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秩序统一视野下侵犯已公开个人信息行为的刑事认定

法秩序统一性是违法判断的前提和基础。在民刑衔接较为频繁的侵犯已公开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中,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立场以重视前置法的适用、出罪时间点提前、保持刑法谦抑性等优势,相较于违法相对论更加合理。从法秩序统一的视角审视现有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违法性判断方法,合理处理规则契合了各部门法协同的要求,但存在判断模糊等问题;客观开放程度标准提出了较为固定的判断路径,但难以避免形式化导致的认定僵化。本论文以法秩序统一原则作为论述的视角与前提,站在缓和的违法一元论立场,对不同的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之合法性判断方法进行评述,提出场景化法益观下的合理处理方法,并通过分析相关典型案例,引出实践中在认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特殊问题与法治理念,进而厘清已公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刑法保护范围、定罪路径、认定标准,及其刑法规制中的利益冲突和价值取向等问题。

论卧底侦查争议问题及其法律规制

随着我国诉讼观念的更新和诉讼模式的转变 ,卧底侦查暴露出来的问题日益为大家所关注。作为一种谋略 ,“卧底”在我国刑事侦查学中历史悠久且应用广泛。然而 ,就其法律规制问题学界存在诸多争议 ,焦点集中在卧底侦查的理论基础与卧底警察“侦查行为”性质评价方面 。

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取消论——以反贪污贿赂刑事政策为重点的分析

从重典治吏的刑事政策和法益权衡论两个视角来看,受贿罪侵犯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廉洁义务和国民对公职行为公正性的信赖。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要求、约定、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或其他利益,就构成受贿罪,不需要"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关于收受型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性质、地位,有多种观点,但无论采用哪一种观点,都会造成一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其他利益者逃脱法律的制裁。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立法自身的缺陷,而不在于争论本身。因此,应从刑法的规定中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将其作为量刑情节。

论刑法紧急避险中的法益权衡

世界各国有关紧急避险中法益权衡的刑事立法有不同规定,刑法理论上对紧急避险的本质也有不同认识。在紧急避险侵害相等法益时,只有承认其合法性才有利于刑法保护法益目的的实现。

论我国国防专利转化利用及其制度完善——以“分级立项”制度构思为例

我国国防专利转化与运用制度在运行体系完善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提升国防专利技术运用水平、提高国防专利技术转化效率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突破方向。为有效解决国防专利实际转化利用过程中存在的体系封闭、信息获取成本高、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应重新界定国防专利技术的含义,明确权利主体及财产权益归属,依据项目保密性要求从高到低设定不同路径,以分级立项制度促进军民融合项目落实,完善国防专利技术转化利用路径,提高转化利用效率。

论法律行为的部分无效与全部无效

关于民法典第156条的解释,究竟采取部分有效原则还是全部无效原则,学说上存在争议,这个问题存在区分实益。采取全部无效原则更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私法自治、更符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更符合法史传统、更符合我国裁判实务。在进行意思表示解释时,应当分别从行为的一体性与可分性来进行判断。在一体性的判断上,需以当事人的意思优先,结合考虑经济上的紧密关联与相同当事人关联。在可分性的判断上,存在内容、当事人可分性与时间可分性。需要通过假定的当事人意思来进行价值权衡,从而判定法律行为是部分无效还是全部无效。

论人格权类型化的路径与方法

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是一种框架性的权利。人格权的存在不以法律具体规定为前提,立法也无法为人格权的外延划定明确的界限。此种法律属性决定了人格权的类型化主要依靠司法机制,即依靠一个个具体的司法案例完成经验类型的积累。以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99号为核心的司法案例群为英雄烈士名誉荣誉权益的类型化做出了表率,但也有随着时代发展需进一步推进之处。未来人格权的发展应当坚持以典型司法裁判作为类型化的常态路径,并重点关注人格权益的新内容、新要素;在类型化方法上,应当通过个案中的法益衡量方法对具体人格权益进行衡量证成,而当个案汇聚成案例群后,应当适用案例群方法提取人格权的类型化要素,进而提炼可普遍适用的裁判规则。

论法定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替代”难题及应对策略——基于中国明代货币演化的经验教训及启示

近年来,数字货币的发展热潮凸显了未来法定数字货币发展中的“去中心化替代”难题。本文通过解析各类数字货币技术外衣下的本质,结合对称量银取代大明宝钞这一历史上唯一的非信用货币,制度性取代信用货币的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了数字货币的前景。本文认为,加密数字货币与称量银、法定数字货币与大明宝钞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但称量银取代宝钞是在明朝赋役货币化改革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因国家能力下降而造成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定数字货币,而非加密数字货币,才是货币发展的主流。

