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农村自发互助养老模式的村级补持探索

农村养老问题,关系到农村基本秩序的稳定,关系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目前政府尝试构建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更多侧重养老服务基础设施建设,这与当前我国农村的养老需求存在结构性错配。农村养老服务供给应兼顾农村基础条件、农民需求偏好与农村文化心理等因素。农村内生性的自发互助养老模式正是切合当下中国农村现实的一种养老模式,它具有低信任成本、低经济成本、低监管成本和高情感受益的优势,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未来需要农村村支“两委”充分发挥组织优势,提供农村自发互助养老需求的信息、资源和保障,方能使农村自发互助养老朝着可控的、健康的方向发展,进而有效缓解农村养老压力。

农村院前急救的基层延伸:建设“村民-村医”自救互救环节

目的 在现有农村“院前急救-院内急救”急救体系下,提出新增建设“村民-村医”自救互救环节,延伸农村院前急救链,主要以村民与村医的角度深入探究建设困境,并多维度提出完善策略,为提升农村院前急救水平提供新思路。方法 走访我国5省市6地区,并对13名基层急救相关人员(村民、村医、村干部)开展质性访谈,深入调研建设“村民-村医”自救互救环节的困境和具体建议。结果 建设“村民-村医”自救互救环节存在困境:村民的急救素养有待提高,表现在急救意识、急救技能掌握等方面;乡村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水平仍需加强,表现在急救能力、药物与设施配备等方面。结论 从人力资源、物质基础、信息宣传和法律保障4个角度入手,可为有效建设“村民-村医”自救互救环节提供助力,进一步完善农村院前急救体系。

陕北同姓村家族互助变迁研究--以榆林清涧县为例

本文旨在考察陕北同姓村家族互助变迁的历程和真实情况。根据调研家族成员的具体行动和主观体验,将陕北同姓村家族互助变迁划分为五个阶段,前工业社会中保障和约束并存,土地改革时期转为互助与合作,农业合作化后不断适应与创新,改革开放以来趋向多元和实效,在乡村振兴时期得到重构和复兴。陕北同姓村家族互助活动虽历经变迁,但始终在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实际效用。

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的实践与经验

全面抗战时期,日伪军对我抗日根据地持续不断地扫荡,根据地人财物损失惨重,国民党政府又停止对八路军供给,并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严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面临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保证粮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将农民组织起来劳动互助,解决了农民土地问题与生产困难,同时开展生产竞赛、选树劳动英雄,提高了农民的觉悟与生产积极性。计折工制度与民主作风成为互助组平稳运行的两大支柱,因地制宜的组织形式则保证劳动互助能够扎根于复杂的战争环境中,展现出强大韧性。太行抗日根据地劳动互助中形成的坚持党的领导、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对实现乡村振兴仍有所裨益。

代际互助模式下的乡村村民活动中心设计探索

近年来村民活动中心快速设计建造,却忽视了村民的身心需求,文章将代际互助模式引入村民活动中心的设计中,以满足村民需求,促进农村地缘代际关系的融合。文章首先从配套设施、空间布局、服务人群三个方面梳理了村民活动中心的发展现状,其次总结归纳了农村老人、中青年、儿童的不同基础需求和精神需求,最后提出了代际互助模式下的乡村村民活动中心设计策略,以期为今后的村民活动中心设计提供理论支撑。

村社统筹: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化路径研究——基于浙东Q村的经验调查

随着农村老龄化日益严重,互助养老已成为解决农村养老问题的重要途径,但其在实践中面临组织化困境。村社组织因具有组织合法性高、组织资源充足、组织成本低等优势,成为农村互助养老顺利实施的组织化基础。村社统筹是农村互助养老的组织化实践机制,具体包括:互助养老设施的协商性建设、互助养老资源的整合性支持、互助养老意愿的内生性激活、互助养老风险的社会化规避等。村社组织统筹下的农村互助养老,不仅能有效激活老年人力资源,满足老年人“生活型养老”需求,完善农村养老服务体系,提升国家养老资源使用效率,而且能促进以老年人为本的乡村文明建设,提升村庄治理能力。地方政府需要强化服务型村社组织建设,给予村社组织更多自主权,挖掘老年人主体性,提升农村互助养老的可持续性。

劳动力市场参与、社会互助依赖与乡村社会转型的区域差异--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

