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农村基层组织改革——基于67个行政村的调查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的实施与推广对我国农村地区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农村基层组织呈现出多元化的组织发展趋势,农村普遍设立了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村经济组织以及多种类型的其他组织。在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农村基层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诸多问题。通过对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及体系研究,调查分析实际运行中农村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对策,旨在构建新形势下的农村基层组织体系,推进新农村建设。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省直管县”视野的乡镇政府改革框架设计

从公共权力及责任配置的视角出发的研究表明:乡镇政府行为失范以及多次改革均未到达预期政策效果的根源在其面临的权责配置失衡的制度困境。而"省直管县"体制的实施优化了乡镇政府行为选择的制度环境和约束条件,为乡镇体制改革突破历史困境赢得了机遇。因此,新时期乡镇政府改革政策框架设计的核心在于实现公共权力和责任配置的均衡,以保证其行政运转的效率和绩效。

转变基层政府职能的探讨

乡镇政府是政府系统中的基层子系统,处于政府系统中的神经末梢的位置。承担着辖区内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具体职能,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保障事务以及农村公共支出增加的背景下,从某种程度上说,乡镇机构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和谐社会的建设与推进。文章详细阐述了新农村建设对乡镇机构改革的新要求;分析了新农村建设下的乡镇机构改革要点;论述了乡镇机构改革——乡镇扩权在我国的实践以及乡镇扩权的影响及可能出现的问题。

县乡基层政权整体协同性改革思维的学理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乡镇改革的成效不彰,源于改革思维和方式的"贫困"。实践证明,乡镇存在的问题其实质在乡镇之外,单纯依靠层层下达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进乡镇改革,根本无法解决乡镇自身的问题和乡村治理的乱象。乡镇改革应从基层政权建设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高度出发,本着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思维,将乡镇和县政视为一个子系统,县乡基层政权视为一个大系统,统筹谋划农业综合改革。最终使乡镇政权成为一个领导有力、治理有方、责权利一体的高效率的组织结构,并藉此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税费改革后的乡村关系探析

农村税费改革,在调整国家与农民经济关系的同时,也为乡村关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变量:乡镇政府职能由"管治"转向"服务";乡村财政收入减少,基层政府运转困难增加;政府权威降低,"一事一议"问题难以推行,公益事业发展缓慢。因此,税费改革后乡村关系呈现出乡对村的行政控制减弱,乡村关系趋于松散,乡村干部由原来的显性利益共同体转为隐性等新的特点。

中国基层管理二元体制及对乡镇改革的启示

乡镇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分设是中国基层管理二元体制外在形式,基层二元管理体制形成具有历史、现实原因,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过积极作用。在城市化背景下,乡镇政府改革应立足基层管理二元体制现状,走出"改乡为街、精乡强镇"的二元路径。

乡镇政府职能转变的历程回顾与难点透视

乡镇政府机构改革的核心是转变职能,但迄今为止乡镇一级仍然存在着职能越位、错位和缺位的情况。其深层原因是我国在人民公社体制下所形成的“政党政治”与“政府政治”互相交叉、“国家行政权”与“农民自治权”互相渗透、乡镇“条条”与“块块”互相分割、“事权”与“财权”互相脱节等历史遗留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而它具有利益多元性、复杂性、可变性、渐进性、反复性和曲折性等明显特征。

乡镇改革的理论探索和思路创新

乡镇机构改革是当前农村综合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在理论上分析了乡镇改革的不同路径,结合各地改革的实践,提出新一轮的乡镇机构改革必须以创新的理论为指导,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各项配套措施协调推进,并确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

目前学术界关于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等政策主张。这既表明了人们对于乡镇政府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政府到底是“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存在着严重分歧。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不足以说明“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虽然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因此,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反观自身的“视阈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而一切“外来语”和主观推断终究不能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目前学术界关于乡镇政府体制改革的认识误区

