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多核学习的电子病历多视图聚类研究及应用

电子病历的分析和应用是智慧医疗领域研究的热点,提出一种基于多核学习的电子病历多视图聚类模型,对多核学习挖掘电子病历的非线性相关信息和高阶相关性信息、利用谱聚类对融合的核矩阵(相似性矩阵)进行聚类研究,得到多视图数据空间的聚类结果。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能快速准确地对电子病历中的信息进行聚类,在性能指标上优于其它方法。

《唐乾封二年(667)西州高昌县董真英随葬功德疏》再释——兼论天台宗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

《唐乾封二年(667)西州高昌县董真英随葬功德疏》是吐鲁番出土的一件宗教性随葬文书,记述了董真英逝世的日期、身份、佛教信仰以及其患病期间所做的种种功德。整件文书分为朱书与墨书两部分,朱书部分体现了东汉时期盛行的“生死异路”观,其性质近似于镇墓文,起到镇墓及保佑生者的作用,墨书部分则罗列了董真英患病期间所做的功德。其中《法华经》等四部天台宗核心经典被连续记载在功德疏上,形成了一个带有天台宗教义思想的佛经体系,反映了天台宗教义思想在西州僧侣间的传播。

基于LabVIEW的波形文件回放分析系统设计

将虚拟仪器技术用于电力系统故障波形文件分析和回放,在Lab VIEW开发环境下设计了一个用于电力系统标准Comtrade格式录波文件回放和分析的系统。该系统界面友好、精度高,满足了故障录波回放和分析的要求,可自主对波形回放程序进行高级设置的功能使其优于传统的故障录波回放设备。通过实验,证实了这个系统的多功能性、可靠性和实用性。

司马迁历史观研究的再审视

以往关于司马迁历史观的研究,大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对司马迁历史观理论属性的认识,有混淆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的偏差;二是存在扩大历史观概念内涵的倾向,把本不属于历史观范畴的问题也纳入历史观的讨论中。以上问题的存在,最本质的原因就是对学术研究学理性思考的忽视,因此,对历史观理论属性的辨析和概念内涵的界定,有助于我们对司马迁的历史观作出更为全面、准确、恰当的总结和评价。以此为基础,可将司马迁的历史观大体归纳为五个方面:“综其终始”通古今,历史具有联系性;经济活动影响社会发展;“无成势,无常形”,历史是在发展变化中不断走向进步的;“物盛则衰,时极而转”,历史是一个不断盛衰转变的过程;历史趋势不可抗拒。

档案资产观视域下商业性文件中心几个关键问题分析——兼与王茂跃先生商榷

本文以档案资产观为视角,以其对档案资产价值形态、档案资产权利保障、档案资产运营机制等认识为依据,对《关于商业性文件中心的几个问题》一文涉及的商业性文件中心之角色定位、基本性质、理论依据等关键性问题展开了商榷性分析,认为商业性文件中心属于文件中心的一类,其基本性质为过渡性,文件生命周期理论在其建立和发展中是适用的,但不宜将之视为理论基础。

论司马迁的民族历史观

“大一统”历史观是司马迁重要史学思想之一。在《史记》文本中,司马迁始终围绕这一理念,通过梳理相关文献记载和民族起源传说,构建起华夏汉族和其他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大一统”民族历史观。根据《史记》文本记载,可以从血缘、地缘、精神三个维度考察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从血缘关系来看,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传承于黄帝血脉,是同源共祖的血缘共同体;从地缘关系来看,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生活在共同空间,是以九州为尊的地缘共同体;从精神信仰来看,华夏汉族和少数民族都信奉周孔之道,属相同信仰的精神共同体。

天道人本:长平之战“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发微——基于《史记》创作宗旨与史迁人文观

长平之战“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或非“实录”,而是史迁“一家之言”。“二百四十人”含有“太白”星象运转中“二百四十日”的天人文化隐寓,寓指了长平的战争走向与秦并天下趋势。司马迁在吸收董仲舒“春秋公羊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求天人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巧妙地将“二百四十人”与“遗其小者”的人本倾向相缀合。在秦汉文化价值观“古今之变”的背景下,“遗其小者”则处于秦人长平“杀降”行为的对立面,是司马迁对战争手段、家族命运与个人悲剧根源的反思。“遗其小者二百四十人”的文本记述可谓“大一统”的天下运势中,史迁以天人文化视角尊重个体生命的反战情感寄托,是《史记》创作宗旨在列传细节之处的生动体现。