区域差异显著,是我国乡村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和基本事实。既有空间变迁视角下的村落终结论和社会结构视角下的区域差异论相关研究,难以对我国同一社会结构背景下乡村社会转型及其影响机制做出充分解释。基于河南、山西两地传统农村变迁的考察,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参与是理解我国各地乡村社会转型的重要视角和关键变量。在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河南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较远,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较大,导致村民与村庄关系日益松散,乡村社会转型较为迅速;在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参与条件下,以山西农村为典型代表的农村劳动力务工距离适中,对村庄传统社会互助体系冲击有限,一条龙服务等市场化机制难以完全替代,村民与村庄关系韧性较强,乡村社会转型较为平缓。在既有社会结构等视角之外,劳动力市场视角,无疑是对既有解释的进一步尝试性拓展,可以较好地弥补既有社会结构视角对我国乡村社会转型问题所遗留的解释空白。

行政激活与集体自发:两种村社互助养老组织化的比较——基于赣西与浙东的田野调研

以村社为单位的互助养老是构建中国特色养老体系的现实选择。村社互助养老的组织开展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条路径。调研发现,赣西地区行政推动的村社互助养老具有行动强制、主体指定、形式固化和价格刚性的特征,优势是行政推动与底线考核促进了普惠性养老的全覆盖,但也造成了制度和福利依赖。浙东地区集体自发的村社互助养老具有行动自主、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和价格弹性的特征,优势是村社集体的积极性带来了低成本、在地化和可持续,但存在弱考核下干部消极不作为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迈向村社互助养老的关键是村社作为统筹者,既需要政府的有限介入,也需要社会的积极参与,由此与家庭养老相互支持,构建起容老适老的不离家、不离土和不离乡的乡村养老体系,推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实现。

村庄本位视域下西部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的推广可行性与路径创新--基于Y县实地调查

互助养老是破解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与养老供给错位的有效措施之一,但当前农村互助养老实践主要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在经济欠发达特别是西部地区仍推广不足,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基于村本位视域,对西部Y县进行实地调查,剖析互助主体特点、邻里关系、业余活动、政府信任度等互助养老推广软环境可行性,阐释闲置资产、生态产业等互助养老硬条件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分析农村互助养老发展困境,进一步针对性地提出精简基层工作,强化内生动力,融合乡村振兴产业经济链,培养村庄文化等路径,助推互助养老模式在西部农村地区推广和发展。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乡村旅游互促发展的司莫拉实践模式研究

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乡村旅游是我国大力推动的两项系统性工程,二者互促发展能够实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被誉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和“云南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村”的腾冲佤族村寨司莫拉无疑是云南民族地区发展较成功的示范案例。基于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与乡村旅游互促发展逻辑发现:司莫拉在“高位推动—整体规划—产业融合—能人带动”实践模式下,顺利完成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效益的全面提升,留下宝贵经验。未来,司莫拉必须坚持践行共建共享意识,主动寻求更多措施优化村民参与秩序,避免“低质权能陷阱”。

重点帮扶村规划引导贫困地区乡村发展路径探究——以布拖县洛奎村为例

重点帮扶村规划是乡村振兴时期扶贫背景下,以项目为抓手的建设型规划,属于非法定规划,目前尚未纳入我国城乡规划体系。其在编制方法上,与传统法定村庄规划具有明显的差异。以凉山彝族自治州贫困村庄洛奎村为例,通过村庄特色资源梳理与发展瓶颈诊断,从生产、生活、生态、治理四个方面提出贫困地区重点帮扶村的提升策略,以期为我国乡村振兴时期贫困地区乡村发展提供参考。

党建引领农村互助养老的实践创新与内在机制——以新余市“党建+颐养之家”为例

新余市“党建+颐养之家”利用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实践探索出一种可持续、可推广的互助养老模式,该模式通过需求识别、政治统合、弹性工作和社会动员等机制实现了人群的精准识别、资源的多元供给和制度的逐步完善,从而保障了政策的良性运行。实践证明,该模式通过提供助餐助医助娱养老服务,具有让农村老人就餐就医有保障、精神慰藉有平台、党和政府得民心、社会和村庄安定团结等多方面的价值。

