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新动能,其是否能够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优化内部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争议。为厘清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在从理论上廓清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经济逻辑的基础上,利用2012—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从整体上提升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现了“分好蛋糕”的目标;数字化转型通过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影响劳动收入份额,且对工资率的影响大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从而产生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净效应;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企业增加值,实现“做大蛋糕”的目标;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比,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更大;与非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国有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程度有所下降,主要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特殊承担。通过揭示数字化转型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内在机理,可以为二者之间作用关系的争议提供微观层面的实证依据,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企业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实现共同富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制造业数字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改变劳动力市场格局,对收入分配产生重要影响。以1995—2018年45个国家17个制造业部门为样本,考察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这种特征在发达国家中比较突出,在发展中国家中不明显;相比于国外投入,国内投入数字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倒U型”影响较早达到拐点;制造业数字化与直接出口、间接出口以及再进口活动的劳动收入份额分别呈抑制、促进和“倒U型”关系。机制检验显示,制造业数字化主要通过工资率效应和价值链分工效应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倒U型”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制造业数字化能够缩小高-低技能和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拓展性分析表明,资本-劳动比和行业竞争程度的提高均使劳动收入份额由升转降的拐点提前。研究可为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供重要启示。

外资进入与女性就业——基于就业率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双重视角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逐渐扩大的背景下,探讨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为提高女性就业比例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供新的动力,对实现中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共享对外开放成果至关重要。基于1998~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从就业率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双重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中国女性就业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以独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更有助于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外资进入对女性就业的积极作用在私营内资企业、高性别平等化地区、东部地区以及第三产业中影响更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增加市场竞争程度和促进技术进步是外资进入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渠道。从调节效应上看,过快的外资进入速度减缓了外资进入对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积极影响。因此,应通过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合理把控外资进入速度等措施,充分发挥外资进入对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为促进女性共享对外开放成果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工资效应与分配效应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攸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课题。文章通过分析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以教育回报率及工资收入差距的分解作为测量指标,对职业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现实路径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1)利用描述性统计发现城乡居民的工资水平对其所接受的职业教育层级具有依附性的特征;(2)进一步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基准测量,发现高职教育回报率比中职教育高出21.3%,比本科教育低9.9%;(3)利用无条件分位数回归及其分解技术,发现职业教育在促进共同富裕时具有“提低”和“扩高”的异质性收益特征,仅考虑人力资本因素时,职业教育引致的工资收入差距具有“粘地板效应”的特征。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以职业教育为抓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实方案。

城市蔓延与教育回报率——基于市辖区与县域的异质性视角

城市蔓延作为影响集聚经济的重要因素,在城市化的高质量协调发展和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过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在研究设计上,以城市蔓延指数度量的城市空间结构作为核心解释变量,结合CHIPS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考察城市蔓延在全市域、市辖区及县域区域内对劳动者教育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高密度、低蔓延度的地级市空间结构对教育回报率在市辖区范围内有显著的提高作用,且更为显著地影响拥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而这一效应在县域不明显;进一步的讨论表明,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劳动者越容易缓解城市蔓延对教育回报率的负面作用。

跳扩散模型下带违约风险的DC型养老金最优投资策略

本文在跳扩散模型下研究DC型养老金个人账户的最优投资问题.假设养老金管理者将资金投资于一个无风险资产,一支股票及一个可违约债券,其中工资过程与股票的价格过程服从跳扩散模型.由于养老金占参保人退休当期工资的比例(工资替代率)是评价养老金管理绩效的重要标准,因此本文以实现预期工资替代率的精算现值为优化目标建立最优控制模型.运用动态规划方法,通过求解相应的HJB(Hamilton-Jacobi-Bellman)方程得到违约前和违约后的最优投资策略与值函数的显式表达式.最后,通过数值分析表明:股票价格过程与参保人工资过程中的跳跃对最优投资策略有很大影响.当参保人的工资上涨可能性较大时,管理者需加大对股票和可违约债券的投资;当股票价格上涨可能性较大时,管理者会加大对股票的投资.