《海国图志》与日本世界观念的重构

《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前,日本以"日本型华夷秩序"的方式看待日本与世界的关系。虽然日本的洋学对西方的地理情况作过介绍,但其对世界的认识存在偏差和不足,也没有能够深入到人文社会与政治等领域。《海国图志》传入日本后,日本通过该书内容的介绍开始了对于世界的探索,并且在对书中所传达的观念的运用与批判中开始了对《海国图志》思想的超越。

论刑事诉讼中勘验、检查笔录的证据能力

刑事诉讼中勘验、检查笔录的应然范围应当仅包括五官感知类笔录,不应包括搜查、扣押类笔录与证据提取类笔录,其在证据属性上应当属于言词证据。国外在勘验、检查笔录证据能力立法模式的设置上,存在传闻证据模式与直接言词模式两类,我国宜选择传闻证据模式,但同时应当借鉴直接言词模式的成功经验。针对我国勘验、检查笔录缺乏证据能力规则约束,勘验、检查人员出庭作证缺乏规制的问题,应当对勘验、检查笔录的证据能力规则予以建构。勘验、检查笔录原则上不具备证据能力,应当要求法庭审判时法官亲自进行勘验、检查或者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勘验、检查笔录只有符合以"可信性之情况保障"与"必要性"为设置标准的例外情形时,才具备证据能力。

元好问《续夷坚志》“作意”辨正

古人对《续夷坚志》"作意"的解读,主要有存"一代之迹"、实录以劝惩、书写灾异以警人事、记录神怪四种观点,前三种可归入"存史"说。今人多沿用"存史"说,亦有学者认为《续志》"作意"是"遣兴娱乐"。从文本形态、说理方式细析文本,可知《续志》确有"存史"寓意。《续志》选择金至元初事件著录,大定、泰和、贞祐和正大年间最多,泰和至贞祐间最频繁;偏重记录史事、人事和灾异果报题材,纯粹神怪内容很少;坚持实录态度。元好问有感于金亡丧乱而以志怪题材记录,融入了格物和劝惩意识。"格物"即洞悉灾变异动、奇人异物之机理,认知世界;"劝惩"即引导人在遭逢时变时如何趋避、规范行为。《续志》是元好问解释世界、表达自己的一种方式。

数码语音芯片录音系统及其应用

数码语音芯片在智能仪器仪表中应用非常广泛 ,但语音芯片录音内容的确定和语音的录制却很麻烦。为此研制了一种数码语音芯片录音系统 ,该系统由多媒体微机、录放装置及相应的软件等组成。给出了该系统的构成方法、软件编程、特点及功能等。并结合应用实例 。

史由巫出:史以载“道”与中原“正统”史观——以司马迁《史记》为观照

中国古代的史由巫出,由巫而史,导致早期史官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有史前“巫”的宗教祭祀与建构道德秩序等特征,并形成史以载“道”的功能。史以载“道”使中国古代史官文化在价值理念与书写格式上均有自己显著的特点,并在战国秦汉时代层累式的构成以中原王朝为主线的五帝三王“正统”世系。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这一价值取向下的产物,它的史家价值理念与史学的书写风格对后世史学有着重要影响。

历史记叙与新闻真实性观念的发生

中国的新闻记叙历史悠久,深受历史记叙传统的影响。从最早的官报看,新闻记叙的作者、内容和功能等都深受历史记叙影响。新闻真实性观念发端于官报与小报共存的宋代,同时萌发了官方注重"政治为先"的新闻真实性观念,和民间注重"闻录性"的新闻真实性观念。在历史记叙精神传统的影响下,至清末民初新闻业专业化、社会化长足发展时期,新闻人又主动以历史记叙的精神规范新闻实践,确立了以"实录"为核心的实用理性主义的新闻真实性观念。

