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民间文学及其成就

在新文化运动期间,顾颉刚在《古史辨》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诗经》渊源的崭新阐释。此外,他又对一系列民间文学进行了挖掘与整理,此中对孟姜女故事与《山歌》《吴歌》等歌谣选本的发现及出版,乃一宏大的拓荒工作。以上材料,既充实了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内涵,亦为白话文学理念找到了坚实的依据,并为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作出具体论证。顾颉刚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上的角色及贡献,实有重估的必要。

论谭正璧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范式

谭正璧对宋元话本小说的篇数、存佚、内容等进行了考证,对《清平山堂话本》和“三言两拍”中哪些属于宋元话本小说进行了辨别。他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既重视小说的本事和源流,又重视小说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借鉴和影响。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充分吸收了当时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谭正璧学术成就的取得,既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学术思潮有关,更与其自强不息的生活态度、勤奋认真的工作精神有关。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一系列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新诗发生期当属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敷演:宋元小说家话本编创方式考论

宋元小说家话本的产生与写定大多有其本事出处和"据事"之源流,其中,敷演是其编创的重要手法之一,其主要方式为:揉合蹊跷古怪的耳目外怪怪奇奇之事以动人,精心铺排、布陈人物情节,使用征引诗词、使砌、转换视角、人物市井化等叙述技巧。宋元话本敷演的方法的运用,开创了话本小说的创作风气,直接影响了明末拟话本小说编创方式的选择。

文学苏白的“地域神味”--论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汉语诗学

《海上花列传》中的人物语言显示,造成苏州土白“软性”的因素有:表达否定因素的“不”的声音被压缩,叠词灵活多样,声调多而且运用大量的语气词,日常生活表达的雅化等。这种苏州土白塑造了个性不同的人物形象。《海上花列传》的语言整体而言有如下特征:叙事京语的冷静刚硬与人物苏白的柔和软绵相得益彰;吸收新的时间标记方式和器物新名词,显示了新的语言因素。如果从文学语言的转型角度看,《海上花列传》确实可以作为吴语文学的杰作,但不能以此断定它是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标志之作。

“西调”题材研究论

研究文学作品的"内容"、"题材"、"主题",必须明确各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将它们的相关称谓规范化,"题材"研究是基础、中心与重点。研究"俗曲"的"题材",应该以整体"俗曲"为考察对象,兼用"题材分类法"、"数量统计法"、"分析归纳法"与"典型例证法"等。用这种思路与方法指导"西调"的"题材"研究,能够推演出比较可靠的结论:"西调""题材"以展现清代前期闺中思妇聚少离多、日思夜想的悲剧性爱情生活为主体,以展现失意文人悠闲自在、纵情声色的荒谬性言谈举止为从体,以展现上层市民游园聚会、昼饮夜唱的享乐性世俗活动为补充。

论词曲体译法的适用性

英诗风格的多样性、读者的多层次性和审美标准的多元化意味着任何一种体式都不可能包打天下。因此,在白话体译诗的一统天下里,词曲体也应有一席之地。基于这种思想,通过英汉抒情诗对比分析。指出了白话体译法的局限性、词曲体译法的适用范围和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城市经济与市民文化影响下的宋元话本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至宋元,出现了重要的转折,即以文言小说为主转变为以白话小说为主。这一转折对小说在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根本上讲,促成这一转折的原因乃是城市经济的繁荣与市民阶层的壮大。标志着这一转折期的作品是宋元话本小说,它的产生、发展与城市经济密切相关,它的思想内容、故事情节、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技巧无不带有市民文化的印记。因此,研究宋元话本与城市经济、市民文化的关系,对于深入掌握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词曲体译法的适用性

英诗风格的多样性、读者的多层次性和审美标准的多元化,意味着任何一种翻译体式都不可能具有通适性。因此,在以白话体译诗为主流的翻译中,词曲体也应有一席之地,只是在选用词曲体时应考虑译诗的审美效果和受众的经验视野。

从音韵现象看桂北平话和湘南、粤北土话的形成

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考察桂北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一致性的音韵特点,并探讨这些相同点的形成原因及其时间,最后指出:桂北平话、湘南土话和粤北土话是不同时期汉族移民历史沉淀以及同当地土著民族互相影响的结果,至宋代已经基本形成。

史料搜集与中外文学观念碰撞下的文学史建构——论郑振铎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

郑振铎对于宋代“小说”话本的篇目进行了梳理,认为现存的宋代“小说”话本有三十余篇;他最早对《京本通俗小说》的真伪提出了质疑,认为该书的结集可能在明代中叶,但是其作品是宋代的。对于元代刊印的《全相平话五种》,他也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郑振铎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体现出史料搜集与文学史建构的统一。他的文学史建构,重视外来文化与民间文化对于文学的影响,重视插图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善于以诗化的语言描述作品的艺术风格。郑振铎的学术研究,体现出广博与专精的统一;他一生往来于京、沪两大文化中心,沟通了京沪两地的学术,团结了京沪两地的学者。

