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基于中国实践的考察和分析

作为一种舶来品,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实践中发生了流变。由于缺乏全国性的统一规范,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受到司法组织体系地方化、对刑事和解多元价值的不同偏向等因素影响,呈现出以教化为主要功能的专门模式和以补偿被害为主要价值的混合模式。总体上,专门-教化模式属于少年司法范畴,混合-补偿模式则与普通司法无异。进一步考察发现,由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和司法一体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两种模式的运行均处于司法权力控制之下,呈现国家控制的一元化特征。基于同样的结构原因,未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和解制度发展方向应是国家主导模式。

刑事和解制度论纲

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是当今西方刑事和解理论中流行的三种解说,其中恢复正义是刑事和解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在我国刑事司法领域中,并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刑事和解制度。基于刑事和解在被害恢复与加害恢复方面的双重价值,应当对此制度进行合理化的借鉴,构建刑事和解的中国模式。

恢复性司法在中国的发展

在过去的30多年里,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中国,恢复性司法从最初的引入到目前的发展与运用已经有十多年时间。一些高等院校相继成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对恢复性司法理论的研究与宣传。目前中国恢复性司法理论研究已经经过引入介绍期,转向纵深研究发展。司法实务部门利用理论研究成果,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开展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恢复性司法实践。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审查起诉与审判阶段先后开展了一系列恢复性司法试点工作,令人耳目一新。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刑事和解制度。行刑领域中的恢复性司法做法虽然还未进入立法者视野,但一些矫正实务部门探索将恢复性司法理念运用于罪犯矫正实践,成效显著。应当借助《社区矫正法》立法与《监狱法》修改,将恢复性行刑融入立法之中。目前中国的恢复性司法实践尚有许多的困境,其进一步的发展有赖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与人们宽容心态的培养。

犯罪观的“交锋”:“刑事和解”与传统犯罪理论

"刑事和解"的出现显示了对犯罪的另一种理解可能。以传统犯罪理论为背景,以比较分析为基本路径,可以全面展现两种犯罪知识与理念的"交锋"。从宏观角度看,两者对犯罪的不同理解根源于观察路径和方法论立场的重大分歧:传统理论着眼于"远距离观察模式",形成了"国家中心主义"的犯罪观;而和解理论则立基于"近距离观察模式",发展出"被害人中心主义"的犯罪观。在这样的逻辑脉络下,两者在社会危害性理论、刑事法律关系及被害人同意等问题域中,产生出辐射性的对峙与紧张。作为某种反思性的维度,"刑事和解"在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中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为重新估价和改进传统犯罪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

论我国刑事和解的立法化

我国刑事和解立法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为便于司法机关统一适用刑事和解,防止刑事和解的随意性,更好地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和刑法中的适当位置分别就刑事和解的程序规则和实体处理进行规定。

刑事和解:人本主义的对话型和解

缘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刑事和解实践,以恢复性正义为理论基础,对话、商谈而非纠纷解决模式是刑事和解区别于传统和解制度的重要程序特征;实体上,强调以责任、恢复与回归作为其基本内容,关注对被害人心理损害的修复。近年来我国一些司法机关对恢复性司法进行的探索严格说来还称不上是真正的恢复性正义实践,因此,准确领会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程序特征和实体内容,对我国当下急速推进的刑事和解实践进行冷思考,对避免将刑事和解庸俗化,甚至变为一种功利的手段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刑事和解制度考略

刑事和解制度是当今西方国家重要的司法改革措施之一,产生于两个社会背景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影响,即以被害人为导向的刑事保护政策思潮的勃兴和以罪犯为中心的监禁、矫正政策的失败。其源于20世纪60年代,与三个传统有关。在英、法、德等国已存在制度化的刑事和解。刑事和解与社区调解有着显著区别,其程序过程包括案件的提出与受理阶段、和解准备阶段、和解阶段及后续阶段。

