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审判日军将官战犯名单考订

抗战胜利后中国在各地设置10个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其中审判日军将官战犯情况是抗日战争研究的一项基本数据,尚无完整准确结论。最新文献《大审判: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犯实录》公布一份“已判决日军将级战犯41人名单”,本文对此进行详细辨析、改正,整理成审判日军将官战犯39人名单,详列战犯个人资料、履历,并作简要统计分析。

盟国审判机制下的国民政府审判“台籍战犯”问题

抗战胜利后对“台籍战犯”进行审判,是中国政府收复国土后,在中国台湾恢复行使国家主权的第一次司法实践。受盟国审判机制及国际法的规约,国民政府始终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对违法战犯坚决进行惩处,二是对违法中国台湾人依据国际法以战犯身份审判。由于相关法规出台迟滞,以及司法群体对法的理解存在差异,对“台籍战犯”的身份存在争议。但作为审判战犯最高决策机构的国民政府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始终坚持以国际法审判“台籍战犯”,部分司法判决也较好地诠释了国际法,一定程度体现了近代以来司法群体对国际法的理解和接受。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确立"宽而不纵"、"以德报怨"的审判日本战犯方针,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成立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和各地军事法庭,逮捕、审判和惩处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日本战犯,一定程度上为惨遭日本侵略者虐杀的死难同胞找回了公道,洗刷了近代中国人的百年耻辱。但是,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才开始关注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且至今主要集中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的方针、政策、历史经过与价值评判,以及最具代表性的南京审判方面,研究视野相对狭窄,研究方法比较单一,研究成果也不太丰富。故而,关于国民政府审判日本战犯研究,需要广泛挖掘史料,拓宽研究视野,细化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这一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

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及其影响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同盟国对日本法西斯罪行的揭露和批判,代表了人类的公平正义。然而,不论是对战争罪犯和战争罪行的审判,还是日本的自我审判,都存在一定的不彻底性。这固然受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但更重要的是由战时及战后的国际秩序决定的。这一不彻底性影响深远,使日本政坛长期保守化、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不清,而且对东亚地区安全构成隐患。

20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与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政府曾对日本战犯本着宽大的原则进行过审判,但是由于二战后美苏之间冷战的蔓延以及中国内战的缘故,日本战犯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仍关押着日本战争犯罪分子1109人。由于国际形势的缓和、改善中日关系的需要以及侦讯工作的结束,1956年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并予以分批释放。处理战犯不仅是法律问题,而且是有关国际斗争的政治问题,是为了争取日本的需要。尽管宽释日本战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总体而言并未达到预期目的。由此也说明,一项对外政策成功与否是建立在对对方国真正了解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良好愿望上。况且,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中,宽容必须借助于实力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

梁大牙:一个另类英雄——评小说《历史的天空》

英雄人物的成长离不开具体的历史时代环境。随着对“文学即人学”观念的深入思考,当代军旅作家们开始注重在作品中展示英雄人物的成长与具体历史时代环境的关系,塑造了一批具有个性和丰富内涵的英雄形象。徐贵祥在《历史的天空》中塑造了一位另类英雄人物——梁大牙(梁必达)形象。文章从四个方面对梁大牙的出身、经历、性格和情感进行分析,揭示了其体现出的人性复杂性和创新意义。

美国对日政策与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反法西斯国家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在这场国际大审判中 ,美国自始至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法庭组织、法庭宪章起草、战争嫌疑犯的调查取证及被告的确定、起诉及法庭辩论等阶段 ,美国都做了大量工作 ,为审判的正常进行作出了贡献。但是 ,另一方面 ,在东京审判期间 ,美国利用其占领日本的有利条件 ,把美国的利益凌驾于盟国之上 ,独断行事 ,并对免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大批释放在押战犯 ,负有主要责任。