论莎士比亚悲剧中的歌谣和卞之琳的诗译

音乐(歌谣)是不同于悲剧的另一种艺术,莎士比亚对音乐表现出明显的偏爱,其戏剧中有数量丰富的歌谣。莎士比亚往往利用歌谣增益他的戏剧表达,革新了伊丽莎白时代的悲剧表达。卞之琳采用白话诗体翻译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探索,悲剧歌谣的诗译至今仍需尝试和探索的艺术领域。

“诗歌”语词使用与20世纪20年代新诗的探索

本文的中心议题，是探讨“诗歌”一词使用背后的意义以及与之有关的新诗发展方向，围绕“诗歌”在新诗产生之初至20世纪20年代的被使用来展开。首先列述“诗歌”一词被使用的情况，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探析使用原因的分歧与共同点。“诗歌”被使用背后的主张是：创作新诗应该即兴而发；以民歌为参考向民歌学习；新诗应入乐歌唱；新诗的即兴而发，可以直陈诗情，获得不同于古典诗歌的新的审美模式；向民歌学习的“民众化”在20世纪20年代没有成功；诗与音乐各有自己的表达方式，诗不必人乐歌唱。最后讨论，新诗音律的实践：胡适倡导“自然的音节”，郭沫若的“内在律”，新月派创新诗格律的努力。

小说作品的整理与小说史料的考证——论胡适宋元话本小说的研究范式

胡适对宋元话本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宋人话本八种序》《〈水浒传〉考证》《〈西游记〉考证》等作品中。胡适考证了《京本通俗小说》各篇作品的成书时代,肯定了宋元话本小说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胡适倡导科学的研究精神和“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研究方法,扩大了白话小说的社会影响。胡适的研究也存在着假设太大胆而求证不够小心、盲信前人观点的缺憾。

宋诗的白话倾向比较探源

宋诗存在着明显的白话倾向。虽然在先唐诗歌中就有白话的情形,但还不够普遍,尚未成为一种倾向。在唐诗中白话渐成趋势,王梵志诗是这方面的代表。从外部比较作考察,汉语诗歌的白话倾向是世界文学尤其是梵语诗歌作用于中国文学的结果。佛经的翻译为一大媒介,宗教的发展促成了诗歌的白话倾向。从内部比较作考察,宋诗的白话倾向还具有深刻的内部原因,这就是道的兴盛,欧阳修道盛文至说为其理论表达。

唐宋元小说意境的发展及其表现

小说至唐,作家的创作意识趋于自觉,其诗性思维亦趋于明确。体现于文言小说的意境创设,主要表现为构设手法渐趋繁复,并且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复线型与圆周放射式表现形式,小说意境质素亦因此而更加浓郁。宋元时期的白话通俗小说,不但以新的语言形式叙事写人,而且以审美思维审视现实生活中的人情事理,使得小说的意境表现趋于拓展。总之,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较,唐宋元时期的小说意境不但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态势,而且为明清小说意境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宋元明白话小说对《补江总白猿传》的因袭与突破

中国古代“猿窃妇人”类故事题材发展至唐代,出现了成熟文本——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其重要价值在于它为后世同一题材的再创作确立了叙事结构及非嘲谑主题。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汲取了它的结构,更新了它的主题与情节,并成为由唐至明演变与接受过程的中介。最终,瞿佑的《申阳洞记》承袭了《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细节描写与语言风格,并在思想观念上加以改造,进而在叙事结构上形成了突破,对“猿窃妇人”题材的丰富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

都市文化视阈中雅俗两种审美倾向的交汇与融合——以宋元话本中的词为例

本文以程毅中先生所辑《宋元小说家话本集》为依据,对现存比较可靠的宋元话本中的词进行分类排比,认为词之入"话(本)",类似于诗歌创作中的"以诗为词",有开拓境界、提升格调之功,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以雅入俗,以雅化俗。雅俗两种文化倾向在话本中的交汇与融合,正显示了包括士大夫在内的都市文化的多元形态,以及市民阶层对雅文化的崇拜与向往。

唐宋时期的经济繁荣与白话语的发展

唐宋时期的经济发展有力推动了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唐朝开明的宗教政策使佛家思想充分传播从而产生众多佛家典籍,城市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俗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群众基础,科举取士制度使文人数量成倍增长为话本写作提供众多执笔者,社会众多因素的变动一同推动白话语的发展进程,从而促成了宋话本小说的成熟与白话文学的始兴盛。

论宋代话本小说与诗词的互动关系

在宋代,诗词与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有宋一代的时代文化风尚,话本小说娱乐功能的选择,诗词本身的怡情娱乐功能等原因共同合力的结果。诗词与话本小说相结合的文学功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小说通过引用诗词,提高了其文体的表现力,使小说更好地适应着社会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诗词因为小说的表现需要而突破了其功能与题材的限制,使诗词的取材视野深入到广袤的社会生活中去,吸收了世俗文化的营养,而变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