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VERNMENT TACKLES WEALTH GAP

China takes on the task of reducing dispariti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Afairer distribution of China’sgrowing wealth topped the agenda of this year’s annualmeeting of the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which was held between March 3 and 16.

共同富裕的具体目标和制度选择——基于分配公正原则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学术界、政策界应该对什么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和具体目标是什么,展开充分讨论并达成共识。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提升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前景。为此,应当采用当代分配公正研究中提出的三种原则——按需分配、机会平等、差别原则——对公共资源进行分配。具体的分配方案:一是基本需要按需分配,二是稀缺资源保证机会平等,三是保证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水平持续提升。在此制度设计的基础上,可以提出促进共同富裕的三个具体目标或规范性指标:第一,覆盖全民的、均质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跨区域的、优质的公立教育;第三,贫富差距被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共同富裕何以实现:我国政府注意力配置及治理优化——基于Nvivo的主题分析法

选取我国有关政策文本,采用主题分析法,借助Nvivo12plus质性分析软件,从词频、主题、类属结构3个维度对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仍然是缩小贫富差距的主要因素;我国政府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制度、实体、统筹、科技和乡村振兴5个方面,但在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注意力配置仍然存在一些问题。由此,应从5个方面实现治理优化,即进一步以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贫富差距为重点,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多政策联动,减少农村居民低收入的代际传递,缩减城乡差距;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变运动式治理为常态化巩固,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探索“抓手经济”,推动区域经济特色化、地方化发展,助力国内市场扩张;以平衡收入关系为着眼点,构建收入分配的新体制新机制,推进共同富裕的步伐。

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突破了传统普惠金融的发展瓶颈,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新动力。在构建和测度西部地区共同富裕指标的基础上,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推动作用,基于2011—2021年西部地区的省级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检验这种推动效应。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可以通过缩小城乡差距间接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分维度看应有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均对共同富裕有正向作用,其中使用深度的影响最大。应坚持数字金融发展的普惠性原则,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重点关注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深度,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金融学视域下的共同富裕:学理基础与实现路径

通过引入资本收入比和资本收益率与一国资本收入份额之间的关系分析,阐释了资本收入份额不断集中、贫富不断分化背后的金融学学理基础,并在学理分析基础上,对老龄化、金融化等部分经济现象如何影响共同富裕进行了理论推断。这既实现了解当下经济社会现象与共同富裕之间理论联系的目的,也为相关主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基础性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研究还系统性阐述了金融结构与贫富分化之间的理论联系,以及金融结构影响财富不均等的四大传导路径,首次以金融结构改革为视角阐述了消除不均等、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基础及具体举措,为后续研究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金融结构改革来推动共同富裕既提供了理论框架,又提供了行动路径,上述思考与结论实现了以金融学为视角拓展共同富裕改革路径的研究目标。

金融平民化论纲——共同富裕视域

金融平民化是指平民享有金融资源及其权益的制度性安排。金融平民化的核心理念是以金融经济规制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促进社会政治的和谐、进步、文明。同时,通过社会的稳定和谐保障金融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在中国现行社会制度条件下,金融平民化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意义和作用。中国应当通过广泛的金融教育,使社会相关层面牢固树立“金融平民化”理念,借鉴国际经验,制定完善金融政策法规,调整改革金融体制机制,转变金融服务方式,持续推动金融业务创新,并积极实施支持金融平民化的财政税收政策措施。

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共同富裕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合理控制收入差距,减少并最终消灭贫困,迈向共同富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战略目标。本文研究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影响,运用“分位数-分位数”回归方法,探讨经济增长处于何种状态才能够促进经济稳定发展,同时收入差距不被过度拉大。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可能会拉大群体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及行业收入差距,而对区域收入差距的扩大作用较小;相比经济出现萧条或过度繁荣,处于潜在水平的经济增长可以最大限度降低收入差距扩大;经济增长能够提高农村中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减少贫困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共同富裕。经济增长虽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收入差距,但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为实现共同富裕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文章建议实施跨周期与逆周期政策相结合,在确保经济稳定增长、平衡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理念下中国真实基尼系数问题探讨

