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问学与尊德性折衷于孔子之道--论孙奇逢解决朱陆五百年聚讼的理路

自从“鹅湖之辩”后,“道问学”与“尊德性”之争便一直延续下来。对于这长达五百年之“聚讼”,孙奇逢解决的理路是,既承认二者之别,又阐释二者之同,最终超越出“门户”之争,将二者“折衷”于“孔子之道”。“孔子之道”虽为“本于天”的“天理”,但它不离人伦日用,故“体贴天理”只需“操功于日用食息间”。实际上,这种解决“门户”聚讼的理路可具有普适意义。

论“道德捉迷藏悖论”的成因、后果和治理路径

有德之人通常不事张扬,国家和社会则致力找出有德之人并公开表彰,借此开展社会道德教育,这两种做法导致了“一方躲避、一方寻找”的“道德捉迷藏悖论”。该悖论的成因包括:个体德性的内敛性和社会表彰的外显性之间的矛盾、日常道德教育忽略综合培育施惠和受惠的相关德性,以及传统伦理思想缺少建构“德福一致”社会支持系统。“道德捉迷藏悖论”既不利于完善“德福一致”的社会支持系统,也不利于持续发挥道德的社会调节作用。消解该悖论的途径包括观念转变、教育变革和制度改进。综合国家、社会和个体的力量,建立和完善促进“德福一致”的长效社会支持系统,将逐渐消解“道德捉迷藏悖论”,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柳诒徵“史学致用”论发微

在史学研究之中,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两种治学态度常被相提并论.孰是孰非,众说纷纭.一代史家柳诒徵高张“经世致用”之旗,明确反对“为学问而学问”对其“史学致用”论潜研深探,并与当时相关论说相互比较,则可发现“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之争,层面有二：第一层面易有共识,第二层面则殊难调和.当代论者探讨两者之争,多将两个层面混而为一,益发淆乱.因此回顾柳氏“史学致用”之论,梳理二者之争,也就极有必要.

中国高校师生求真、求善、求美意识调查分析

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232名高校教师和大学生的求真、求善、求美意识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高校师生(1)整体意识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求善、求真、求美;(2)整体求真意识不强,并表现出显著群体差异;(3)整体求美意识差,教师的求美意识显著低于学生;(4)真善美的统一还需经过相当努力才能达成。在调查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应对策。

儒家美学“仁”范畴之存在论意义

在儒家美学看来,"仁"乃是"人"原初的本性,为"人"之纯真本性的一种呈现,"人"必须去蔽存真,敞亮仁心仁性,仁其所仁,以成己成人。"成己",即自身心身圆融;"成人",即通过"成己",澄明原初本真心性,以达成自我与他者的和谐,进而与天地参,生生不息,化化不已。"仁"审美域的达成为"人"原初心性的呈现,是"人"所具有的本真品质的自明,与"人"自身的选择相关。"仁"作为"人"的本性,通过选择,于"求仁"、"为仁"的去蔽中呈现出来,则体现为一种仁爱精神,"仁者爱人","仁者"既仁爱自身,更仁爱他人,仁爱社会,仁爱自然。儒家美学所谓的"求仁"、"安仁",就是主张使仁爱精神推及自然、社会,通过此,在"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确立一种相依相成、相亲相爱的融熙关系,以促进上下与天地同流,人与天地合其德。

科学的人文价值和哲学研究中的科学精神

科学的人文价值是指科学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积极意义 ,它表现在 :科学通过提高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而为人类的生存提供必需的生活资料 ;科学为人类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和人生理想 ,破除迷信 ,实现人性的完善与解放。哲学研究可以分为哲学创新、哲学解释和哲学编篡 ,无论何种研究活动都需要科学精神的指导和参与。“实事求是”和“价值求好”

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研究

自朱陆"鹅湖之争"以来,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一直未间断过,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对于此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备受关注,并成为"千古不可和之异"(王阳明语),究其原因,主要因为这次论争,既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较为完整的方法论的理论自觉论争,也是第一次比较成熟和理性的思想和方法的论争,而对于此问题的回答又关涉到为人及为学的问题;因此,无论是从"尊德性"还是从"道问学"出发,都将面临一个二者都无法统一的悖论。有鉴于此,笔者想在探析此问题渊源的基础上,对历代学者与此争论有关的认识与看法进行客观的分析,以期找出古人在此方面的某些可借鉴性因素,从而为当今社会风气建设及为学次第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儒家美学之“本真”生存论

中国古代儒、道、释美学都很重视人的"本真"生存问题,都是从"生存"的意义上关注人的。就儒家美学而言,"仁"的构成境域就是人的"本真"生存态势或生存状态。并且,从重视人生出发,儒家美学强调个体自身生命意识的培养。"仁"的人生境域与审美境域的构成就是心灵的升华,为人的一种"本真"生存态,表现出一种对人自身生命意识的充分肯定,以及在此基础上领悟生命、体味生命的审美意趣。

生态文化哲学智慧——真善美智圣的统一

生态文化哲学智慧主要表现为对生态系统的准确认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对生态价值的全面把握、对生态文明的根本追求,其核心内容包括:万物相联、包容共生,平衡相安、和解共融,平等相宜、价值共享,永续相生、和谐文明。生态文化以追求真善美智圣为目标,以实现和谐生态,走向生态文明。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人的文明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文明体系。

在教书育人中践行“厚德求是,强学力行”校训

本文联系自身教学工作,深刻分析和解读了我院"厚德求是,强学力行"的校训内涵,阐述了培养高职学生理论思维和实践思维并重的重要性,强调"厚德"与"力行"是高职学生应有的素质,因此"厚德求是,强学力行"校训应贯穿于育人全程。