“多视角影像智能在线”系统在服装教学中的应用

通过服装教学现状分析,针对服装教学存在的问题,结合现代服装课程网络在线教学及远程教学的发展需要,采用自动录播的"多视角影像智能在线"教学模式,探讨服装类专业课程教学新思路、新方法,以帮助解决服装教学存在的问题,提高服装教学效率,提升服装教学水平,并为服装专业课程的网络在线教学及远程教学的建设奠定基础。

《史记》历史观中的人文精神——论《史记》对历史与道德关系的认知及其超前性

《史记》历史观中的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在神人关系上,认为"神随德转",天象变化"循德而行";在道德与历史关系上,认为从宏观上看历史发展体现了道德的必然性;从中观和微观角度看,历史演进表现出道德的不确定性。这些观点表现了司马迁力图将先秦神秘文化和西汉董仲舒天人感应说纳入理性轨道的努力,彰显了司马迁思想的深邃和眼光的犀利;尤其是他对历史发展中非道德一面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超前性。

文学叙事通向历史的两条不同路径——论中国文学“史传传统”与西方写实传统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的差异

汉语文学叙事中的"史传传统"与西方文学的写实传统在起源语境与理论旨趣上存在很大差异。受史学"实录"原则影响,汉语文学谈论的真实,指的是所记之人与所叙之事在历史上是否曾经存在。西方文学追求的真实性,则是历史现象背后的本质与必然性。如何透过事物的表象去发现隐藏在背后的本质,并通过文学形象加以再现,是西方写实传统关注的重点;中国的"史传传统"则把保障文学真实的重点放在了对作家的伦理道德与人格要求上。中西方文学叙事都是真实与虚构相结合的状态,不同的是,在汉语叙事要求真实的人物身份、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等方面,西方文学往往是虚构的,而在汉语文学尽情释放自己想象与虚构才能的人物对话、具体情境与细节描写等环节上,西方文学理论则提出了"真实性"要求。分析西方文学写实传统与中国"史传文学传统"之间的差异,对于校正一些学者概念使用上的随意,以及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内涵的误读,有积极意义。

试论侨乡士人的女性观——以民国《开平县志·列女》为例

民国《开平县志》突出了当地浓郁的侨乡文化特色,但仍沿袭传统方志"列女"的体例,收集大量节妇、烈女入志。由于编纂者多为清末与民国交替之士人,故方志反映出了侨乡士人既继承发扬传统文化又对新时代、新文化有所吸纳接收的心态。

《礼记》的居住方式与孝道观探赜

《礼记》记载的居住方式及相应的孝道观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人神共居"的居住方式,人的神灵信仰决定了宅居的空间布局、人们的公共生活和日常实践,引申出"尊宗祭祖"和"生育后代"的孝道观,体现出超验性的特征;其二是"同财共居"的居住方式,宅居和家庭财产都遵循宗法的"亲亲""尊尊"原则,这有利于子女对父母的"孝养",发展出以"敬亲""谏亲"等为内涵的孝道观,呈现出经验性的特征;其三是"异财分居"的居住方式,为此曾子将孝一分为三,扩展了孝道的涵容量。居住方式和"孝道"观之间存在交互作用的关系。

古代藏族汉地佛教史观若干问题探析

几乎所有重要的藏文佛教史都会介绍汉地佛教史或者在介绍汉地王统时加入汉地佛教的发展情况。在这些介绍中,藏族史家在史料的取舍和史实的认定方面,都形成了一定的特色,主要有三个方面:藏族史书所记载的汉地佛教史中,几乎充满了神异传奇,或者说他们比较认可汉地记载中那些充满神迹的记载;藏文史书关于早期汉地佛教史的记载,是一个内在的、较为封闭的体系;在藏族对汉族早期佛教史的记载中,《旃檀佛像记》成为重要的资料来源。

“然诺”辨

然诺,是上古文明积淀下来的一种理念。《史记》把然诺与义相提并论,以"仁"、"义"二字,提炼"然诺"观念以概括游侠特色,其意义在于提倡正直的侠义精神,弘扬天下为公、行仁重义的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