“守望相助”:北疆文化之重要内涵

“守望相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考察时提出的重要理念,是对中华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是习近平治国理政重要论述的组成部分,也是内蒙古重点推进、打造的北疆文化品牌的重要内涵之一。“守望相助”理念包含友善互助、亲仁善邻、和睦相处、加强各民族团结等内容。深入践行“守望相助”理念不仅符合内蒙古的区情和实际,对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建立良好干群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自、互、帮学”教学模式在高职“健康评估”课程中的实践

文章基于“自、互、帮学”教学模式,对高职“健康评估”课程教学实践展开探索。通过重构自学—互学—帮学,在现实、理论、实践的三维依据下,总结“自、互、帮学”教学模式的流程,并分析高职“健康评估”课程中的案例。同时,通过评价分析,明确“自、互、帮学”教学模式的效果,以期促进高职“健康评估”课程改进,为学生日后从事护理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

微信互助小组对甲状腺癌^(131)I治疗依从性与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微信互助小组对甲状腺癌患者行^(131)I治疗期间的治疗依从性与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取2016年8月—2017年12月我院行^(131)I治疗的甲状腺癌患者103例,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观察组(52例)和对照组(51例)。对照组进行规范治疗和常规护理,观察组在此基础上建立甲状腺癌患友微信群,进行网络日常交流互助。比较两组患者治疗后出院当天的治疗依从性、生活质量以及抑郁自评量表(SDS),并比较两组入院6天后核素排放情况。结果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生活质量各单项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出院时观察组的抑郁评分降低程度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患者的生活习惯依从性、服药习惯依从性在出院时均优于对照组。同时,观察组患者住院6d时的核素排放达标率达到96.15%,高于对照组的88.2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微信互助小组可提高患者治疗依从性,改善其生存质量,提高核素排放达标率,值得推广应用。

我国农村互助养老的制度化演进及完善

农村互助养老能弥补现有农村养老保障的不足,提升农村老人的养老服务质量,但农村互助养老尚存在定位不明确、资金难持续、管理欠规范和专业服务缺乏等问题。提升农村互助养老效果的最佳路径是制度化。根据新制度主义理论,从价值共识、规范制定和组织管理三个要素和普适性、稳定性两个维度分析发现,我国农村互助养老正处于由自发地、无序地互助到有序、规范、稳定、普适的互助养老模式发展的制度化演进中,现阶段还存在互助价值偏离、资金人员匮乏和结构功能失衡等文化认知困境、组织困境和规则困境,需转变理念,增进共识;整合资源,多元筹资、合理配员、明确权责,以理顺秩序,提升效果。

论我国社会救助的多元化主体

在我国现代社会救助体系中,国家承担着第一责任主体角色。此外,由慈善机构、扶贫机构、社会救助团体等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成员之间开展的社会互助是我国社会救助的又一重要主体,是对政府救助必不可少的补充。承认并确立社会救助的多元主体,给予社会互助以必要的扶持并营造其良性发展所需的社会环境,是完善我国社会救助体系的必然选择。

中国贫困村互助资金研究述评

在剖析中国贫困村村级发展互助资金产生背景的基础上,梳理了国内关于互助资金的研究,包括互助资金产生的动因、兴起的理据、运行模式、扶贫效果、存在的问题。总的来看,有关互助资金理论基础的讨论仍不够深入,对互助资金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实证考察还有待提高。今后的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引入现代分析工具,如委托代理理论等,而经验研究则需要细致收集数据,运用严谨的计量分析模型对理论假说与命题进行检验。

“组为基础,三级联动”:村民自治运行的长效机制——广东省云浮市探索的背景与价值

本文以广东省云浮市的"组为基础,三级联动"的探索实践为基础,从村民自治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未来走向的角度,对这一实践的价值进行探讨。这一机制解决了中国村民自治运行中的三大问题:一是通过"组为基础",保障国家政策和乡村治理的"落地"而非"悬空"在村级的问题;二是通过"三级联动"实现了乡镇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对接"而非"脱节"的问题;三是解决了在村民自治运行中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群众参与管理的"互动"而非"互斥"问题。它有助于选举性民主向参与式民主深化,有助于乡村治理由政府主导向官民共治深化。

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新型农村金融机构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瓶颈在于资金来源的匮乏,扩大资金来源渠道刻不容缓。通过合理的政策和得力的措施,可以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小额贷款组织、参与村镇银行、参与农村资金互助社。应加大农村金融机构对内开放力度,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环境,促进民间资本与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有机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