战后中法引渡战犯问题交涉

1944年1月,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成立后,制定了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第一份战犯引渡公约——《解递战事罪犯及其他战事违法人犯公约》,公约剔除了传统引渡制度中"政治犯不引渡"的条款,以保证对战犯的彻底追究和惩治。二战结束后,中法两国达成以该公约为相互引渡战犯依据的协议,在处置战犯问题上从冲突走向司法合作,保证了战犯审判的顺利进行。中法两国在引渡战犯上的初步实践,较为全面地诠释了公约的主要原则和精神,也开启了现代国际社会通过司法合作惩处战争犯罪的先例。同时也是废除治外法权后,中国政府处理外交事务的一次成功案例,对于当今社会处理国际事务富有启迪。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理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轰动世界的一件大事。中国政府把审理与改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认真侦查、核准日本战犯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审理过程自始至终贯穿了公正、严肃和法制的精神。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实行宽大的政策,启迪了日本战犯的心灵,促使他们从思想深处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认识了自己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从而使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战争罪中媒体仇视宣传的责任——纽伦堡后续审判和国际军事法庭三起相关案例之比较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束后同盟国组织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了两起利用媒体仇视宣传的案件,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对媒体言论的法律规制大体形成于这两个案例。而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束后,美国军事法庭的后续审判中对纳粹党新闻领袖奥托·迪特里希的判决几乎被学界所遗忘。面对两个法庭相似罪名的指控,三个案件却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通过展现这两个法庭的判决思路和推理,发现这三起案例对定义危害人类罪、灭绝种族罪、媒体仇视宣传责任意义深刻,促进了国际刑法上间接犯罪责任认定的完善。

日本靖国神社合祭的甲级战犯罪行述要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二战结束之后,在日本社会右翼团体和内阁的支持下,靖国神社先后将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大批战争罪犯的亡灵合祭入内,不少内阁政要还多次违宪参拜,其目的就是"神化"战争罪犯,"圣化"侵略战争。揭露和鞭挞靖国神社合祭甲级战犯的战争罪行,重申东京审判的合法与正义,反对日本政要的"公式参拜",是一切热爱世界和平人士不应懈怠的历史责任。

“慰安妇”问题与二战后日本政治议程

二战期间中外记者报道日军性奴役“慰安妇”真相,二战后各国军事法庭也对包含“慰安妇”问题在内的日军性暴力罪行进行审判。但二战后日本并没有接受“慰安妇”问题事实以及尊重各国军事法庭的相关判决,相反依据日本式战犯“无责”“无罪”理论开展的释放战犯运动占据战后日本的政治议程。

日本靖国神社与合祭甲级战犯

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精神支柱。二战结束之后,在日本社会右翼团体和内阁的支持下,靖国神社先后将包括14名甲级战犯在内的大批战争罪犯的亡灵合祭入内,不少内阁政要还多次违宪参拜,其目的就是"神化"战争罪犯,"圣化"侵略战争。它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国内为历史翻案之风,已经成为影响亚洲稳定的重要因素。

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记录——东京审判及其价值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正义、和平、文明战胜侵略、野蛮、法西斯的重大胜利,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胜利。日本右翼势力及其政客否定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公正性的言行,引起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严重关切。东京审判不容否定,国际法庭审判的权威性不容否定。

抗战大后方刑事审判程序的改革与实践述评——以西康为视角的考察

1939年,国民政府因应战争之需,在作为抗战大后方的西康建省,并完善各级司法机构,以维护大后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为有效解决战时各种刑事纠纷,安定人心,西康各级法院在规范审判程序的同时,实施了巡回审判和特种刑事审判等特殊审判程序,并根据西康民情风俗,对审判程序加以灵活变通,以适应战时需求和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

世纪大审判回眸——2000年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评述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国际社会在东京举行了旨在追究日本在二战中推行军事性奴隶制度的审判。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最终判定,昭和天皇和日本政府在制定、实施“慰安妇”制度、纵容日军凌辱和残害各国妇女方面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判决裕仁有罪,法庭为受害者讨回了正义,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孙子兵法》与职务犯罪侦查预审谋略体系

《孙子兵法》是一部重要的古代兵法著作,其深刻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应着预审的对立性、不确定性、层次性。在宏观上,务求全胜和"知胜有五"等战略思想能够成为预审的基本立场。在微观上,要求根据实际情况,实施主导预审、避实击虚、务求变化、留足出路、宽严有度、虚实结合、分化离间等战术。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及对程序合法性更加强调的背景下,侦查预审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孙子兵法》对于建立和拓展预审谋略体系,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