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传播力的理论范式与实践路径

从马克思主义传播观来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呼吁传媒行业升级传统传播力,形成新质传播力。传统的传播力基于功能主义范式,局限于传播效果的维护和提升,新质传播力应该从实践范式中获得新的拓展。新质传播力是传媒多元实践对政治实践、经济实践及文化实践的组织、锚定和嵌入,是传媒机构以媒介技术创新为主导的实践能力,是对传统传播力的纠偏与拓展。新质传播力摆脱了传媒业由传统媒体主导的大众传媒业的思维定势,体现了新质生产力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彰显了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内涵与理论品质。发展新质传播力需要拓宽传媒机构的实践范围,从内容的传播者、内容与用户的连接者转变为平台融合者、服务集成者,进而为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强劲推动力和支撑力。

习近平劳动观丰富内涵的当代启示

习近平劳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劳动观的研究不仅能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制定指明方向,也为全社会深入学习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帮助。习近平劳动观内涵丰富,涉及内容层层深入,不仅包括劳动及其含义的相关论述和阐释,还包括如何在社会上形成爱劳动、以劳动为荣的社会风尚,更有人的发展和长久生存的理念和措施,构建起习近平劳动观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在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研究习近平劳动观的丰富内涵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非常重要,不仅能使人们真正清楚高素质的劳动者及其创新思维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还能明了劳动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方向。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

数字经济促进企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大数据为企业开展多元化经营、获取和沉淀客户资源赋能,研究企业数字商业模式的形成和扩大如何影响公司在产品市场中的竞争地位已成为深入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议题。受资源积累和动态能力的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地位主要是通过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和扩大企业客户网络影响来实现。当企业的融资约束较大、管理层权力较小和所在地区的文化更加强调业绩或未来导向时,上述结果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将提高公司采用差异化竞争战略的概率,降低公司采用成本领先战略的倾向,补充证明了数字技术驱动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主要表现为企业销售优势的重构和增强。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唯物史观理路

习近平关于“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科学论断,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相结合对于生产力理论的创新阐释,是新时代以新发展理念指导我国经济社会整体性高质量发展的新的生产力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丰富与发展。充分认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语境中的生产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生产力,从新质生产力的主体性、绿色性、创新性以及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结合性等方面把握新质生产力蕴涵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助于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促进新质生产力朝着绿色化方向发展。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粮食生产观及其现实启示

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围绕粮食生产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和独到见解,形成了科学的粮食生产观。粮食生产之基础地位论、粮食生产之内源动力论、粮食生产之必要保障论,构成了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粮食生产观的基本内涵。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的粮食生产观,对新时代中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进农业现代化、加强农村耕地保护、落实节粮减损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与借鉴意义。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质生产力观生成的三维逻辑

中国共产党新质生产力观内涵丰富,其生成受到中国古代朴素“生产力观”、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以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三个方面既各有侧重,又彼此存在关联,具有理论的逻辑自洽性。中国共产党新质生产力观是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艰苦奋斗的产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破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为推进农业生产发展进行了积极探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三大改造为撬动点,激发人的生产意识并发挥生产能动性;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解放思想和改革体制中解放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通过以创新驱动为内核的发展引领,推动生产力向“新”与“质”方向迈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新质生产力观的生成历经艰难的实践和探索,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丰富发展。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向度

高质量发展要求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友好。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为高质量发展增添动力。新质生产力是绿色生产力,点明了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属性。这一绿色属性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产力理论蕴含的丰富生态思想高度契合,同时也是对“两山”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对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未来产业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发展绿色生产力需要积极培育绿色劳动者、加强科技创新和完善绿色制度。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论述的唯物史观阐释——基于起源、主体、价值的三维考察

教育是涵养人才与塑造发展新动能高度统一的历史战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重新指认了一系列区别于其他现代化教育方式的完整体系,其中蕴含的独特教育理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基础性支撑。基于唯物史观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视角,教育起源的劳动性确证标注了客观世界的物质原则,教育主体的人民性阐释强调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群众语境,教育价值的实践性建构指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旨归。起源、主体、价值的三维角度科学阐释了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论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构成了完整的理论逻辑闭环,不仅为新时代价值观的树立提供科学指引,也为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推进提供重要借鉴意义。

如何形成有价值的课程知识

在课程研究领域,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谁的知识最有价值”不同,“有价值的知识如何形成”这一提问方式摒弃了传统课程知识观对知识建构主体的理性或权力身份的探讨,强调“主体去中心化”,即将课程知识和权力放到历史的脉络中检视,追溯主体所在的论述空间的构建路径。“有价值的知识如何形成”这一问题旨在揭示课程知识的实质、课程知识的建构以及课程知识的自然化与常态化过程,描述了课程知识作为限定并传达社会规则的物质性实践的本质属性、由社会和历史双重建构的生成过程以及课程知识所构筑的话语空间对儿童的区隔与规训。积极探索有价值的课程知识形成的多元理路,可借助“碎片化”的思考工具、“当下历史”的研究范式、“社会知识论”的研究方法论,在强化人们对课程知识的警惕与反思的基础上,为人们提供突破课程知识圈围的合法性依据与具体研究方法论,使教育研究者乃至师生有意识,也有能力主动探寻课程知识的多种可能。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创新发展与实践应用