“数字泰勒主义”影响下的外卖平台“计件工资制”研究

对工业生产中“计件工资制”的研究表明,薪酬制度不仅从经济维度影响劳动者的行为,更是形塑劳动者从纯劳动力意识向纯劳动意识转变的重要机制,是劳动力过度商品化的重要基础。本文通过对外卖平台“计件制”中的派单、奖励、惩罚等规则的梳理,提出平台“计件工资制”虽然在形式上承继了工业生产“计件制”“多劳多得”的简单累积逻辑,但根本上已经变成了高投入、高回报和高风险的企业家式博弈,以及本质上的加速积累逻辑。同时,通过对骑手个体经营意识、过渡意识、自由意识、平等意识等被薪酬制度所形塑的企业家式劳动主观意识的呈现,进一步提出外卖平台薪酬制度的变迁意味着平台劳动中的“数字泰勒主义”并非工业劳动经典“泰勒制”的自然延续,而是具备了主客观方面的独特特征。

劳动保护能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吗?——基于《劳动合同法》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2000—2017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将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视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劳动保护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加强了劳动保护,使得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显著提高,且这一促进效应对于国有企业、规模较大企业以及普通员工更为凸显。机制检验发现,劳动保护加强使得工资率的增速快于劳动生产率,且劳动保护加强主要通过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提高劳动报酬,进而使得劳动收入份额增加。

出租车高效益行程特征

为提高出租车营运效率和服务水平,以重庆为案例,研究出租车行程特征与出租车驾驶员单位时间收入的关联机理。首先,基于关联的出租车营运数据和轨迹数据构建行程特征指标;其次,构建随机森林预测模型分析行程特征对单位时间收入的相对重要性及显著性;然后,构建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行程特征对单位时间收入的量化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行程特征指标可用于预测驾驶员单位时间收入且准确性较好,送客速度、寻客时长、长单数量对平均单位时间收入预测的相对重要性最大;寻客行程迂回度、送客行程迂回度、寻客里程的增加会显著促使普通效益驾驶员降为低效益驾驶员,而寻客行程迂回度、寻客区域偏好度、寻客里程的减少及送客速度的增加会显著促使普通效益驾驶员上升为高效益驾驶员。高效益驾驶员具有寻客积极主动、不偏好特定区域、倾向预期通行速度快的短路径、有长单偏好但不刻意追求等特征。本文弥补了先前相关研究在行程特征与效益的关联性构建,多样化行程特征对单位时间收入的表征与预测,高效益出租车驾驶员营运特征勾勒等方面的不足;可为城市交通管理、出租车数量管控及运价调整等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

外资进入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途径: 提高工资率抑或延长工作时间

区分外资进入通过工资率途径与工作时间途径对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有助于理解外资进入的福利含义和加强工时监管的实际效果。基于企业固定雇用成本视角阐释了外资进入影响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内在机制,并采用2013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检验了外资进入通过前述两种途径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提升我国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且对工资率与工作时间均有正向影响。其中,增加年工作月数以延长工作时间是外资进入促进农村劳动力收入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与外资进入主要通过提高工资率促进城镇劳动力收入增长形成了对比。异质性分析发现,受外资进入影响,雇用型就业、无劳动保障、单位规模小、流动性强、就业保护弱地区的农村劳动力更可能通过延长工作时间提升收入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进入有助于推动农村劳动力将土地转包出去,并从事本地雇用型工作、非农业生产经营性活动或长期在外务工。因此,应坚持将引进外资作为我国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的重要举措,持续推动降低企业固定雇用成本,促进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实现稳定非农就业和收入增长。

多劳一定高产吗?“干中学”视角下工作时间对工资率增长的影响研究

本文从“干中学”视角出发构建两期生产模型分析工作时间对工资率增长的影响。基于CLDS个体追踪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城镇雇员的工资率增幅与其工作时间之间存在“倒U型”的函数关系。在每周工作时间小于41.476小时的情况下,工资率增幅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而上升;而在工作时间超过这个阙值以后,工资率增幅则会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而下降,说明过度超时工作是缺乏效率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女性、高学历、非农户籍、第三产业、私有部门及小型单位雇员的最优工作时间较短。研究说明合理的工时安排有助于提升劳动生产率,制定灵活的工时制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结算方法构建实例

工资效益联动机制是国有企业工资决定机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工资总额结算的根本依据。本文通过具体的实例计算分析,详细介绍了一种适用于小型国有企业的工资总额结算方法,把工资总额与工效联动指标、职工工资水平及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相挂钩,实现有效搭建工资效益联动机制的目的,促进了企业健康发展。

养老金调整的适度水平研究

本文以养老金替代率为目标,以工资增长率为依据,分别按照上年养老金水平和上年社会平均工资增长率两种方式调整养老金,推导养老金调整幅度的算式。利用3年移动平均工资增长率确定养老金调整幅度的适度标准,实证检验,近几年养老金的实际调整幅度与理论调整幅度相比,按平均养老金调整方式计算低5个百分点左右。

