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末经学的反复:以郑玄、王肃为例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为什么呢?从思想学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去看,任何一种思想学术的聚与散都不同于其他事物,有着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显著特征,那就是即便是体现着共同旨趣的学术群体瓦解了,或者所主张的学术思潮处于低潮而被世人所淡忘、冷落,但只要它曾经是流行于世的学术潮流,它就不可能完全消逝,而是以一种崭新的面貌或其他的形式再现于世的。换而言之,它们是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经学。在从经学到玄学的演进过程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有些反复也是很自然的。我们把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叫着“经学的反复”,而在这一阶段中,又以郑玄、王肃最具代表性,所以我们以他们俩为例加以说明。

王肃《论语》注初探

现存的王肃《论语》注与郑玄《论语》注,其差异主要是表现在两个学术层面上:第一,知识层面上,因为经文文本文义的模糊不清或经文的断句分歧、字词训解不同,从而造成了郑玄和王肃对同一经文理解的不同,不是王肃故意与郑玄注对立,属于正常的学术争鸣。第二,学理层面上:"王学"反对"郑学"注经时掺杂谶纬,王肃《论语》注既较郑注更为简约、理性,少有谶纬说经,而其少部分又注重义理发挥。郑玄《论语》注和王肃《论语》注的上述差异,远不能反映郑(玄)学、王(肃)学之争,尤其是两者在今古文经学的纷争。仅就此而言,当前学术界似有夸大郑王之争之嫌!

《孔子家语·致思篇》研究

作为魏晋之际的一位大儒，王肃所为人注意的往往只是经学史上的“郑（玄）王之争”，其儒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却常被忽略。本文通过对王注《孔子家语·致思篇》的研究发现，王肃的思想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具有援法入儒，德（礼）法兼备、顺时权变的特点，深刻地反映了魏晋之际复杂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在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两晋改葬服议题所见礼家对郑王之学的超越

两晋盛行改葬之风,其改葬原因不似古礼单一而较为复杂。两晋礼家从探讨郑玄王肃改葬服观点着眼对当时改葬服现象进行了议论,表现出了超越郑王观点的倾向。两晋礼家对于郑王之学的超越反映了晋人重服的文化心理,同时也体现出了两晋礼学重实用的特点。

论两晋礼家关于立宗资格的分歧

以杜预为代表的礼家认为有资格立大宗者仅为太子之母弟一人,而以贺循为代表的礼家则认为受封之群公子及起于是邦为大夫者皆可立大宗。杜预之说将礼文"公子之宗道"与一般卿大夫立宗之原则等而视之并受到了王肃之学的影响,而贺氏之说则明显受到了郑玄之学的影响。在两晋立宗资格问题上,由主杜预之说到主贺氏之说,反映出了两晋学术传统与学风的转变。

庆历名臣王素生平事迹考述——三槐王氏人物考之五

王素是庆历年间(1040-1048年)的著名谏官,在此后的仕途上,更是对国家的建设和稳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王素的生平事迹进行梳理,以期了解王素对时代的影响。

魏晋时期王肃的古书作伪及其影响

从焚书坑儒到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成为当时和此后的稀缺文化资源。魏晋时期,王肃为了推翻郑学,开始制造伪经。《孔子家语》及《孔丛子》就是他的伪作,并且在学术界流行很长时间;两宋之际,吴棫首先对《古文尚书》辨疑,到清初,阎若璩吸收前人研究成果撰成《尚书古文疏证》,系统地考辨了《古文尚书》之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