马克思主义科技观是对科技的本质及其在人类社会演进中的地位、作用、与人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科学认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导,也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实现了创新发展:推动科技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革命性力量凸显;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为科技健康发展提供保障;科技发展的人民立场获得巩固升华和时代呈现。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创新发展有助于培育形成新质生产力,抑制科技异化,促进科技健康发展,完善科技发展领导体制。

从对立世界到相互嵌入:中国情境下的“社区与社会”

“社区与社会”是社会学的经典议题,其中包含着类型学和进化论两种分析视角,最终也形成了关于社区命运的争议。但是,这个经典议题的理论局限在于其分析是基于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同时忽视了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社区与社会”关系的呈现方式和意涵必然有不同表现与可能。在总体性社会解体以后,关于中国情境下的“社区与社会”议题需要强调两个重要问题:思考共同体如何从总体性社会释放的空间中不断被生产出来;从实践社会学立场出发,观察行动者如何处理与权力和市场的复杂关系,如何从这种相互交织而非对立世界中选择性建构自己的生活共同体。

大食物观视角下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研究

森林粮库是贯彻落实大食物观,构建多元食物供给体系的天然载体。首先,基于价值论、功能论界定森林生态产品。其次,从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阐述大食物观推动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基本逻辑。再次,基于基本逻辑从粮食安全观、民生福祉观和绿色发展观解析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问题。最后,从农业多功能性、产品多元供给、产业绿色创新3个维度提出大食物观视角下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一是梳理森林生态产品价值链;二是完善森林生态产品供应链;三是构建森林生态产品产业链。

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的生产性——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刍议

在解构或重构一切的背景下,伊格尔顿可能是最接近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之一。他对唯物主义批评范畴的界定,对各范畴之间、文本的形式与内容、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意识形态和历史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论述无不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作为生产者的作者”到文学乃至文学批评的“生产性”,他颇有说服力地阐释了文本的生成动因及其意识形态功能,既反对把文本视为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反对把作者视为“创造者”的灵感说。这对我们重审文学与世界、文学批评中艺术与语境两个向度之间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有利于我们反思文艺场域理论脱离实际和对文学文本简单历史化两种极端倾向。

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生态观及其启示

列斐伏尔的生态批判思想源于马克思“人化自然”。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以物质为载体并通过物化的形式将自身嵌入自然界之中,人为地制造了人与自然难以愈合的尖锐矛盾。为解决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带来的种种生态问题,列斐伏尔主张以总体性生态观建构一种生态化空间生产,变革非生态的空间生产方式,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实现人类的永续发展。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给人与自然关系造成的生态困扰,探索了空间生产的生态化发展道路。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所彰显的生态文明意识,对当代中国建设生态化城市空间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均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课程思政下安全生产观融合实验室安全教育实践探索——以仓储管理专业课程为例

以四川旅游学院仓储管理专业课程实训室教学实践为例,将安全生产观与实验室(实训室)内涵建设、实验室安全意识培养相结合,通过开展基于认知地图的物流实训室意象感知、基于现场调研的物流实训室安全检视、基于虚拟仿真的物流实训室消防教育,进行了课程思政下融合安全生产观与实训室安全教育的“知行合一”实践探索,以期为推动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相关专业课程思政与实验室(实训室)安全教育建设提供参考。

马克思主义与民法典——苏俄人民司法委员会民法典草案制定之探讨

十月革命初,基于《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建立的苏俄打算消灭民法,实行战时共产主义,很快导致大饥荒。形势所迫,必须搞新经济政策,也就是承认一定的私有制,对外开放。此时需要改变民法虚无的初衷,为制定民法典寻找理论依据。苏联学者避开《共产党宣言》和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对民法的所有权法、继承法、家庭法的不平等性的批评,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找到了生产关系作为民法的对象,从而把民法经济法化(去掉家庭法、削减继承法到最小规模),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建立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影响到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国的民法形态。本文是为新形态的民法寻找存在依据的代表性作品,在研究第一部苏俄民法典的文献中有一定的引用率,暂未找到其他有同样影响的作品。翻译此文,有助于理解我国的民法为何如此形态,以及有别于西方的部分缘由。

奥康纳与福斯特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比较研究

詹姆斯·奥康纳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作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虽同属北美生态马克思主义流派,但二者及其学术共同体在生态危机溯源、理论内核形塑与消解路径探寻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交锋,由此形成了各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奥康纳主张对历史唯物主义做出结构性完善,而福斯特致力于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进行生态化阐释。比较二者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既有助于厘清生态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亦能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考工记》色彩观的现代产品色彩设计研究

《考工记》是中国工艺美术着色最早而又系统的文献资料,对现代产品色彩设计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本文通过对《考工记》中画缋之事、设色之工、材美工巧的分析,研究中国传统色彩观念的形成、色彩技艺的发展、色彩表征的应用。然后,阐述了基于《考工记》色彩观的现代产品色彩设计意义。最后,探析基于《考工记》色彩观的现代产品色彩设计思路。以期在弘扬中国传统色彩的同时,为现代产品色彩设计提供一定借鉴。

马克思正义观对柏拉图正义观的超越

随着政治哲学的复兴,正义问题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柏拉图是西方哲学史上首个系统阐述正义的思想家。柏拉图的正义观从“正义的原则”出发,不仅将正义与分工结合起来,还将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从下到上的正义观。马克思从“现实的人”出发,赋予正义双重内涵,从生产领域揭示了正义的本质,并说明正义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对柏拉图的正义观进行了前提置换和逻辑重构,超越了柏拉图的正义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