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认领制度的适用疑难及解决

认领是非婚生子女取得婚生子女地位的法律途径,与亲子关系推定、婚生否认、准正等制度共同构成完整的亲子关系法律系统。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认领制度作出的是一般性规定,对于任意认领、强制认领、认领否认、准正等制度的实际操作规范未加明确。德国和瑞士的认领法律体系,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认领的适用细则有借鉴意义。认领制度的解释适用,应当以血缘关系为必要,兼顾维护非婚生子女的身份安定性,且不得与子女最佳利益相冲突,以确保非婚生子女的亲属权益。因此,需要加强理论支撑,结合实务经验,从而对认领制度加以准确理解适用。

婚姻暴力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对策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重视家庭暴力的问题,而婚姻暴力作为家庭暴力的一部分,严重侵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着重从非理性的角度来分析,认为婚姻暴力与性别角色的直觉、性本能、自我本能、情绪、激情、理想、欲望和动机等非理性因素有关,并对如何预防婚姻暴力,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婚内强奸的刑法学分析

能否在强奸罪中评价婚内强奸是目前刑事司法实践中最富争议的问题 ,刑法理论对此存肯定论与否定论的对立。强奸罪的法益应该是双重的 ,包括妇女的性权利及社会的性秩序 ,婚内强奸虽然侵犯妇女性权利 ,但并不侵犯社会的性秩序。婚内强奸因缺失强奸罪客体要件而不成立强奸罪 ,对此行为应在伤害罪或虐待罪中加以评价。

论唐代的“义绝”制度及其法律后果

“义绝”即官府强制离婚。从唐律的规定来看,法律设立义绝制度的目的在于维护家族内部伦常和防范亲属相犯。唐律积极介入家庭之间的暴力,禁止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发生纠纷和暴力,违者一律予以处罚,对稳定和维护封建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秩序有重大作用,对今天的整饬家庭暴力也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是,“义绝”制度的实施在当事人自身和父母子女关系方面也产生了相应的法律后果。

易卜生戏剧中婚姻男女地位与关系的变迁

《玩偶之家》、《群鬼》和《海上夫人》是易卜生戏剧中比较集中探讨婚姻中男女地位和关系问题的戏剧。这三部戏剧揭示出男人与女人在婚姻中经历了和谐(《娜拉》)——对立(《娜拉》《群鬼》)——无奈(《群鬼》《海上夫人》)——新的和谐(《海上夫人》)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循环过程。描写了和谐婚姻关系对家庭、孩子的重要性。娜拉、阿尔文太太、艾梨达三个女主人公的塑造,反映出易卜生对人生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

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目前尚无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这显然不利于日渐增多的非婚生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文章立足于我国实际,对大陆法系经典的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逐项进行剖析和比较,并指出我国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立法应注意的方面。

由“闪婚”看父权的延续——基于赣西北S村的实地调研

通过对赣西北S村闪婚现象的实地调研发现,由村庄父权文化基础、铝合金经济所形塑出的"再地域化"组织网络、父辈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等因素综合形成的父权经济文化网络仍存在于当今乡村社会生活中。父权的延续,既是宗族社会父权文化结构和意识形态维持自身的需要,一定程度上也是青年农民工在市场竞争和生存逻辑驱使下寻求代际支持、发展事业的需要。只要子代不具备自主生活的能力,父权就可以与社会流动相互融合、相互强化,编织出一张无主体的权力之网,推动S村青年闪婚现象的发生并再生产出村庄秩序。

《西厢记》《牡丹亭》“女性意识”之解读

《西厢记》和《牡丹亭》被誉为我国古典戏剧的“双璧”,不仅因为它们突破了前人关于爱情婚姻的主题内涵,而且还由于其分别塑造了崔莺莺和杜丽娘这两个各具时代特点且具有叛逆精神和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从文本及其社会背景入手,对两者所表现出的相同内涵而又不同形态的女性意识进行了解读。

敦煌籍帐中夫妻年岁差距过大现象初探——兼论敦煌地区收继婚存在的可能性

敦煌籍帐类文书中隐含了大量中古时期敦煌百姓婚姻家庭生活的信息,笔者据此对户籍中出现的夫妻年岁差距过大现象进行了探讨,界定了夫妻年岁差距过大的标准,分析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后果,并推测中古时期敦煌民间社会存在收继婚的可能性。

论非婚生子女权益保护制度之完善

在分析相关案例的基础上,提议我国应该丰富非婚生子女的相关立法,同时应该通过规定认领制度,使非婚生子女在法律上和现实中能够真正地实现和婚生子女相同的法律地位。此外,我国在非婚生子女的户口申报问题上,应该进一步简化程序,满足非婚生子女户口申报的需要,维护其社会权利。

