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舟竞渡中的先贤崇拜渊源及演变

龙舟竞渡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俗体育活动。学者们认为龙舟竞渡起源于先民对水神的祭祀。秦汉以后,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等先贤。因此,龙舟竞渡实现了从神灵祭祀到先贤崇拜的转换。龙舟竞渡与所纪念的先贤之间的联系成为各地百姓根据当地历史文化附会而成的依据。华南地区傍水而生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先民形成了水神崇拜心理及竞渡祭神活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先贤的形象与水神崇拜相耦合,并在龙神文化及百姓求安心理的影响下被神化成为纪念的对象。龙舟竞渡因官方的推动与内在娱乐性在后世发展成为全国共同的习俗,对先贤的崇拜也由区域性随之演变为民族集体性。

泉域社会:明清山东漕泉州县的官民信仰与利益博弈

明清时期,朝廷在山东实行“引泉济运”,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社会变化,使得山东部分州县也具有泉域社会的社会表征,其主要表现在水权、水争端、水信仰等方面。同时,由于国家因素的介入,山东的“泉域社会”表现出了与山西“泉域社会”不同的地方特色:一方面,国家推行的水神信仰与民间水神信仰共存,另一方面,国家与地方社会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因泉而生的矛盾与利益博弈。

古代区域水神崇拜及其社会学价值——以都江堰水利区为例

研究了水神崇拜的起源,以及国家主导下的水神造神和祭祀活动历程。以都江堰为例,探究了都江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水利活动所培育的文化现象——都江堰水神及其起源、嬗变。研究表明,民众参与的岁修与水神祭祀活动和谐地融合一体,为灌溉工程的管理和用水制度的实施注入了活力;灌区岁修礼祀制度与民间水宗教活动交融,赋予了历史时期都江堰的文化特质。

明清宁夏平原水利兴修与水神信仰初探

明清旱灾频繁,地处内陆的宁夏平原亦不例外。官民一方面在前代的基础上兴修水利工程,另一方面为了心理慰藉的需要求助于水神,新建或重修相关水神庙宇。故明清两代,宁夏平原的水利工程与水神庙宇数量都大为增加。不同社会应对方式,应是明清宁夏平原旱灾严重时在官民行动和心理上的体现。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①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泇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白族本主神话中的水神崇拜

本主崇拜是白族的传统信仰 ,在大量的本主神话传说中 ,有一些与水有关的故事 ,反映了农耕经济对水的依赖及凝结于本主身上的原始崇拜的影子 。

西江流域水神崇拜文化的生态根源——以蛙崇拜与蛇—龙母崇拜为例

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以蛙崇拜和蛇—龙母崇拜为代表的水神崇拜文化。水神崇拜文化根源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蛙崇拜根源于稻作生产的自然生态以及族群繁衍的社会生态;蛇—龙母崇拜根源于"水事"生态以及族群认同的社会生态。西江流域的水神崇拜文化孕育于西江流域以水为主导的生态环境,以形象的方式见微知著地反映了人类文明与生态环境的紧密关联,是西江流域生态文明的文化表现形式。

明清时期宁夏地区水神信仰探析

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与水息息相关,尤其在古代农业社会,水量的充足与否关系到农业生产的丰歉,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乃至生存。明清时期的宁夏地区处于传统的农业社会,水神信仰多元化,包括自然神、龙神、人格神。在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水神信仰呈现出神灵种类多样性、信仰阶层广泛性、南北方明显差异性、政治色彩浓厚等特点。

妈祖信仰与钱妃信仰之比较

妈祖和钱妃是宋代福建莆田相继出现的两位影响后世的女性水神。通过对二者的生平事迹、信仰产生与发展过程、海洋水神与农业水神等差异性比较分析,说明海洋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差异以及合流趋势。

历史时期洪洞水神信仰问题初探

历史时期的洪洞、赵城两县,因霍泉之利、旱灾之扰而长期存在着水神信仰,承载者就是霍山脚下的霍泉水神庙——明应王庙,从唐代建庙以来,一直受到由官府到百姓的正式崇祀,发挥着祈求风调雨顺、维护水利秩序、实施有效社会控制等方面的功能。

水系、船帮与景德镇水神信仰

水系是景德镇瓷业生产的重要前提条件和主导力量之一,在瓷业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消失的船帮是景德镇城市瓷业发展的记忆和历史见证。景德镇是典型的瓷业生产手工业移民城市,其水神信仰有地域和历史特点,不同地区的船帮有着不同的信仰,也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瓷业水神信仰体现了功利、政治、文化和灵魂等方面。

试论明清鲁中地区水神信仰

水是生命之源,与人们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了水神信仰。明清鲁中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其水神信仰具有地区和历史之特点,主要表现为:参与者广泛,神灵体系完备,祈雨行为功利化,政治、道德色彩浓厚、具有地域特色等,既对前代有所继承、发展,又与周边地区有所不同,这些无疑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政治、文化传统息息相关。

