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合璧的苏州近代花园别墅研究——以天香小筑为例

“天香小筑”是苏州民国建筑中花园别墅的经典,既保留了苏式香山帮营造风格,又融合了西方艺术追求的形式美。目前,对苏州近代建筑的研究集中在教堂建筑和工业建筑,而对近代民族资本家建立的住宅建筑关注度不够。民国时期,私家住宅受西方影响形成了独特的中西合璧式宅园风格,其中以天香小筑为代表的近代时期花园别墅在江南传统造园基础上融合了西洋风格,形成了自身特色。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效应、困境及路径——以阳西县的互联网+乡村社会治理实践为例

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是指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与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进行融合,以优化村庄“一事一议”制度结构、提升村庄“一事一议”制度运行绩效的过程。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可产生积极效应:优化传统的村庄“一事一议”制度模式。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实施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较为匮乏;村民对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接受度较低;村庄互联网信息技术共享存在障碍。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优化路径在于:确定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高效、便民目标;大力推进村庄互联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和引进服务村庄的互联网信息技术人才;不断强化村民关于村庄社会治理的“互联网+”认知;搭建村庄“一事一议”有效运作的互联网治理平台、促进信息共享;为互联网+村庄“一事一议”的有效运作提供组织、机制及制度保障。

从相遇到相融:红河南岸多民族共同体实践

红河南岸彝族与哈尼族在交往的社会历史过程中,通过建构族际间仪式共同体方式,实现了两族“相遇到相融”的社会整合。红河南岸绿春三猛乡哈德村寨神、寨神林是彝族与哈尼族所共有,也是彝族与哈尼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更是哈德村的村寨共同体实践的物质基础、情感基石。寨神是哈德村全体村民共同的建寨始祖与图腾崇拜对象,是他们图腾信仰的基础。而寨神、寨神林物权、产权归哈德村民共有,主要表现于哈德村所有村民对祭祀寨神仪式活动具有同等参与权、仪式祭品的分享权、共同分享寨神灵力以及保护寨神林的日常化职责等。通过庄严而肃穆的仪式共餐与热闹的“流动的宴席”互享,维持着哈德村村落共同体。

村民自治视野下村民代表的权域

根据村民自治制度的设计,村民会议是村级最高决策形式,但是,在很多地区村民会议难以发挥作用,而村民代表会议正在取代村民会议成为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主要形式。因此,村民代表权力的运作的合法性就成为成为问题的焦点。根据对村民代表应然权域和实然权域的考察发现,在村庄事务中村民代表的权力运作,既存在着越域,也存在着限域,很多情况下两者并存。要克服上述困境,必须要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公民教育,探索出消解村民代表权力运作过程中的"合法性困境"的路径。

村级治理中的村民代表——关于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的讨论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是村级治理中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核心。正是村民代表的代表能力构成了特定的村庄基础。只有通过制度建设使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提供给村民和村干部的收益大于建设所需的成本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才有良性发展的希望 ,其效能也会因此增强。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

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研究相当有限,目前研究注重中国地方选举的产生、发展及意义,它们将视角限于选举阻碍了对地方民主协商方面的进一步探寻。20世纪80年代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社会已经发展了许多新的协商制度形式———民情恳谈会、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民情直通车、便民服务窗、居民论坛、乡村论坛和民主听(议)证会。中国的协商制度综合了物质和规范两方面考虑,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民主的一种混合产物,也常带有感情宣泄的特点。通过讨论民主商谈会、公民评议会、居民或村民代表会几种主要的协商制度形式、概括它们的主要特征并比较它们对协商的影响,考察了协商制度相关问题及地方上解决这些问题的战略。

“股东权”实现理论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村民自治权——以“广西兴安县金石乡中洞村修水电站纠纷案”为切入点

村民自治权的组织框架是村民自治权实现的依托。“广西兴安县金石乡中洞村修水电站纠纷案”暴露了村民委员会在村民自治中权力过于集中、对权力缺乏制约等现行村民自治权运行的缺陷,这种缺陷是引发村民委员会侵犯村民自治权的根源。“权力的合理分工及相互制约是权力正常运行的前提”这一蕴涵于现代公司制股东权实现过程中的理论同样适用于作为社会公权力的村民自治权的实现。本文在重构村民自治权的组织框架时,将村民自治权的运行框架定为村民大会、村民委员会、调解监督委员会这三个相互独立并相互制约的自治机关,同时增设村民常委会议强化村民大会的最高权力机构职能,厘清村民委员会的职能,提高调解监督委员会的地位,将其确定为村民大会下设的与村民委员会并行的机关。

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研究——从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着力

随着农村社会的变迁和现代国家的建构,中国基层治理模式将由上下隔离的"板块式治理"向上下衔接的"网格化治理"转变。"网格化治理"除了需要从国家行政权力的角度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途径以外,还必须从政治的层面打通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联结的渠道。通过强化基层人大代表的功能,来保障不断下沉的基层行政权力的合法性,这种做法更符合"法意"和"民意";同时还保证了基层群众的自治性,从而使村庄的自治权力从悬空状态落到实处。通过人大代表功能的发挥使村民制度化地参与到基层政府管理当中,从而建立有效的政府管理与群众自治的衔接机制。

农村社区公共品“民办公助”供给中的村干部激励研究——对福建省25县239村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实践的调研分析