刑法中阻却违法紧急避难的哲学基础

刑法中的紧急避难系指一个人处於危急情状下，为了避免自己或他人之法益受到损害，故只好侵害第三人之法益，并因此违犯了刑法中特定之犯罪构成要件。倘若紧急避难行为所欲保存之利益明显优越於所侵害之利益时，刑法乃将其评价为合法行为。然而，紧急避难行为人将自己遭遇到的法益侵害危险转嫁至无辜第三人，其本质上原来是一种侵害他人权利之行为。为何此种转嫁危难的紧急避难行为可以被视为合法行为？对於此问题，本文将藉由康德的法权概念、功效主义的紧急避难、黑格尔的紧急避难权、国家主义式的紧急避难以及社会连带之观点予以讨论。藉由不同哲学立场对於紧急避难的论证，希望对於刑法中阻却违法紧急避难的正当性基础能够提供一个清楚的说明。

无效行政行为中“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认定

要正确认定作为无效行政行为法定类型的“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需要改变其理论内核和实践方法。就理论内核而言,应当改造现有行政主体理论,实现国家人格与机关人格的共存,使国家权利能力与机关权利能力得到差异化处理。基于此,“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可被解释为实施主体不具有狭义行政主体的权利能力,但其不法行为可归责于作为广义行政主体的国家。对实施主体越权行为的违法性判断,本质上是对实施主体权利能力是否以及如何受限制的认定。就实践方法而言,应当摒弃机械的形式推理,考察真实的利益状态,确保瑕疵认定结果具有妥当性。具体而言,应当采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实质判断系争行政行为在个案中是否构成无效。

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的区分标准

法学方法论通说区分法律解释与法律续造,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文义可能性"作为区分标准。随着意义理论的发展与法律解释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这一标准的不足,并提出了一些新标准。然而,这些标准要么外延宽窄不当,适用时会遇到反例;要么缺乏一般性与明确性,无法真正有效地区分解释与续造。一个合理的区分标准应当中立于不同的解释立场,使得同法治相关的各种价值理想都有机会参与到解释活动的权衡程序中。由此,可以基于已有标准提出一个复合标准:一个探究法律文本意义的活动是解释,当且仅当它:(1)是探究法律文本的规约性意义、说话者意义或真实意义的活动;或者(2)当不存在规约性意义时,是探究法律文本的合理意义的活动。

法律推理中的价值权衡及其客观化

原则与规则的真正区别在于它们与价值的不同联系。原则表达了未经权衡的某一特定价值,而规则表达了不同价值的权衡结果。但由于达成“理想规则”的条件无法实现,所以,以规则为核心的法律推理经常需要返回价值权衡。法律推理中的价值权衡典型地发生在规范性概念的具体化、法律解释以及漏洞填补中。在不同情形下,需要进行权衡的理由、参与权衡的价值以及权衡的方式均有所不同。通过前提限定、制度约束以及权衡过程的理性展开,法律推理中的价值权衡的客观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证。

“两法衔接”的制度法理——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视角

当前我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相关规定,主要是以"有效衔接"、"高效衔接"为原则,实现"治理整顿"的目的,体现了"整顿和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活动"的价值取向。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融入法治建设"的要求,我国"两法衔接"机制需要兼顾"自由与平等"、"公正与法治"等价值需求,遵循刑事处罚的"谦抑性"原则,确保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既能够相对独立行使职权,又可以进行合理、有效衔接。当今时代,"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需要依据"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导向,继续积极推进"两法衔接"等诸多制度改革。

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研究

正当防卫的正当化根据直接决定了正当防卫行为虽然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但为何能被正当化的问题。正当化根据的选择还影响到正当防卫的成立、防卫行为相当性的判定、防卫过当责任形式的认定以及防卫过当减免处罚根据的确定等。正当防卫正当化根据的确定与违法性本质的理解密切相关。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方式以及结果无价值论所具有的天然优势,决定了在违法判断上应当采取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在正当防卫中存在着保全法益与侵害法益对立的双方,在法益的比较衡量中不法侵害者的法益在必要限度内丧失了要保护性,因此,保全法益优越于侵害法益,正当防卫正当化的根据就是法益衡量说内部的优越利益原理。同时,基于法益衡量说坚持"结果行为"的违法性判断的思考进路,能够妥当地解决正当防卫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