藏牧区刑事和解初探——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在藏族牧区犯罪治理过程中,"赔命价"、"赔血价"等民间惯习常与刑事司法相互排斥。实践证明,这一问题并不能简单地通过一方对另一方的取代予以解决。刑事和解是我国正在倡导和试行的一种刑事纠纷解决方式。从牧民对传统调解的信任与依赖、传统刑事司法的"水土不服"以及刑事和解的契机与本土优势等三方面分析,在藏牧区建立刑事和解制度,有助于融通藏族传统调解与司法两种机制,改善刑事纠纷解决的整体效应。

经验与逻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基于对刑事政策实践经验与法理逻辑的考量,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秉持刑法之严,又张驰刑法之宽,其价值体现为预防犯罪、保障人权和惩罚犯罪,定位于宽严并用和宽优于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在要求外化为谦抑与惩戒两种合理向度,由此可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社区矫正以及刑事和解等界域,廓清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进境。

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

在我国建构刑事和解制度具备社会文化条件,也面临一些困难。应当借鉴国外经验,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建立我国的刑事和解制度。

构建和谐社会要重视刑事当事人与相关利益人的关系平衡——倡导以人为本的刑事和解文化

本文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语境下,从刑事和解机制入手,肯定刑事和解重视刑事当事人(被害人和犯罪人)与相关利益人的关系平衡是符合追求和谐社会目标的,进而提出要倡导以人为本的刑事和解文化。同时文章针对倡导刑事和解文化的理论基础与面临的困惑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与探讨。

论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

刑事和解中的刑事责任问题是一个关系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能否顺利发展的基本问题。本文从我国刑事责任的基本理论入手,具体阐明了刑事责任是犯罪的必然后果,刑事和解以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必然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刑事和解可以减轻刑事责任,进而影响到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甚至在一定情况下导致免除处罚的后果。

西方国家刑事和解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刑事和解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产生以来,已形成了平衡、叙说和恢复正义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应注意分清刑事和解与"私了"的本质,明确刑事和解适用范围,设立刑事和解调解委员会并健全国家刑事损害补偿机制。

辩诉交易制度浅析

辩诉交易制度是美国的一项特色制度,是由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相互妥协、协商解决纠纷的一项制度,其有一定的优势也存在缺陷。鉴于我国目前刑事犯罪率居高不下与司法资源短缺的矛盾日益加剧的现状,有必要立足于我国国情,深入分析引入辩诉交易制度的可行性,逐渐克服不利因素,创造有利于推行该制度的条件,使该制度的优越性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得以充分发挥。

和谐的正义——刑事和解本土化探析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解决刑事案件、恢复被破坏社会秩序的崭新的方式,其核心价值就是体现公平正义、效率谦抑,这充分体现了和谐社会的根本内涵。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面临的问题及配套措施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制度建立和适用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在欣喜于找到一项促进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新举措的同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应当尽可能地预见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

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证成与实现

民族地区的刑事法治的差异化作为一种现象在我国一直存在,民族地区的法治在刑法领域的证成具有现实意义。我国具有实行“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我国“民族地区刑事法治”的实现主要依赖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民族地区的刑事习惯法可作为限制入罪的重要参照,并通过刑事和解在量刑上得以实现。

关于构建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思考

作为恢复性司法主要内容的刑事和解制度,近几年已经成为国际刑法学研究和实施的一项主要举措,刑事和解制度有其自身的理论基础,即平衡理论、叙说理论和恢复正义理论,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对此也作了积极的研究和尝试。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必须要根据中国国情和人文环境,本文分析了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的可行性,并就建立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程序设计进行了探讨。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面临的问题及应对措施

公安刑事侦查中和解制度建立和适用的积极意义不容置疑。然而,我们在适用时,必须保持足够的理性,应当尽可能的预见并有针对性地解决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使公安侦查阶段的刑事和解成为我国和谐社会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项积极有效的制度。

比较法视野下解读刑事和解中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

刑事和解制度打破了传统的刑事司法观念,同时在中国本土化的实践过程中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介于我国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承担的法律监督职能,有必要从比较法的角度出发,对刑事和解语境下的检察机关进行恰当的角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