培养乡村儿童的乡土情怀、推进乡村学校特色发展等途径,促进乡村教育振兴与乡村全面振兴互促协同发展。

试析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若干逻辑——以国语运动、白话文运动、方言文学语言为中心

黎锦熙在《国语运动史纲》中有关五四语言文字建构的叙述,是以国语运动为主体的,关注的对象是语音,并将五四时期现代白话文运动局部性地加入对国语运动的历史描绘之中。胡适高度重视书写问题,以白话"文学"参与国语的建设,即是通过"国语的文学"途径达到创造"文学的国语"的最终目的。胡适表明了五四时期语言文字建构的整体逻辑,即以现代白话书写语言创造出现代民族国家共同语。五四中人对于方言、方言文学的见解,体现的是国语和国语文学寻求外在资源的问题。五四时期的语言文字建构逻辑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语言发展的基本道路,之后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有局部的变化与话语言说方式的改变,但不可能出现整体性的颠覆,直至我们今天仍是如此。

现代白话叙事的语义逻辑和生命场域

“现代白话语言/生命场域/时间”三位一体,在现代主体的反思观照中形成意涵丰富的纲领句式,并作为叙事逻辑框架统率整个叙述,构成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特质。现代白话常常融入欧化的、能包容复杂意涵的句式;在时间的断裂中,中国现代叙事主体入新出旧;叙述对象兼处现代时间断裂中的不同生命场域———理想与经典的现代白话叙事正是对这三者的整合。

新诗的语言建设——兼论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诗创作

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新诗创作普遍存在着散文化与口语化的误区,为此应注重新诗的语言建设。规范新诗的语言,注重新诗的“诗性要求”,使其新诗朝着“明朗的语言、象征的手法、中国的内涵”的方向发展。

论清末民初报章政论文的演变及其现代意义——以王韬、梁启超、章士钊为中心

清末报纸的出现,使当时的政论文为之一变。先是出现了王韬的报章政论文,其以说理为主,间杂抒情。其说理方式往往据事言理,或直抒胸臆。梁启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借用日本词汇、语法对之进行改造,从而创造了一种"笔锋常带感情"的"新文体"。在说理方式上,梁启超一方面继承了王韬的据事言理及直抒胸臆,另一方面又运用类比推理,结合比喻、排比、夸张等修辞手段,并采取偏激的言说方式,使得抒情性成为其报章政论文的突出特征。民国初年前后,由于历史文化语境的变化,报章政论文整体由以情动人转向朴实说理。在此潮流中,章士钊将西方逻辑学运用于报章政论文的写作中,并借用英语语法对古文进行改造,创造出逻辑严密、层次谨严的"逻辑文"。随着纯文学观念的引入,白话文的兴起,文言体报章政论文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们在语言、文法、思想、政治意识等方面对现代白话文产生过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内生动力的重建:新乡土逻辑下的参与式乡村营造

分析了当前乡村营造中主体错位的问题,通过对传统和现代乡土逻辑及其自组织规则体系构成的分析来理解当代乡土演化的逻辑,进一步回顾了乡村建设和社区参与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探讨如何通过乡村营造设计来介入乡土演化,促进乡土内生动力复兴和可持续发展。

以文补白——当代中国学术本土话语重新出场的一种可能选择

从话语的层面深度挖掘中国学术本土资源,彰显其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无疑是从文化底层逻辑重绘中国学术地图的奠基之举,极富前瞻性。回归中国学术传统,建构本土话语体系,一种可能的选择就是文言文的重新出场。随着时代的发展,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成为当今学术表达的正宗文体,文言文想完全恢复到当年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完全不可能的。但若能“以文补白”,充分发挥文言文在当代学术重建中的“补白”作用,实现文言与白话并行不悖,共臻于极致,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大有助益的。这是因为:第一,文言文是中华文化之根,以文言文写就的历代典籍是中国至为重要的本土话语与学术资源;第二,以文补白,正确处理好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重建绕不开的话题;第三,当代文言文的重新出场,是找回文化自信,重建对域外民族文化优势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