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汉语“(唯)N是V”句之为简式系词句——用系词“是”新释“唯命是听、上帝是依”等古语及看圆解力

关于先秦时期广泛存在的NV具有宾动关系的“(唯)N是V”式句子(如唯命是听、上帝是依等,异于NV具有主谓关系的个别句子),对“是”字的三种现存解释皆说不通。《逸周书·度训》及孟子都把此式理解为“(唯)N是甲(之)所V”(尾辞是“所V”乃“所V者”的简言,是名词性结构的缩写,是语法名词),乃直接证据(有4个用句且孟子的解释具有范式地位又影响大,胜过一批普通语例),其“是”字乃系词。系词论使这类语句精简高雅。孟子、荀子把此式的“是”换作“为”且此“为”系词,乃间接证据。关系:唯命是听(或从)、唯命所听、唯命之从,统一于“唯命是甲(之)所听”,听指听从;极简式乃“唯命”:皆系词句,有的隐了是字;式异则语力异乃至重点亦异,不可替换。“唯”式的简明语义分只有(只VN)、只要(切切VN),唯命是听因语境异义。而且,系词论所遇一批看似反例者都可圆通破解。王力们的旧释据近似语形而粗训而误解。走出重重迷雾会大规模扩展系词是在先秦的存在数量,证明它是常用系词,这就否定了1898年《马氏文通》以来、以王力教科书为代表的怪诞观点(西洋语法学误解了高度精简的古文);先秦汉语(口语和文言文)的基础思维层次并非低于广用系词“是”的阶段,而是在超越之。“S”似为原始汉欧语(即大亚欧语系之共祖)的系词。

《中庸》“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校勘与“慎独”新诠

《中庸》“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当校勘为“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大学》“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当校勘为“(十)[二]目所视,十手所指”。“可离,非道也”提出“非道”问题,承接其后的“戒慎恐惧”指向“非道”。“莫[不]见乎隐,莫[不]显乎微”点明“非道”隐、微的特点,进而指出认识“非道”的方法——“慎独”。“慎独”语义维度指向方法论,而不是空间方位、伦理观念。“独”的训诂支持这样理解。《大学》《五行》“慎独”的寓意与《中庸》一致。《五行》“慎独”的阐述最丰富,提出思辨过程中的“轻”“形”的概念具有开创性,仍然具有现实意义。流行“慎独”释读,忽略了校勘、语句贯通关系等语言形态,缺乏对方法论应有的敏感和自觉,忽略了《中庸》《大学》的诚的概念。貌似有理,但不啻郢书燕说。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惩治条例探析

明代卫所军官犯奸现象层出不穷。洪武时期以《大诰》进行惩治,永乐以后不断出台军职犯奸惩治条例,正统时将宣德年间针对收继婚的“败伦伤化”例收窄指向军官。成化以后,各地在司法实践中不断增加军官犯奸惩治例,但所有的例多以革职为民、调卫差操、子孙袭职等予以轻刑薄惩。弘治之后,将“权宜之法”的条例整合进入“常法”,有的则被“大法”吸纳。轻刑薄惩实际纵容了明代军官犯奸行为,引起社会道德下滑,也导致卫所的进一步废毁。

在土司、卫所地区建省——论明代贵州省的设置及其原因

贵州是由三省土司边地集合成一个新的省级行政区,这种由边缘而中心的政治成果,在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建置上是一个创新;建于土司领地与卫所上是新建的贵州省的特征,也决定了改土归流与肢解卫所领有土司是此后全省行政发展的方向。蹊跷的是,明代史家与文献为何缺乏明确的贵州建省原因的记叙,当是明代贵州史研究的一个疑影。嘉靖后期尤其到万历朝,朝臣与地方大员文书中频频阐述“开贵州是为云南”的建省原因,论及普安旧路定义为“一线路”,时局密切相关,是缺乏历史征信力的演绎推论。

土司与卫所之间——明末石砫女土司秦良玉出身新论

秦良玉父亲秦葵的身份当为卫所武官,而非道光《忠州直隶州志》中所载“贡生”。秦良玉一身武艺与军事才干正是来自家庭的自然熏习而非秦葵的刻意培养。据现有史料可知,秦氏一家很可能出自忠州守御千户所。虽然石砫土司与忠州守御千户所分属两大制度体系,但在明代双方很可能存在私下的田土交易,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构成了秦良玉与马千乘婚姻的基础。作为秦氏家族的后人,廪膳生秦肇益利用修撰地方志之机,以“去军户化”“去蛮夷化”为目的,重构秦良玉的家庭出身,从而完成历史记忆中秦氏家族由“武”向“文”的转向。