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围绕乡镇政府体制改革提出了“撤销乡镇”、“乡镇自治”、“乡公所制”、“县政乡派村治”、“削弱乡镇”或“加强乡镇”等等政策主张。这既表明了人们对于乡镇政府的地位和功能认识不清,也显示出了人们对乡镇政府到底是“弱化”还是“强化”、“行政化”还是“自治化”的基本判断存在着严重分歧。追根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政治社会学理论中关于“国家——社会”二元对立的认识范式不足以说明“国家/皇权-地方精英/士绅-乡村社会/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而“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理论”虽然注意到了“国家——社会”非均质性的特点,但其整体论与实体论的理论品格仍然成为其致命的缺陷。因此,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反观自身的“视阈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而一切“外来语”和主现推断终究是不能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

服务型政府视角下乡镇改革面临的困境分析

乡镇是中国社会的最基层行政区域,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最根本的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转变职能必然是政府改革的核心,也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在建设服务型乡镇政府的进程中,与历次改革一样,存在着诸多的阻力和困难,只有认真分析、正确对待乡镇政府所面临的困境,才能有利于改革的顺利开展,避免重蹈改革失败的覆辙。文章从乡镇政府改革的六大困境:管理理念困境、行政体制困境、财政体制困境、人员素质困境、经济发展困境、绩效考核困境入手,对目前乡镇政府改革的诸多困境做了一些浅要的分析,希望能对乡镇政府改革的决策者们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依据。

精准扶贫背景下我国村民自治组织的适应性变革——以贵州省石门乡为例

农村贫困人口是精准扶贫的主要对象,这决定了精准扶贫必然要深入乡村社会,扶贫政策落地需要村民自治组织的密切配合,村民自治的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在精准扶贫背景下考察村民自治组织的运行及变革情况既有利于村民自治的完善与发展,又能推动精准扶贫的有效落地。精准扶贫背景下村民自治组织面临新的治理要求,但是实际自治效果不理想导致扶贫实践遭遇精准识别难精准、精准帮扶难落实、脱贫内生性不足的困境,而贵州省石门乡探索出“三级自治”管理模式,走出了一条符合地区实际的农村改革之路,优化了村级治理格局,重塑了扶贫对象在脱贫攻坚战中的主体地位,其调整自治单元和治理体系的实践对基层善治和精准扶贫的有效落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税费改革背景下乡镇政府改革的出路初探

当前,税费改革正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税费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取消农业税,必然引起乡镇政府改革,乡镇政府改革是农村税费改革成败的关键。乡镇是撤销、自治、强化还是改良,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乡镇政府改革可能的出路是采用多样化的改革方式和治理模式。

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的基本进路及反思

通过总结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的主要理论探索,分析各个改革思路实施的利弊,并考察当今进行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的条件和制度困境,进而对乡镇行政区划改革进行再思考,提出了在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以及解决策略,以期能对今后的乡镇行政区划改革研究有所裨益。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乡镇政府体制创新

就乡镇政府现存弊端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乡镇政府体制创新提出了一些建议。

自治行政化: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后的乡村治理趋势——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改革的研究

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近30多年的集体产权改革重塑了乡村治理。研究发现,在乡镇与村庄不同治理能力、治理资源作用下,乡村治理不是静态格局,在实践中随着农村改革工作以及乡、村使用的变通策略、调适行为而动态调整。珠江三角洲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后,地方政府导入规范化、城市管理体制,造成基层治理行政化、格式化,行政村“小政府”化后果,村民自治逐渐丧失弹性机制,乡镇和行政村的治理能力双层弱化。在土地开发利益急增影响下,被产权改革高度组织起来的基层利益群体,影响了乡村治理关系的具体实践形态。

河南省乡镇机构改革的动力机制研究

1998、2001年和2005年下半年,河南省基于缓解地方财政短缺的压力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主要围绕着“撤并乡镇、精简机构、分流人员”进行了三轮乡镇机构改革。在前二轮改革中,省、市、县、乡四级政府之间互相推脱分摊改革成本的责任,结果都变成了虎头蛇尾的“假改革”。在第三轮改革中,省委、省政府强化了相关配套措施的跟进,统筹协调各方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改革中所引发的各种复杂矛盾,最终形成了有效整合、协调一致的合作型博弈机制,可称得上是善始善终的“真刀真枪改革”。下一步,我国将重点进行市、县两级机构改革,为防止出现低效率的重复博弈,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直接领导这项复杂而艰巨的系统工程,省一级则负责具体组织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