生育对中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基于队列视角的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20余年的9期追踪数据,使用分层生长曲线模型,分析我国女性生育对工资水平及工资增长率的影响,并考察这种影响的长期效应和队列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生育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随着女性年龄增长,工资增长速度也随之减缓,显示出生育影响的长期效应;越晚出生的队列,生育对母亲的工资水平及工资增长率的影响均越大;同时,市场部门影响的队列效应更为明显。对于理解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长期下降和低生育率趋势,分析生育对女性工资水平影响的长期效应和队列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就如何减少生育对女性工资收入的负向影响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即积极推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落地见效,通过一揽子社会经济政策完善生育支持的配套措施,加快构建家庭和生育友好型社会。

市场一体化、机会均等化政策与中国工资率差异——基于市场获得的考察

本文利用中国1995—2008期间主要年份的30个制造业行业样本数据,经测算发现无论最终品还是中间品市场获得在我国中西部呈现出阶梯型递减形态,且地区差距并没有收敛趋势,这与我国地区工资差异化保持一致;实证考察还发现多个类型市场获得都较具说服力地促进了工资率的提升,而市场自由化有利于强化核心区向外围区的扩散力,并与机会均等化政策一致地促进了东部沿海核心区和外围区市场获得的空间均衡化,并缩减了工资率的区域差距,因而"十二五"期间我国更需要注重机会平等的"包容性增长"。

城市最优规模与劳动力实际工资率关系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在新经济地理学提供的从微观个体推演宏观区位的理论方法基础上,建立厂商内部规模经济、外部规模经济与规模不经济三种效应影响下的,以城市劳动力实际工资率衡量的城市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并通过数值模拟对三种效应分别进行单一效应的模拟比较静态分析和三种效应的交互作用分析。结果显示:在城市的实际工资率与城市最优规模存在着倒U型的稳定关系,也即理论上存在着使得劳动力获得最高工资率的城市最优规模;三种效应对城市最优规模的影响不同,发展城市最优规模需要综合考虑三种效应的交互作用。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对工资增长趋势的影响分析

1997年,我国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在1995年的养老保险改革方案的基础上,确立了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将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企业的养老保险负担开始以明确的缴费的形式出现。此次改革不仅对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意义,更为我们从实证的角度研究养老保险制度对于工资增长趋势的影响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本文通过对国家统计局1997年、1998年及1999年公布的有关数据进行相关统计学分析,讨论了在1997年《决定》实行前后,我国城镇不同所有制企业职工工资增长率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制度的变革对于职工工资增长率的波动有着显著的影响,且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与其在养老保险改革中工资增长率的变化幅度也有着密切的关联。

权利平等、单一工资率与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测量

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城乡整合始终是十分重要的政策议题之一,学界研究成果颇丰但信息的综合性和可比性不足。本文以"权利平等"为核心,以"单一工资率"为依据,综合城乡整合涉及的择业机会、雇佣工资、社会保险等各个层面,构建了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指数,运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开展实证测量,提供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的水平状态、结构特征及动态演变信息。研究表明:城镇劳动力市场城乡整合水平逐步趋于提高,整合指数从2002年的0.5692上升到2013年的0.7745;整合水平的提高源自雇佣工资层面快速整合的贡献,社会保险层面没有显著变化,而择业机会层面的整合程度则趋于下降;未来劳动力市场的城乡整合,应关注执法的严肃性和公平性,推进城乡劳动者享有社会保险权利的平等,要从消除部门分割、行业分割、职业分割上着力,推进城乡劳动者择业机会权利的平等。

会计盈余能预测就业与工资增长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从微观层面入手,考察企业加总的会计盈余对未来社会就业及职工工资增长的预测含义。基于2002-2017年的样本数据发现,企业加总的会计盈余变化与未来1-4个季度的失业率显著负相关,与净增就业人数、职工工资增长率显著正相关。特别地,与加总的会计盈余增长对就业及职工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相比,会计盈余下降对就业和职工工资增长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对盈余进行分解发现,管理层主要根据核心盈余变化做出人员增减及工资调整决策,非核心盈余与未来就业及职工工资增长并不显著相关。本研究既拓宽了劳动经济学领域有关"就业及工资增长决定因素"的研究视野,也丰富了"企业会计信息与宏观经济预测"领域的文献,揭示了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微观机理。

最低工资对劳动市场的影响及地区差距的分析

最低工资制度作为缓解劳资矛盾的政策措施之一,其建立与否以及最低工资标准制定的是否合理一直都是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通过定量分析最低工资制度对各省市自治区失业率的政策效果,研究显示,部分省份的最低工资对失业率产生影响,而大部分省份最低工资对失业率不显著。若最低工资标准维持在社会平均工资的30%时,既能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需要,同时还能降低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