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

欺骗型奸淫中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认定不仅在刑事裁判实践中存在疑难,而且在理论上直接关系到强奸罪中“违背被害人意志”成立与否。基于刑法家长主义的全面无效说极度扩大了处罚范围,而以保护法益为出发点的法益关系错误说在疑难案件中难以自圆其说。为修正传统理论的缺陷,需要以认识错误产生原因及知道规则为第一层次判断标准,再以认识错误是否与法益相关作为第二层次判断标准,最后以同意的任意性作为第三层次判断标准,从而确立一般性的判断方法。欺骗型奸淫能够进一步类型化为身份欺骗型、性行为性质欺骗型、期待利益欺骗型及隐瞒性病欺骗型,并在修正的法益关系错误说指导下分别获得合理的判断与论证。以层次化的被害人同意判断标准为指引,能够合理应对欺骗型奸淫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并推进刑法实现保障人权与保护法益的双重目标。

被害人同意视角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适用限度

被害人同意理论强调了被害人在信息流通中的重要作用,并且能够消解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之间的对立,维持刑法的最后法地位,因此需要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加以适用。但实务中并未完全将被害人同意理论进行贯彻,在被害人同意的具体内容、明确程度和法律效果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被害人同意的主体应当具有风险识别能力是被害人意思自决的当然前提。被害人同意的内容应当是行为人的危害行为而非具体结果,并且弱同意模式应当在信息流通过程中得到承认,以维护个人信息的高效利用。因此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具体适用被害人同意理论时,应当否定信息弱势群体的单独同意以加强法律保护。在同意内容方面,被害人能够预见信息用途的同意即可作为出罪事由。在同意形式方面,行为人在被害人公开范围内获取利用其个人信息的行为,不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轻罪化背景下被害人承诺的效力问题研究

被害人承诺作为出罪事由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然而在其效力问题的研究上还存在着一些争议。利益衡量说有效协调了公民的自我决定权与刑法家长主义之间的关系,在利益衡量说的基础之上,结合刑法效果的类型可将被害人承诺的效力形态分为有效、生效、无效等三种类型。通过借鉴我国刑法犯罪构成要件的四要素,进一步明确有效、无效、生效的被害人承诺成立要件的具体内容,形成逻辑缜密的被害人承诺效力体系,从而实现入罪与出罪的平衡。

自甘风险规则释论及其与相关规则的识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76条将自甘风险规则作为免责事由进行规定,具有重要的裁判价值和规范意义。自甘风险的构成要件在客观方面应属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并且损害源于固有风险的现实化;在主观方面需要受害人知情自愿,且当事人必须具有主体上的适格性。在法律效果上,若受害人自甘风险成立,侵权人可援引此规则进行抗辩,免除自身侵权责任,从而使受害人自行承担损害后果。但自甘风险规则的设定并不意味着降低或者免除活动组织者以及其他活动参与者的注意义务。此外,自甘风险作为新规定,易与受害人同意、过失相抵以及公平原则等相混淆,因其与相关规则之间性质不同,在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受害人对损害结果的了解程度和接受意愿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在适用过程中应注意区分。

被害人承诺语境下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被认为是一项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医疗行为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承担了这一角色,阻断了正当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但专断医疗行为是未履行或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在没有取得患者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治疗行为,该行为不具有适法性。从规范评价的角度专断医疗行为确实为法秩序所认可的正当行为,但从事实层面出发专断医疗行为是医护人员未取得患者同意施加的伤害他人身体的存有故意的行为,专断医疗行为结果的正当、合理并不能够改变其行为性质的非法性。事实上,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被评价过”的规范概念,其内涵是经患者同意的治疗行为,医疗行为与专断医疗行为是相对立的概念。

论过失犯中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的关系

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均隶属于被害人教义学体系,但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存在较大争议。当前的有力见解是将被害人自陷风险理解为被害人同意的特殊类型,并运用同意理论解释自陷风险情形何以排除刑法归责。然而,自陷风险问题难以在同意理论之中“求解”。从同意结果说的角度分析,统合同意与自陷风险的观点扭曲了被害人真实的自我决定,属于“不诚实的拟制”;从同意行为说的角度分析,统合论的见解导致同意的“客观化”,偏离了同意的经典法理。基于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自陷风险在自我决定内容方面的根本差异,有必要将它们区别为两个独立的问题,并在教义学层面为二者配置不同的解释方案。前者沿用经典的同意理论,后者则可适用被害人自我答责原则。