基尼系数本来是一种衡量某物分布均等程度的工具,却被赋予了代表贫富差距的社会内涵,由此,基尼系数也就由一个西方经济学的学术话题变成了敏感的政治话语。流行基尼系数理论夸大了中国的实际贫富差距,带来了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和困惑;流行基尼系数研究的“中性化”倾向,更是对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本质教育效果的对冲。只有在共同富裕的新理念下重新定义“富裕”概念才能科学解答基尼系数问题,弄清中国的真实贫富差距。

智能革命与共同富裕:走向“AI的社会主义应用”

智能革命对劳动就业、劳动收入的冲击,近年来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迅猛推进,并不必然扩大或减小贫富差距。智能革命有促进共同富裕的潜力,也存在破坏共同富裕的风险。中国的智能化进程必须接受共同富裕首要目标的指导,让智能技术成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为此,必须深入研究,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智能革命道路。

共同富裕目标下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路径探索、挑战与对策

规范财富积累机制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环节。我国通过不断改革财富积累机制促进了居民财富的快速积累,但也带来居民财富差距的扩大。当前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不合理收入结构导致的财富差距扩大,财富积累呈现显著的群体、城乡与区域差异,以及代际继承引致的财富不平等日益严重。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初衷是回应人民关切,其着力点也应围绕“人”展开,应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指引下推进,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富积累能力、加强对高净值人群的财富调节力度、着力消除财富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

论我国直接税体系构造的缺漏与补正

直接税不仅能调节财富差距,还能提升地方财政能力。依据直接税体系化要求,需要建立全流程的征收制度。目前,我国直接税体系存在总量和结构上的不足、调节财富原始获得的税收立法存在缺漏、规制财富持有行为的税法不健全、调节财产增值行为的税收力度不足等问题。为更好地发挥直接税促进共同富裕的功能,我国直接税体系的补正需要完善财产取得阶段税收征收制度、推进财富持有使用类税种立法、调适直接税征收管理制度、健全直接税国际反避税机制。

国民相对财富水平对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以埃塞俄比亚为例

财富和收入分配对于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一直是医疗保健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因素。文章基于2019年人口统计和健康调查(DHS)中埃塞俄比亚5426个家庭的数据,以家庭为单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研究区域内国民相对财富水平及城乡差异对国民健康水平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国民相对财富水平与国民健康水平呈正相关;(2)国民相对财富水平效应存在城乡差异,仅对农村地区居民表现显著,城市地区则存在边际效益递减问题。根据研究结果,文章建议相似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医疗保健政策时需考虑地区居民相对财富水平,应缩小区域间国民相对财富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差距,促进医疗资源公平分配,持续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并优先提升贫困地区居民的生活水平,以提高国民健康水平,最终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人力资本失灵、国家垄断与贫富差距扩大

人力资本失灵是中国有组织现代化过程中搁置城乡弱势群体发展的结果,引致了人力资本的非等价交换,人力资本沉没成为了常态;国有资产管理的行政性委托代理存在极大的道德风险,易于滋生为权力精英的寻租能力;市场差异化改革造成不同区域资源配置能力与市场能力的巨大差异;国家垄断部门的普遍存在带来垄断利益,寻租与腐败不可避免。这是目前引发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根源,为遏制这一现象,必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创新,破除垄断,创新金融体制。

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历程与路径选择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标。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共同富裕发展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具体表现在区域、城乡、产业、行业和企业内部职工等经济地位的悬殊变化趋势。在正确认识共同富裕发展趋势基础上,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共同富裕,应建立以劳动报酬为主要分配标准的合理收入分配体系;建立阳光透明的收入分配体制;以缩小收入差距为目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教育体制改革,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搞好民主政治建设。