明清时期苏北运河沿线区域的水神信仰

明清时期苏北地区黄、淮、运在此交汇,地理位置极其重要。黄河水患的严重危害以及繁忙的漕运和频繁的河工是导致苏北运河区域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在明清朝廷的倡导和推动下,苏北地方官员和普通民众建立起了众多用于祭祀水神的庙宇和祠堂。水神信仰的盛行使明清时期苏北运河区域的民间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论《荒原》的结构方式

分析本世纪最负盛名的诗歌《荒原》的结构方式。作者认为，有关繁殖神崇拜的神话是《荒原》的“骨架”，诗歌中丰富而意蕴深远的意象是《荒原》的“血肉”，诗歌中的中心人物泰瑞西士是《荒原》的“灵魂”。

礼俗互动视角下祈雨祭研究——以广胜寺镇水神祭祀为例

一个地方的信仰和仪式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礼俗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水神信仰形成于日常生活中,人们普通以为其属于纯粹的民间信仰,但在民间的实践中,官方从未缺席。从广胜寺镇祭祀水神的案例看,官民之间在对待水神信仰的问题上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官方对当地水神文化的支持与引导,有助于水神信仰的发展,更有助于官方和民间的良好互动。

明清时期聊城地区水神信仰述略

明清时期的聊城既是漕运必经之地,同时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水神种类众多,其中既有官方崇奉的金龙四大王、晏公、漳河神等运河水神,也有民间信仰的龙神、二郎神赵昱、羊使君等水神。漕粮运输的现实需要是导致金龙四大王等运河水神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频发的水旱灾害则导致了当地治水神和祈雨神信仰的盛行。水神信仰对明清国家及当地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漕粮运输和地方水旱灾害防治中,水神信仰起到了组织动员、安定人心的作用。通过为治水名人或河漕有功官员修建祠堂,撰写碑记,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崇德报功的功能,水神信仰还有文化娱乐的作用,演剧酬神在娱神的同时,也达到了娱人的目的。

明清鄱阳湖地区民间水神信仰初探

明清时期,鄱阳湖地区洪涝灾害频繁,民众苦不堪言,因此,围绕水体产生了诸多水神信仰。鄱阳湖区民间水神有自然水神、人格水神和动物水神,并呈现出本土化、多元化、功利化、政治化色彩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得鄱阳湖地区民间水神信仰信众广泛,庙宇广建,至今犹存。究其主要原由是民众精神上的渴求、民间水神的灵异、慰藉百姓禳灾的心理、国家祭祀的导向作用和文化控制与维护社会稳定。

明清时期济宁地区水神信仰史考

明清时期的济宁是典型的运河区域,也是水神信仰较为盛行的地区.从功能角度看,水神信仰包括两大系统,即与运河有关的官方河神系统和与祈雨有关的民间水神系统.治运、保漕的政治目标以及神道设教、崇德报功的文化控制手段是正祀河神大量存在的原因.由于济宁是明清河道总督驻地,故以祭祀治河有功之臣的治水人格神信仰极为盛行.频发的水旱灾害也导致了当地治水神和祈雨神的盛行,地方先贤和历史人物成为祈雨的主要对象.当地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造就了水神信仰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种差别和对立成为运河区域特有的社会现象.

北江流域水神崇拜的考察

北江流域几乎占广东地域面积的三分之一,流经韶关、清远两市各县以及肇庆的怀集、广宁、四会和佛山的三水、南海等县区,历史上这些流域的主干与支流上曾存在过一些水神崇拜,有的还残存至今。通过对有关庙宇和传说的考察,可知有这样几种水神:第一是由广府人传承而接受或受广府文化影响而移植过来的天后崇拜;第二是由有益于地方的官员转化而来的马援、周憬崇拜;第三是由地方名人转化而来的曹主娘娘崇拜;第四是由地方仙人转化而来的石上兄弟崇拜;第五是由著名将领转化而来的关公、岳飞崇拜;第六是由观音菩萨信仰转化而来的观音崇拜;第七是由民族始祖转化而来的盘瓠崇拜;第八是由神奇动物转化而来的龙王崇拜;第九是由守护神转化而来的北帝崇拜。这些崇拜反映了当时北江流域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进程。

明清道教神灵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研究

明清两朝是道教神灵真武大帝信仰最为兴盛的时期,而这得益于明初统治者的提倡与推广,使这一信仰无论是在分布地域、庙宇建设,还是信仰人群、祭祀仪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真武大帝的水神功能,包括祈雨、镇水、厌火等诸多方面,深刻反映了信仰群体注重实用性与现实性的特色。真武大帝水神功能的推广,既是国家政策宣教的结果,同时也与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多元化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