“知情同意”规则视角下侵犯公民个罪路径研究

《个人信息保护法》详细规定了信息处理者从事信息处理活动时所应遵守的“知情同意”规则,对该规则的有效要件进行丰富能使其与刑法中的被害人同意在自决权基础上实现实质契合,成为刑法中出罪事由的有效资源,改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出罪事由短缺的困境。但是“知情同意”规则内在的私权属性,决定着其在成为出罪事由时的有效范围仅局限于信息主体自决权的权属范围之内,并且基于我国犯罪论体系的特点,只有在被害人同意“一元论”的基础上,将该规则引入被害人同意的适用场景,才能发挥其作为出罪事由的功能。

被害人承诺之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成立之刑法基点在于刑法的公法性和谦抑性;被害人承诺之刑法成立条件分为基础性条件和限制性条件;被害人承诺之刑法后果因其有效性的范围不同而异,全部有效成立的被害人承诺,对行为人而言是正当化事由,当然阻却犯罪,而无效承诺中的部分无效的被害人承诺对于定罪与量刑也有着相当的意义。

侵权责任减责免责事由的制度创新与立法完善

减责免责事由是侵权责任归结的重要依据,中国《侵权责任法》对此具有较大的制度创新,体现了公平与正义的立法理念,但是无论在制度层面还是操作层面仍然存在不足。必须立足于中国司法实践并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将减责免责事由纳入侵权责任构成中,增加原则性规定,明晰模糊规定,健全具体类型,加强制度衔接,以真正实现救济受害人权利和维护行为人自由的利益平衡。

论自甘风险在体育侵权案件中的司法适用

在西方国家,自甘风险的司法适用经历了从宽松到严格的一个变化过程,目前,自甘风险主要适用于体育侵权案件。在体育侵权案件中,只有对危险性质、受害人的意思能力、危险发生时间、竞赛规则的重大违反、体育比赛的性质等进行综合考虑,才能在审理体育侵权案件中正确适用自甘风险。同时,还应注意自甘风险与受害人同意等相关概念的区别。

被害人承诺的刑法意义

被害人的承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被害人承诺包括关系人的合意和被害人的同意,其中,关系人的合意是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事由,而被害人的同意则是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则仅指作为刑法中的正当化行为而存在的被害人的同意。由于关系人的合意中并无所谓被害人的存在,因而刑法理论中的被害人承诺,凡未作特别说明,一般专指狭义的被害人的承诺即被害人同意,而法益衡量理论,则为基于被害人承诺的行为的刑事正当性提供了有力的根据和说明。

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的二元适用——由“石景山足球伤害案”引发的思考

对"石景山足球伤害案"法院判决的解读,有"受害人同意说"、"自甘风险说"和"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等同说"三种观点。在生成上,受害人同意与自甘风险不同,前者起源于罗马法,后者是普通法中的规则;在机理上,前者所"同意"的损害是确定的,后者甘冒的风险不确定。在体育侵权的抗辩事由中,应二元适用受害人同意和自甘风险规则,两者各有功用,各司其职。

论体育侵权中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历史起源、域外视野与法理分析

对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规则的暨有研究存在认识误区和弱化趋势。事实上,竞技体育比赛与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关联最早可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从罗马法开始,受害人同意规则在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已经成为了侵权法理论中的一项主要免责事由,有的国家通过成文法明文规定之,亦有国家通过法院判例和学说上的解释论对其予以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法理基础应该是利益扬弃说,在我国法中一般作为非法定免责事由予以适用,且在适用中应注意"同意"的限度和与自甘风险规则的区别。

体育侵权案中如何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

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在法学界特别是体育法学界中还未得到正确的认识和阐明,司法判决中也未直接引为判据。此前,该规则一脉相承地内涵在民法的权利自由原则、意思自治(包括意志自由和责任自负两个方面)原则和诚信原则之中,司法判决认可其效力,现已有述明法条可资引用。所以,深入全面地阐释、探讨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含义、责任构成的特点和相关观点,有利于人们正确处理体育侵权案件,有利于正确审理和判决,有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