数字鸿沟与家庭财富差距——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检验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穷者之间逐渐形成数字鸿沟,并导致了新的贫富差距。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采用OLS、2SLS模型实证研究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差距的影响,并在考虑个体异质性的基础上,通过分位数回归探索数字鸿沟对家庭财富影响的结构性特点,最后实证检验数字鸿沟影响家庭财富差距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一级数字鸿沟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金融投资和创业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二级数字鸿沟还可以通过提高家庭融资水平来扩大家庭财富差距。随着网络接入水平和使用技能的提高,由数字鸿沟造成的家庭财富差距会逐渐缩小。研究结论对减小家庭财富差距、改善分配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转型背景下收入差距、财富差距与消费需求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解释

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解决好贫富差距和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通过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利用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收入差距促进消费需求;收入差距通过城乡收入差距促进消费需求,城乡居民消费之间存在正向示范效应;财富差距降低消费需求,并且财富差距负向影响系数是收入差距正向影响系数的3.44倍。由此,建立和健全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推行和完善收入与财产的税收政策,降低收入差距与财富差距,促进消费需求。

近年来台湾社会贫富差距问题初探

近年来台湾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发民众愈加强烈的不满。民进党顺势操作,加强了关于贫富差距、阶级矛盾的论述和宣传,并将其作为2010年"五都选举"的重要诉求,更将其与ECFA直接挂钩,抹黑ECFA为幕后推手。本文初步探讨了贫富差距问题的诱因及民进党加强贫富差距、阶级矛盾论述宣传的实质和目的以及对于台湾社会、政党政治、两岸关系的影响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启示。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现状与结构分析

利用2012年农村居民家庭实地调查的样本数据,详细描绘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的财产分布,分析了农村贫富差距现状、家庭资产的构成和主要特征.并从户主特征角度探讨了年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能、外出务工经历、社会政治资本等因素对家庭财产的影响.调查数据表明: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外出务工经历、社会政治资本、专业技能等对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积累有正面影响;农村居民家庭财产分布符合生命周期理论.

共同富裕:历史演进、国际对比与政策启示

共同富裕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坚持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方向,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顺利完成,政策重点由脱贫攻坚转向共同富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水平有所波动,但总体处于国际中等、相对可控水平。其中,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等社会主义制度对稳定我国收入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国在减贫、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方面实施了大量政策并取得了较好效果。我国收入差距主要来自城乡、区域和行业差距。较之于收入差距,我国财富差距相对更大,主要原因是房地产过快发展和资本市场发展导致的收入效应。此外,由于缺乏遗产税等制度安排,我国代际收入惯性较强并且存在城乡分化现象。从国际对比的角度来看,我国还存在劳动报酬比重偏低;间接税比重远高于个人所得税、企业税等直接税比重;房产税有待推进;遗产税尚未开征;养老保障体系仍有待完善;高收入群体和行业薪酬限制规范性、针对性有待加强;三次分配作用有限等问题。未来,建议通过持续推动创新、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全球竞争力;提高农业生产附加值,促进农村产业兴旺;加强税收对高收入人群的收入调节,做好房产税试点工作并积极稳妥推进房产税立法和改革,加快研究和推动遗产税;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居民负担。

私人财产权制度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于马克思财产权思想的理论解析

从经济思想史角度看,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构成了西方财产权思想的来源及哲学基础。近代欧洲社会确立私人财产权利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进程体现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是,私人财产权不是永恒的而是一个历史范畴。马克思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生产关系分析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私人财产权制度的进步意义与内在矛盾。用马克思的财产权思想和方法剖析当代资本主义财产权结构和财富差距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财产权的核心实质是资本强权,分配的不公源于财产权占有的不平等。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批评和对未来社会公有制的构想中,包含了他深刻的财产权思想:一是财产权的正义公平,二是财产权与人的发展,三是社会和谐与利益均衡。这是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产权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