明清沿海卫所道教宫观运作与地方互动--以温州金乡卫为例

卫所的宗教信仰一直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在明清国家与地方的互动中,受到国家典章、人群流动、地方治乱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呈现出复杂而多元的面向。沿海卫所道教宫观的日常运作往往由本地道士负责,统属于府县道纪、道会司来进行监督和管理。随着海防压力的陡增和卫所军力的衰颓,本地道士逐渐掌握了宫观的控制权。进入清代,在新的制度背景下,这些道教宫观的“卫所”色彩已经褪去,与城外府县的宫观并无二致,完全融入地方道教的传承系统之中。

《马氏家谱》中的明代卫所史料价值略论

清代贵阳《马氏家谱》抄本相继现身,为研究明代贵州卫指挥使马氏家族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依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一,家谱中《袭替供状》及相关承袭记载对于研究卫所武职世袭制度及地方卫所的军事活动有参考价值;其二,家谱提供的有关武职履职、居住及其家族生产生活空间信息,为研究卫所军户家族的在地化发展提供了较为典型的案例资料;其三,马氏家族对明末清初历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家谱提供的史料对于研究贵阳地方史与明末政治史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萎缩康冲剂治疗萎缩性胃炎癌前病变的临床与实验研究

100例患者均经胃镜与病理确诊为萎缩性胃炎(CAG)伴中重度肠化(IM)和/或不典型增生(ATP),随机分为萎缩康治疗组和维酶素对照组,各50例。治疗1疗程后,两组显效率分别为42％,8％,总有效率为90％,40％(P均<0.05)。将Wistar大鼠114只,随机分为6组。饮用50μg/ml的甲基硝基亚硝基胍(MNNG)溶液,喂含0.01％雷尼替丁标准颗粒饲料制成癌前病变模型,以萎缩康与维酶素对照治疗观察。结果:治疗组大鼠胃粘膜炎细胞浸润、单纯增生、IM、ATP及胃癌发生率明显低于造模组与对照组(P均<0.05)。扫描电镜显示,治疗组细胞形态接近空白组,与造模组、对照组有显著性差异。治疗组细胞核DNA含量、异倍体发生率(AN％)及核周长、面积与腺体异形指数均明显低于造模组和对照组(P均<0.05)。

典型黔中屯堡民居类型研究

最初的黔中屯堡形成于明朝初年,是"卫所制度"下由外地征发至黔的军士就地屯驻营建、并经过600余年发展演变而成,其民居非常具有特色。为了总结屯堡民居的系统化、类型化特征,文章通过实地调研、详细测绘、空间分析等研究方法,概括了贵州安顺地区屯堡民居的建筑特色和基本形制,分析了各种民居类型的形成演变过程。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当地民居普遍形成了以"三合院"、"四合院"为基础的平面布局和石木结合的结构与立面形式,合院式民居是构成聚落的基本单元;铺面、随地形变化的院落、组合院落、碉楼-院落体系、外来文化影响下的院落等是基本形式的演变和发展;屯堡村落还形成了一种由"小院"而"大院"最终构成"村落"的构成方式。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上)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从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的“地理单位”。相反地,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长城并非线性——卫所制度下明长城军事聚落的层次体系研究

长城防御仅靠长城墙体及其上的墩台,并不能阻挡住北方游牧民族的铁骑,其强大的防御能力有赖于长城沿线驻扎的上千个屯兵城,即军事聚落,这些军事聚落分布在八千多公里的明长城沿线,是长城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所制度下军事聚落分为镇城、路城、卫城、所城和堡城五个层次,各层次军事聚落又具有相应的建筑特点。

明代前期潮州海防及其历史影响(下)

明代潮州的海防格局,是在洪武朝30多年间逐步建立起来的。文章主要通过明代地方文献的分析,描述明初潮州海防系统建立的缘由、过程和制度变迁,探讨沿海卫所布局所反映的潮州地方社会情形,一个侧面反映明初中央王朝的政策在沿海边远地区推行的实况及地方社会的因应过程。文章也力图从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理解海防体系建构过程的种种安排,并揭示这一过程对地方社会的长远影响。文章试图说明,就户籍和田土管理制度而言,明初潮州地方确实存在着行政和军事两大相互独立的系统,但与北方和西南沿边地区不同的是,东南沿海的“沿海卫所”和“内地卫所”可能并未因为这种管理体制的差别,而成为独立于府县之外“地理单位”。相反的,潮州沿海的各个守御千户所都与周围的乡村有密切的联系,成为理解小范围地域社会发展脉络不可或阙的重要因素。明初潮州海防另一影响深远的举措,是南澳岛的弃守。洪武初年曾将粤闽交界洋面南澳岛的居民纳入版图,但洪武、永乐年间“弃而不守”。南澳岛因而成为各国商人和各种海上活动力量聚集之区,从而变成有明一代闽粤海防的心腹大患,其影响直至清初实施迁界政策之后。文章也对这一举措的历史影响进行了讨论。

