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承诺语境下专断医疗行为的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被认为是一项超法规违法阻却事由,在医疗行为中患者的知情同意承担了这一角色,阻断了正当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但专断医疗行为是未履行或未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在没有取得患者有效同意的情况下实施的治疗行为,该行为不具有适法性。从规范评价的角度专断医疗行为确实为法秩序所认可的正当行为,但从事实层面出发专断医疗行为是医护人员未取得患者同意施加的伤害他人身体的存有故意的行为,专断医疗行为结果的正当、合理并不能够改变其行为性质的非法性。事实上,医疗行为本身是一个“被评价过”的规范概念,其内涵是经患者同意的治疗行为,医疗行为与专断医疗行为是相对立的概念。

儿童受欺凌与情绪问题的关系:希望与宽恕的调节作用

为了考察儿童受欺凌与情绪问题之间的关系,以及希望和宽恕在其中的调节作用,采用Olweus欺凌/受欺凌问卷、儿童希望量表、Heartland宽恕倾向量表、儿童社交焦虑量表、简版儿童青少年抑郁量表对727名小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1)儿童受欺凌显著正向预测情绪问题,受欺凌水平越高,产生焦虑、抑郁的风险越高;(2)希望和宽恕在儿童受欺凌与两种情绪问题的关系中均发挥调节作用,表现为在高希望或高宽恕水平下,受欺凌对儿童焦虑、抑郁的预测作用显著减弱;(3)希望与宽恕对儿童受欺凌后产生的情绪问题的保护作用遵循“独立模式”,即二者单独发挥对焦虑、抑郁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为如何促进儿童在遭受欺凌后的情绪健康和社会心理适应提供了科学依据。

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西方有责任分担说和谴责性降低说两种学说。责任分担说从分析造成客观危害的原因入手,引出了被害人过错应当分担部分责任的结论;谴责性降低说着眼于加害人的主观面,提出了被害人过错会导致加害人应受谴责性降低的观点。两种学说均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并存在缺陷。主客观相统一是现代刑法的主轴,只有既重视主观又强调客观才能完整地说明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被害人宽恕与量刑

传统的司法观念将追究犯罪单纯看作国家的职能,因此容易忽视被害人事后宽恕情节对量刑的影响。司法实践中虽然也有将被害人宽恕当作量刑情节的案例,但是却很少有人对此作出详细论述。从量刑的根据、被害人宽恕作为量刑情节的理论支撑和具备的优秀实践价值出发,全面列举了被害人宽恕应该成为一个酌定的量刑情节的理由。

量刑中的被害人因素论析

犯罪人因素一直在刑罚裁量中受到极大重视,而被害人因素处于被忽视状态。作为一个关键性的司法环节,刑罚裁量应当考虑被害人因素,这既有理论根据,又有法律依据。量刑过程应当考虑的被害人因素主要有:被害人的过错、被害人的承诺和被害人的谅解,它们在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影响刑罚裁量。

论附民赔偿影响量刑之正当性——和谐司法视角下的被害人谅解制度

被害人谅解制度在实体和程序理论上有其依托。承认被害人的法益是其谅解得以影响量刑的根本。被害人谅解制度也呼应了恢复性司法的浪潮,有助于修复和维持和谐的社会关系,弥补犯罪行为给各方带来的损害;并由于其行使的自由性、主动性和作用的有限性,利于被害人得到足额的物质赔偿或补偿,削弱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及其重返社会的障碍。

事实与规范之间的被害人过错

事实层面上犯罪人与被害人处于互动关系之中,规范层面上被害人过错影响着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承担。只有将被害人过错规定为法定量刑情节才能更好地完善刑法理论、维护司法公正,并以此为杠杆影响互动双方当事人的行为策略。

论被害人谅解

被害人谅解,是适格主体在法律规定的可支配权益范围内于适宜时间内所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具有影响定罪量刑的刑法效果。在影响定罪方面,被害人谅解可在实体意义和程序意义上阻却犯罪成立;被害人谅解在不能阻却犯罪成立时,亦有可能成为对被告人作出从宽处罚的理由。被害人谅解契合刑法的不得已原则,有利于维护被害人权益和促进犯罪人重返社会,将其法定化是当下刑法学界刻不容缓的要务。

论配偶暴力中受虐妇女杀夫案的量刑

因不堪忍受配偶暴力而杀害施暴人是大部分女性犯罪的原因。根据调查,对受虐杀夫妇女基本上适用故意杀人罪的第一法定刑幅度,学者普遍认为量刑过重并提出各种解决建议。在促进立法的同时,我们更应重视科学量刑,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考虑被害人过错、犯罪动机和被害人家属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对受虐杀夫妇女从宽量刑。

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条件新探

《刑法修正案(九)》对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条件的改造,并未改变原立法用语过于抽象的问题。该修改仍难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适用标准,实践中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可能再次发生。为保护死缓犯的权益,应当贯彻不变更死刑立即执行为原则、变更为例外的精神。从被害人宽恕这一死缓适用之实质标准出发,限制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有径可循,即只有所犯新罪"罪行极其严重"时,才可以对死缓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