论婚姻关系对韩琦家族社会地位的影响

宋代韩琦家族婚配时特别注重门第,同时又注重世代通婚、同年家族联姻以及与皇室联姻。通过这些婚姻关系,韩琦家族与其他家族结成了多边的姻亲网络并迅速渗透于社会上层,整个家族的兴旺期长达一百五六十年。婚姻关系对韩琦家族社会地位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同性婚姻合法化的人权视角

同性结合的客观存在,是人权存在形态中人应有的权利,因其不损害第三人利益,不为我国法律明确禁止,是自由权、平等权在缔结身份关系中的表现,将其上升为法定权利,是人权在婚姻家庭法中应有的内涵。同性婚姻合法化能达到自然人缔结身份关系的真正自由,减少或消除消极自由带来的负面因素,反对特权与歧视,实现主体法律形式上的平等。同性婚姻合法化在我国应当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目前称为民事关系伴侣或生活伴侣关系为宜。

侗族婚姻史三题

考察和分析侗族婚姻缔结与终止的原则、形式,侗族通婚范围及婚姻圈内的群体关系,婚姻习俗中的社会冲突与变革等问题,有助于准确地理解侗族婚姻历史状貌和婚姻事像所反映的民族文化特征。

非婚生子女自愿认领制度之比较研究

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是亲子法领域确立非婚生子女与其生父母间亲子关系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我国婚姻法尚未对这一制度进行确认,为了完善我国的亲子法体系及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我国应在借鉴域外国家和地区相关立法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非婚生子女自愿认领制度。

试论在我国建立婚生子女推定制度——对婚姻法修改的补充思考

婚生子女推定 ,即推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受胎或出生的子女与生母之夫有血缘关系 ,是生母与其夫的婚生子女。这一制度在国外立法中已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具有较强的生命力。我国司法实践中有婚生子女推定的作法 ,却没有明文立法 ,不久前颁布的《婚姻法修正案》也未采纳设立婚生推定制度的立法建议。我们认为 。

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的比较研究

我国目前尚无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这显然不利于日渐增多的非婚生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本文立足于我国实际,对大陆法系经典的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逐项进行剖析和比较,并指出我国非婚生子女认领制度立法应注意的方面。

1957年以来出生女性群体的婚孕新趋势--以未婚怀孕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自由主义、个体主义、性解放观念的一种后果,未婚怀孕在中国有增多的趋势。全国性的生育史回顾数据显示1957年以来出生的中国女性中超过两成曾发生未婚怀孕。分队列和年代来看,年轻世代的未婚怀孕更多发,20岁以下女性未婚怀孕比例经历了先升后降,20岁以上女性未婚怀孕迅速增加,平均未婚初孕年龄推迟,多次未婚怀孕明显减少。但与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所预期的不同,未婚怀孕在中国仍然有较高的婚姻转化率,近六成"带孕结婚"、近七成婚内生育;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仍处于非婚生育比例最低的少数国家行列。未婚怀孕多发揭示了"性-婚姻"关系的进一步分离,高婚内生育比例揭示了"婚姻-生育"之间关联并未被打破。"性-婚姻-生育"关系的部分解放既显示了个体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也显现了中国"家"文化这一传统观念对人们的约束。人们仍然在遵循或维护着生育和婚姻之间的固有联系,怀孕可以是一种婚前行为、个体行为,但生育仍然是一种婚内行为。未婚同居、未婚怀孕是正式婚姻前的一个次多项选择,成为向结婚和生育过渡的中间形态或过渡形态,而非替代形态。中国女性的婚孕、婚育选择因此呈现出混合了第二次人口转变和传统模式的特征。

特殊非婚生子女之合法权益保护新探

随着社会的发展,青年人婚前同居行为尤其是未成年人偷食禁果而致使非婚生子女这一社会现象不断出现。男女自身一方或双方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而导致婴儿抚养、弃婴溺婴、抚养等一系列法律纠纷、严重的违反法律和伦理道德社会问题,社会正常秩序遭到破坏,人权得不到保障,不和谐的因素增加。因此,为维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益,我们必须诉诸法律这一强有力手段,充分发挥其协调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加强执法达到现阶段减少、长远预防之法律根本目的。

法国大革命时期关于非婚生子女生父搜索的争论

生父搜索指非婚生子女或其生母为了获得抚养费或提出财产要求而公开指认其生父的诉请权。18世纪法国的法理、习俗与法律鼓励生父搜索。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导致生父搜索的取消。为了强化这一点 ,保护合法的父家长制的家庭及其财产的安全 ,180 4年《法国民法典》完全禁止生父搜索。

论如何加强高校师范生的写字教学

本文论述了加强高校师范生写字教学的目的,分析了当前大学生中写字不规范现象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在师范生基本功训练过程中,如何在搭建艺术教育的平台基础上,从“三个结合”上下功夫进一步加强师范生的写字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