清代卫所制度述略

清代卫所制度是对明代卫所制度的改造和调整 ,其官员由世袭改为任命 ,职能由原先的军事。

明代贵州都司建置研究

军管型政区是一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划类型，不是明代专有的现象，但历代类似性质的政区皆不如明代都司卫所制度之完善、严密及分布之广泛。卫所制度是在总结以前历代边疆行政管理制度与兵制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军事制度与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在地理上相结合的产物。贵州都司既是一军事地理单元，又是一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其卫所的分析是研究明代贵州的基础。

刘基“密奏立军卫法”辨疑

传统观点认为明代卫所制度由刘基于洪武元年创立,事实并非如此。相关史料如刘基行状、宋濂作品等,或是人为编造,或因袭旧章,均有可疑之处,但因编入钦定《明史》,遂成定说。卫所制度元时就已出现,在明朝建立之前朱元璋沿用了卫所制度,其基本职掌业已具备。事实是,卫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一个持续的动态过程,并非始自洪武元年刘基的倡立。卫所制度被认为是刘基所创,与刘基参与明初诸多制度创设有一定的关系,或与明初统治者高层的政治斗争以及明中期以后诸多与刘基神话传说有更为密切的关联。

建文政局与明前期都司卫所管理体制的变革

建文朝历时四年,一场靖难之役引发的不仅仅是皇位更迭。对这场战争爆发的原因,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固然,靖难之役首先是一场军事战争,但皇位更替带来的是权力中枢的巨大变化,战争的过程和结果必然导致交战双方的将领、士兵、管理机构(都司卫所)、戍守驻地和待遇等的一系列变化。受此影响,永乐朝政治也打上了浓重的"后建文时代"的烙印。洪武朝形成的明代都司卫所管理体制和北边防御体系等,经历明初政局变化,均发生了巨大变革,并对明代以后二百余年的国家防御格局和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

明代在西北、西南边疆驻军戍守中,由于戍守边疆地区的军队数目庞大,给养便成了一个现实问题。为解决边疆驻军的给养,明朝实行卫所制度。随着卫所的建立,内地汉族大量移居边疆,从而使汉文化以卫所为据点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播和发展,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与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并存发展。

论明代贵州隆里千户所官军后裔的身份坚持与生存策略

隆里所系明初设置在贵州清水江地区众多千户所之一,其余卫所至今已仅存些许历史遗迹,而隆里所却形成了"屯堡文化"现象,何以至此?田野调查资料、民间历史文献与正史史料足资证明,在明清以来的社会变迁中,隆里所人通过祖先记忆与歌谣传唱来表达其作为明代卫所官军后裔的事实;亦借对王昌龄遗迹的筑建和重修,来激励所中子弟参加科考之决心,而科举的成功,更是其身份得以坚持不变的重要动力。自明迄清,因处于王朝国家"华夏"与"四夷"分治的边疆治理理念下,使隆里所人与周边土司及少数民族人群的交往中,一直保持着泾渭分明的边界,其交往策略游离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外,时常保持警惕,坚持着卫所官军后裔的身份而不致变迁。

清代卫所裁并总论

卫所制度建立于明初,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置和裁并。一些卫所被改置为府、厅、州、县,一些卫所直接被裁掉、其土地与人口被并入附近的府厅州县。与此同时,清朝也有建立新的卫所,直至后来才被裁并。而且裁并卫所的过程时有反复,一些被裁掉的卫所会再次设立,之后又会再次被裁并。有清一朝,共有约817个卫所被裁并。在所有被裁并的卫所中,有21个卫所先被裁并,后又复设,之后又再次被裁并。有22个卫所是清朝新设置的卫所,之后同样也被裁并。有67个卫所被改置为府、厅、州、县这样的行政区划单位,主要集中于康熙、雍正与乾隆三朝,主要分布在西南与西北两个区域。在七种改置类型中,改卫为县数量最多。在被改置的三种卫所类型中,实土卫所占绝大多数。清廷对于卫所的裁并,有利于国家行政区划的整齐划一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也有利于政府管理和征税征粮操作的便利性,还有利于各民族间互通有无与地区经济、文化交流。

清代卫所裁并研究综述

卫所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制度,明中后期开始"民化"。入清以后,清政府逐步对其进行改制和裁并。学界对清代卫所制度的研究著述颇丰,但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区域性的局部探讨或个案层面的微观分析,缺乏全国层面与贯穿整个清代的宏观研究以及整体的理论概括。对于清代卫所裁并府厅州县的数量统计及具体卫所的列举上,虽然也有一些先行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大多集中于少数几个史料记载比较丰富的区域和时段,重复研究较多,而对于其他一些卫所裁并资料相对欠缺的地区和时段则少有问津。因而从全国范围和整体角度来看,这些数量统计都不彻底和完整。未来,需要更多的宏观研究,通过研究清朝裁并卫所的整个过程,分析中央与地方对待卫所裁并的不同态度,探讨其对于清朝的行政区划、行政管理、财政税收、屯田经济、文化教育、边疆发展和民族融合等产生的影响,评价其整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