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历史中的“民族精神” 陶云逵与中国人类学的德国因素

本文通过民国时期人类学家陶云逵这一个案,来梳理德国"文化"概念经过中国学者的思考和运用进入中国社会科学的历程。作为第一位运用"文化"理论进行实地经验研究的中国学者,陶云逵在实证研究中思考如何保存"文化"自身的神圣性,肯定人的精神价值,对各文化之间如何相互沟通和理解问题展开过深入的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在人类学内部有意义,而且构成了人类学、社会学与哲学和历史学对话的可能。本文跟随陶云逵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脚步,呈现他在文化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探索,并试图指出,陶云逵对"文化"如何制约"国家"的政治经济权力提出有力的现实和历史证据。

萨维尼的历史遗产及其对我国民法典制定的启示

萨维尼是19世纪德国历史法学派最杰出的代表,他与蒂博特之间就民法典的制定而发生的那场著名的论争,对德国民法法典化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尽管人们对他的思想和观点存在一些认识误区。萨维尼的历史法学理论由历史主义、民族精神及实证主义三个部分组成,历史主义是萨维尼理论体系的基石,民族精神是其核心和灵魂,实证主义乃其表征路径或方法。萨维尼的民法思想植根于其历史法学理论,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我国当前的民法法典化与德国历史法学之时代背景颇为相似,重新梳理萨维尼的历史遗产,对我国民法学研究及民法典的制定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陶云逵的云南民族研究及其对德国民族学思想的发展

陶云逵作为中国民族学的早期研究者,将德国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和中国边疆的实地研究结合起来。在德国民族学理论中,文化和民族精神是构成民族的两个重要维度,但在现实经验中,杂糅多元的文化与追求纯洁性的民族精神一直有难解的矛盾。文章尝试梳理和总结陶云逵如何破解这个问题,指出:(1)陶云逵在传播论脉络下,实际区分了以文化为载体的集体意识,和以社会为载体的集体意识。前者以传播作为文化和社会的前提,不断构建横向的社会关联。(2)民族志复合的机制是基于传播形成的,为民族性格提供事实基础。民族性格是可变的,不同于民族精神对纯洁、竞争和稳定性的追求。陶氏在处理云南民族志材料时,逐渐倾向于在民族性格意义上展开分析。(3)应基于民族志复合在边政学中的具体应用来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即,国家通过边政和边教在地方重建基于现代性的民族志复合/民族性格,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形成基于现代性的中国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