股东同意与公司财产的刑法保护——被害人同意理论在公司制度中的运用

被害人同意是具体法益所有人对于他人侵害自己可以支配的权益所表示的允诺。被害人同意须具备相应的有效要件才能发生阻却刑法构成要件或阻却违法性的效力。股东同意基于股东在公司中的法律地位具有被害人同意的属性。公司业务执行人基于股东同意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如果是在被害人同意前提下做出的,其行为的性质可适用被害人同意的一般原理予以评价和判断。股东同意是否是"有效"的被害人同意并进而具有排除刑法构成要件的效力则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被害人同意理论在医事领域刑事违法行为认定中的适用

在现代医患关系中,患者的自主决定权与知情同意权受到重视。在刑法上,患者同意属于被害人同意理论在医疗领域的具体适用。刑法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患者同意,不仅关系到医疗行为是否构成正当的业务行为,而且关系到专断医疗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在刑法上,患者的自主原则可以作为医疗行为的正当化事由;在医学上,患者的自主原则不能取代医生行善原则成为最高的医学准贝1则。明确违反了损害原则、父权主义保护规范和公法强制规范的患者同意在原则上无效;在无法取得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治疗、紧急治疗和专断治疗等保护了患者最大利益的治疗行为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在非法行医案件中,即使行为人在非法行医时得到了患者同意,也不能阻却其犯罪的成立。

诈骗罪处分意识的问题研究

处分行为是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关键环节,而处分意识的有无以及内容决定了处分行为的边界。处分意识实质相当于有瑕疵的被害人同意,是盗窃罪与诈骗罪不法程度高低的基础。因为两罪不法类型与程度的不同,并根据我国的刑法规定,在我国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处分意识的内容应当根据被害人同意原理构建的双层次处分意识说的理论模型予以确定。第一层次是对特定财产的认识,强调对财产静态的认识;第二层次是特定财产移转或增减的认识,强调对财产动态的认识。财产性利益的增减必须具有能够等视为财物转移的具体性与确实性。同时,应当适度扩充利益盗窃的范畴,以弥补在坚持处分意识必要说时可能造成的处罚漏洞。

对体育侵权中受害人同意规则的再认识——与艾湘南老师商榷

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7条是有关受害人故意的规定,它与受害人同意规则在立法目的、适用对象和适用范围上都殊为不同。故而,体育侵权中的受害人同意规则并不能适用该条规定,它与自甘风险规则一道在我国侵权法上属于"非法定免责事由"。无论在体育法学的学理研究还是在相关体育侵权案件的司法适用中,受害人同意规则已经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诸如《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之类的行政规章中,它也得到了部分承认。适用受害人同意规则并不意味着要排除自甘风险规则,两者是我国体育侵权责任中最主要的两种抗辩事由。

被害人自治视阈下的承诺有效性——兼论三角关系中的判断

根据个人自治的法益概念,被害人承诺体现着被害人对自身法益进行支配和使用的自由,故行为人依承诺而实施之行为不具有法益侵害性,不构成犯罪。与此相应,只有当相应承诺确属被害人自治和自主决定的结果时,才能认定其有效。有效的承诺以被害人具有相应的自治能力且其承诺没有超出自身的自治范畴为前提,但并不要求被害人将内心意愿表达于外。若被害人的承诺虽然存在意思瑕疵,却仍然是其意思自治的结果,则其承诺有效;相反,若他人引起的意思瑕疵构成了对被害人自主决定和意思自治的妨碍,则相应承诺并非被害人真实意思的体现,故而无效。在三角关系中认定被害人承诺的有效性时,同样应当坚持被害人自治的考察标准。

被害人承诺在中国刑法中的地位分析

被害人承诺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中通常作为损害行为的违法阻却事由之一,它因法益的欠缺而使其获得了存在的根据。近年来,将被害人承诺的效力从阻却违法层次提前到阻却构成要件该当层次的"一元论"在大陆法系国家盛行。从中国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构成和刑法分则三个角度考察,被害人承诺在中国刑法中难以找到存在的根据。对此,应当在体系性评价的基础上,改良或变革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