自下而上、自愿行动的一事一议机制是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的基本机制,该机制下社区公共项目建设需要村民进行集体选择,并由村干部负责项目建设工作。一事一议早期项目建设基本依赖"民办",村民集体行动陷入困境;2008年后财政奖补政策的实施使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进入了"民办公助"新时期,有效调动了村民通过集体行动建设公共品的积极性,但是财政奖补没有直接对村干部的相关行为进行激励。基于福建省的调研分析表明,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之所以被调动,是由于政府与村民联合起来向村干部施加同向而有效的影响,其中乡镇通过村干部绩效考核、村民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对村干部行为施加影响,同时村民直选导致村主任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应进一步完善村干部绩效考核机制和村民民主机制,继续提高财政奖补额度,并给予人口规模小的村庄更多支持,以促进农村社区公共品的有效供给。

“输入式供给”: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的运作模式

税费改革后,国家对于农村的治理方式从"资源提取"转为"资源输入",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要依赖于国家项目资金,其运作模式可归纳为"输入式供给"。大量资源下乡,却未能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状况得到实质改善。外在的国家财政型供给没有引起相应的效益,内在的村社自助型供给则往往无法达成合作。问题的症结在于只有自上而下的国家资源输入,而没有自下而上的村庄承接。利用村民自治来连接上级资源和村庄,不仅能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绩效,还能锻造和培育基层的民主风气。

农村村级妇代会组织与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

农村妇女在村委会选举中的地位低落 ,与农村一些村妇代会组织虚置或组织作用弱化有直接关联。在一些地方 ,农村妇女以及村妇代会在乡村公共权利结构中的状况基本上可用“无权无势”来概括。由于社会资源的相对匮乏 ,妇女的组织优势在农村村委会选举和村级治理中难以发挥作用 ,妇代会自身组织乏力使妇女在选举中难以形成合力 。

四川村镇典型砖砌体房屋抗震构造措施研究

选取四川村镇房屋中的两类典型建筑,对采取导则[3]第3.2.2条的抗震构造措施前后的计算模型,采用通用大型有限元软件—ANSYS 8.0,进行X方向7度多遇地震反应谱响应分析,验证上述抗震构造措施的可靠性。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村级公共投资项目的影响

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是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和获取村级公益事业项目资金的重要来源渠道,是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重大创新。运用贯序博弈和嵌套博弈理论,分析了一事一议财政奖补制度对于村级公共产品供给的影响,并通过对辽宁省125个村的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制度对村级公共产品供给项目数的影响。零堆积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1)在最近3年内,获得过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比未获得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的村平均多提供约1.3项村级公共产品;(2)邻里关系越和谐、以往提供的公共产品供给质量越高、"一事一议"后期管护越完善、村干部提供公共产品的意识越强,提供的村级公共产品项目数越多;(3)没有发现农户人均纯收入和户数对村级公共产品提供项目数有显著影响。

从“乡政村治”到“县政乡治”——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模式再探讨

现行农村基层“乡政村治”的治理结构,已经不可持续。在中央实施“多予少取放活”新政策的形势下,应当考虑进行乡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在乡镇实行基层地方自治即社区自治,建立乡镇长直接选举的基层自治政府,这种“县政、乡治、村派”的治理结构,符合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新农村建设。

广东村民自治法律·法规实施现状及改进对策

在分析广东村民自治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的对策,即巩固村民代表会议地位,完善配套立法和制定《村民自治法》。

做好教代会提案工作 促进高校政治文明建设

落实教职工当家作主的政治民主权利,是高校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和精髓,是高校工会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本质要求。通过做好高校教代会提案工作,提高教代会质量和效果,激发教职工主人翁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保障教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提高办学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在高校政治文明建设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实际效能及其完善——基于对苏村的观察

我国村民自治实践已经走过20年的历程,以村民代表会议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基层民主决策制度正逐渐普及,并成为村级治理中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的重要内容。然而,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真要从制度设计变成日常行为尚需时日。文章在基层调研的基础上,对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运行的具体状况和实际效能及其对村民自治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提出加强制度、组织和能力建设,是逐步提高村民代表会议制度效能、促进基层民主良性运转的重要途径。

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分析

经济学中的"企业契约说"和人力资本理论对传统法学理论中的职工地位提出挑战,劳权则使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具备直接的法律依据。德国的"共决制"和美国的"职工持股计划"是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的两种模式,前者建立在"劳权"的基础上,后者依托于所有权。二者皆为特定背景下的制度,在本国均具合理性。我国的职工参与公司治理必须考虑本国文化、历史和现实。因此,以所有权为依托应是设计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职工董事并非适宜的制度,而完善职代会和工会则是我国的次优选择。

黑龙江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效应实证分析

黑龙江省"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政策体现了地方政府对村级公益事业领域管理的宗旨与目的,利用公共财政有偏重地无偿资助农村公益事业结构中较为薄弱的环节,形成了政府在准公共产品领域推动农村公益事业投资的引导机制,促进了"一事一议"机制的有效开展和农村小型公益事业的快速发展。但该政策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操作层面问题,需要简化奖补程序、调整奖补办法、因地制宜地制定奖补标准和通过建立制度为奖补资金形成稳定来源,从而进一步推动村级公益事业建设和为其他省份开展此项工作提供有效的政策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