英美刑法上的被害人共同责任

在认定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时,英美刑法传统上坚持"不得谴责被害人"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不符合被害人学的原理,而且,在英美刑法中,实际上在诸多方面例如被害人同意、自我防卫与挑衅行为中均承认了被害人的共同责任。承认被害人的共同责任,具有合理的规范性基础。根据权利的限定性原理,被害人共同责任可区分为自愿的权利减少型和非自愿的权利减少型,在此基础上考虑行为人与被害人在具体案件中相关权利的重要性程度、比较因果关系与比较罪责等因素,从而为被害人共同责任的适用提供了具体的判断标准。英美刑法的被害人共同责任原理对我国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刑事和解制度研究

我国发达地区法院系统率先试行刑事和解制度,引发了对该制度公平性和合理性的广泛争议。刑事和解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一种刑事思潮,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的多元化趋势,并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成功的制度化,成为刑事诉讼程序外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结合我国当前司法现状和基本国情,在一些现有的法律制度中融入刑事和解制度基本的"和解"和"恢复正义"的精神,有利于弥补我国刑事法律制度体系的不足,促进司法和谐。

由王马玲案看被害人过错问题

曾在"反暴力拆迁"案中造成"一死六伤"的女主角王马玲,在二审判决中由一审"故意杀人罪、有期徒刑8年"改判为"故意伤害罪、有期徒刑5年",改判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害人存在过错。大量案例显示,在故意伤害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经常出现的情节,鉴于被害人过错与法益损害结果的产生具有刑法规范上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存在事实上降低了刑法期待行为人实施合法行为的可能性,因而对其细致考量将对行为人公正的刑事责任非难具有重要价值。当前,被害人过错在司法实践中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之定位影响了其效用发挥,因而对其法定化、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适用是司法工作的当务之急。

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之路

过于注重惩罚的公法建构,虽使刑法满足了预防犯罪的需要,但却漠视了被害恢复的积极价值。随着恢复正义理论的异军突起、社会效果的日渐重视以及私法精神对正统刑法的反攻,刑法私法化模式逐步成型:因刑事和解与二元化犯罪模式能够实现恢复被害和预防犯罪之双重目的,已成为当代刑法私法化的基本类型。其中,固守国家对犯罪治理的垄断,明确基本类型及其适用对象,把刑法谦抑作为判断基准,就是理性建构中国刑法私法化的基本路向。

论被害人错误同意的效力——对民法中意思表示瑕疵效力之借鉴

借鉴民法对于意思表示瑕疵的分类,可以将被害人错误同意分为因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和因意思表示不自由发生的错误两种基本类型。其中意思与表示不一致又分为无意的不一致与有意的不一致。在无意的不一致中,动机错误一般不影响同意的效力;但是行为人知道的,属于反面的正当化前提事实认识错误。而法益关系错误与表达错误一般不影响同意的效力,但是行为人知道的除外。在有意的不一致中,单方虚伪一般不影响同意的效力,但是行为人知道的除外;双方虚伪一般应承认同意的效力。意思表示不自由包括了受欺诈、受胁迫以及危难利用,对于这三种情形应否认同意的效力。此外,还存在双重错误,对于这种情形应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具体分析其效力。

论故意杀人罪中被害人与犯罪人的互动关系

互动关系是故意杀人罪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在杀人犯罪前、犯罪中和犯罪后这三个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促成、影响甚至推动了杀人犯罪的产生和发展。在杀人犯罪行为发生和发展过程中,被害人过错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的。

“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本文对“被害人自诉案件”法律运用中“轻微刑事案件”的范围以及“被害人有关证据”、“证明”、“轻微”等条件进行了探讨,并就“被害人自诉案件”公诉转自诉程序提出构想。

故意杀人案中认定“民间矛盾”的规范性事实

司法实践对"民间矛盾"的理解过于泛化,这一死刑控制的政策性因素初衷虽好,但不应越过法规范与具体案件直接对接,纯粹的政策适用往往缺乏可解释性、说理性。不予限定地运用"民间矛盾"为个案中的死刑限制做背书并不合适。应当将此通过被害人过错的改造还原为一个规范性的教义学上的法律概念,在排除被害人存在过错的案件中不应援引这一规定作为独立的从轻依据。在有责性层面,故意杀人案中被害人过错之所以可以成为限制死刑的教义学依据,在于其能够影响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评估,并且能够增加死缓甚至更轻的刑度的可接受性,进而颠覆"杀人偿命"的固有思维,对命案中的死刑限制具有一定裨益。

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责任问题初探

知识产权犯罪研究中应当引入被害人责任概念。知识产权犯罪被害人责任大致有两种:一是滥用知识产权导致被害的责任;二是疏于被害预防而致被害的责任。知识产权被害人责任主要体现在对知识产权犯罪人刑事责任和被害人赔偿的影响等方面。

灾民流动与基层诉求的政府应对——以嘉庆六年京师、直隶水灾为中心

嘉庆六年六月,京师、直隶突发特大水灾。安辑外出灾民、稳定地方社会过程中,政府发挥了绝对主导作用。政府应对两大难题的理路为:以州县散赈为最重,防止灾民流动性的产生,并力争吸引外出灾民回乡;中央政府保证物资及时、足额调拨,开展大规模以工代赈。同时,嘉庆君臣力主消除灾民留养、遣返中的强制因素,坚持灾民自行回籍生产;对基层社会因利益引发的矛盾纠葛,特别是张贴匿名揭帖、京控、求赈等非常规诉求,不泥成例,高度关注。以上策略成为保证救灾成功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