儿童在因果知识领域内的选择性学习

儿童的选择性学习是目前认知发展领域的热点问题。儿童在因果知识领域内的选择性学习(即选择性因果学习)对于回答儿童如何获取知识这个经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儿童的选择性因果学习表现在对他人解释的辨别、评估与采纳上。他们会主动向可靠的信息提供者寻求解释,并在接收回答后表现出选择性跟进反应。对于他人的回答,年幼儿童不仅能根据言语线索辨别出解释性陈述,还能依据解释的结构特征选择更好的陈述加以采纳,年长儿童甚至可以从不同模式的解释中灵活地学习更适宜的因果知识。未来研究应深入关注解释的其它特征在儿童选择性因果学习中的作用,进一步探讨选择性因果学习的认知机制。

论实践的“实事求是”方法的三重视域

实践的"实事求是"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概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精髓。马克思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践性决定了实事求是的实践性特性。实事求是内在地存在着三重视域:"求真"的视域"达善"的视域和"合美"的视域。只有将这三者有机的联系在一起,才能完整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方法的深层理论意义。

“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柳诒徵“史学致用”论发微

在史学研究之中,"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两种治学态度常被相提并论。孰是孰非,众说纷纭。一代史家柳诒徵高张"经世致用"之旗,明确反对"为学问而学问"。对其"史学致用"论潜研深探,并与当时相关论说相互比较,则可发现"经世致用"与"为学问而学问"之争,层面有二:第一层面易有共识,第二层面则殊难调和。当代论者探讨两者之争,多将两个层面混而为一,益发淆乱。因此回顾柳氏"史学致用"之论,梳理二者之争,也就极有必要。

从朱陆之争看清代前期理学走势

朱陆之争不仅反映了宋明理学的发展脉络,而且推动了理学自身的演进,可以作为解读清代前期理学走势的一条主线。朱陆之争在学术和政治两个层面影响和推动了清代前期理学的演进。在学术层面,将理学由"尊德性"转向"道问学",使"道问学"成为清代理学发展的基本方向;在政治层面,对王学的政治伦理批判深刻影响了清朝意识形态的确立。清代前期是理学继续发展的时期,理学主要围绕关于朱陆异同问题的考证向着"道问学"方向发展。

实事求是与学校德育

实事求是是学校德育的灵魂。全面认识和处理学校德育中的问题 ,就要坚持实事求是 ,反对主观主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 ;反对片面性 ,辩证地看问题 ;反对孤立地看德育 ,在联系中开展工作 ;反对狭隘封闭 ,全面客观地评价和推进德育工作。

美化僭越:先秦“求富”思潮的政治学分析

先秦的"求富"思潮最初是一种政治话语,起源于春秋中期的政治变迁。此前,古人依遵氏族国家的"俭"德规范看待财富、反对"贪""侈",要求宗法贵族按礼制占用财富、向穷匮族人分财;鲁襄公时代"求富"的记载剧增,实为各国卿族崛起,将"贪""侈"恶行合法化为"求富"的新愿望。新富贵族不仅奢侈消费,还以财富跨等级地招徕人才与人口,建立起新型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转变为集权君主。"求富"思潮的兴起与扩展是氏族国家制度崩解的缩影与战国政治思想的重要主题。

朱熹与儒家环境美德论的发展

朱熹之学的主旨是修身成己,完善自己的品德。朱熹认为,对禽兽、昆虫、草木等其他生命的道德关怀事关“防养善端、培植治本”,关系到人美德的保存与养成。朱熹改造了儒家“成己”“成物”思想,认为儒者的修养方法−“格物致知”是格物之“所当然”,这是从自家性理出发,因“物之理”而行,合内外之理,“仲夏斩阳木,仲冬斩阴木”,“非其时不伐一木,不杀一兽”,实行“时禁”,遵循儒家环境行为规范。朱熹认为,圣贤帮助、促成天“生物”“成物”职能的实现,裁成外物是圣人的美德。朱熹从修身成己的角度,对儒家传统环境政治、道德思想进行改造、整合,构成了较完整的儒家环境美德轮思想。

以美启智:中学物理课堂教学中关于美的价值追求

让学生在物理课学习中感受科学之美,体悟科学方法之美,能促进学生以美求真、以美尚善,达到以美启智,以美怡情,以美立德。

寻根、启智、明德——高职学生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高职院校不仅要立足时代、面向世界,而且要充分吸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来指导学生的人文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体现在三方面:第一,有助于激发寻根意识,认识民族自身;第二,有助于启发智慧,更加准确而深刻地认识国情;第三,有助于提升人文素养,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国学教育研究所构建了课程教学体系、环境育人体系、教育实践体系等三维体系共济的高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政"的思想政治教育新格局,为高职院校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从“占卜感性”“占卜理性”到“占卜德性”——论《周易》与孔子的巫史关联与情理结构

从《周易》到孔子有双重突破:一方面是从"巫"到"数理"的突破,另一方面是从"史"到"伦理"的突破,这是对"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的双重超越,也终成"占卜德性"的升华。然而,数的"象化"与伦理的"感化"里面又包孕了"占卜感性",而占卜的感性与理性二者始终是合一的,从而构成了中国人原始的"情理结构",这是《周易》对华夏文明的深层巨大贡献。实际上,晚年孔子知《易》行《易》所实现的"化巫为仁"乃是历史积淀的产物,仁始终没有逃弃由"巫通"而来的与天地的沟通,但始终是现实人们所要遵循的德之"道"。"巫"贯通天人,"史"延续古今,巫史传统的"占卜感性"与"占卜理性"及其合一,恰为"占卜德性"的脱颖而出奠定了基础,《周易》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塑造确实功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