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

传统文化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对中国制度体系的形成变迁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构成了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所依托的制度背景和环境基础,为此从微观企业层面揭示文化因素影响企业转型的内在逻辑,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传统儒家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儒家文化氛围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高的数字化转型水平;(2)儒家文化通过强化企业契约遵守、塑造长期导向和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等途径,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3)结合情境因素的分析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低市场化地区以及社会失信环境较为严重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对高科技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据此提出,相关部门在制定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过程中要综合施策,在推动“硬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要重视推动文化、思想观念等“软环境”的改善,从而构建多层面协同的政策治理体系,为数字经济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传统文化底蕴。

儒家文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

基于2010—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儒家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研究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未发生变化。机制检验发现,儒家文化通过促进企业责任履行、抑制代理问题、提升动态能力来提升其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且儒家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提升在劳动密集型企业、重污染行业、“汉地十八省”与中西部地区更显著。进一步研究表明,绿色金融制度与媒体关注度在儒家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上分别发挥了替代与强化机制,而在儒家文化影响下,提供高质量的环境信息会促使企业扩大环保投资,最终在“言”与“行”两个维度实现绿色转型。

儒家文化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从价值引导到机制建构

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动力。然而,当前中国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陷入不愿转、不敢转和不会转的困境,如何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成为产业界和学术界探讨的焦点问题。首先,本文采用战略过程视角对企业陷入数字化转型困境的成因进行系统分析,认为数字化转型认知不足、缺乏数字化转型意愿、数字化资源匮乏,以及数字化能力不足等观念和行动因素是导致当前转型困境的重要原因。其次,基于文化传统等非正式制度对组织和个体在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方面的影响,诠释了儒家文化中义利观、忧患意识、劝学理念和中庸思维等思想精华对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的价值引导作用。最后,本文提出建构管理者激励机制、信息治理机制、数字化素养提升机制和协同整合机制,实现儒家文化从非正式制度价值引导向正式制度规则的现代性转换,将儒家文化的潜在价值转化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实际动力,打破企业数字化转型困境的思路和建议。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驱动机制和作用路径的研究,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实现相结合,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2010-2021年中国涉农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儒家文化视角考察非正式制度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影响机理。实证结果得出,儒家文化会促进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的实施。交互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正式制度环境与非正式制度的儒家文化在影响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上存在互补关系;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外来文化削弱了儒家文化对涉农上市公司多元化战略选择的促进作用;基于不同农业产业链环节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多元化战略的促进作用在中游涉农上市公司中更显著;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多元化战略的促进作用在民营涉农上市公司中更显著。

儒家文化、内部控制与企业违规

儒家文化所蕴含的诚信观念“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减少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有促进作用。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越低。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上市公司,其管理层更看重“仁、义、礼、智、信”的道义,同时社会责任感也更强,更能减弱代理人的违规动机。内部控制质量是儒家文化抑制公司违规行为的途径。进一步分析发现,这种影响在国有控股公司和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且在受非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中,其违规行为能够更好地被儒家文化所抑制。

非正式制度、儒家文化与企业绿色创新

以2008-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基于文史典籍整理和网络爬虫技术对儒家文化进行量化测度,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儒家文化对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儒家文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而提高企业的环保责任意识和降低企业的代理问题是儒家文化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重要渠道;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方面,儒家文化可与正式制度形成有效补充,外来文化的冲击则会削弱儒家文化对于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需重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融合,发挥好传统文化在推动经济绿色转型中的治理功效。

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述论

明清两代丽江市域共考取进士12人,其中,永胜县6人,古城区和玉龙县6人,华坪县、宁蒗彝族自治县没人考中进士。总体来看,丽江市域明清中式进士人数较少,原因在于地理位置偏僻,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少数民族群居杂居,汉文化影响滞后;融入全国科举晚于全国全省,科举文化积淀浅薄;科举考试本身很难,难以晋升。永胜科举成就高于古城区和玉龙县,原因在于永胜接受汉文化影响早于两地,无论是汉文化普及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超过两地;洪武调卫,大批中原军士进入永胜,优化了永胜人口结构;屯垦制度推动了以农耕文化为精髓的汉文化的传播。“改土归流”以来日趋浓厚的儒学教育氛围是生成进士的重要前提。十二位明清进士为代表的科举人才是丽江儒学教育结出的硕果,彰显了边疆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的历程。

历史信息空间转译下地方文庙形制保护研究——以河南府文庙为例

孔庙是一组由单个建筑的礼制化组合而形成的、具有儒家思想教化作用的古代公共建筑群。在当代语境下,除现存的文物建筑以外,文庙建筑群的空间形制布局亦是其重要的遗产要素,是当代文庙空间优化、功能转化、遗产活化的重要抓手。文章以地方文庙“万变不离其宗”的形制布局特征作为切入点,在剖析了文庙遗产整体性和多样性的基础上,以河南府文庙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信息空间转译的方法,基于历史地图图解、文献阅读、考古发掘等历史信息要素,构建文庙建筑群的空间关系系统,深入探究河南府文庙的完整形制及其空间演变。形制布局的研究成果辅助了文物分布区划,被纳入遗产保护对象,成为河南府文庙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实施针对文庙形制布局的“绿地标识展示”等景观化保护措施,通过公园化、数字化、游憩化的保护路径,实现地方文庙建筑群空间环境的整体性保护及活化利用。

论儒家文化与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经济高质量发展归根结底需要通过微观企业高质量发展予以推动。以我国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正式制度视角考察了儒家文化对当代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及机理。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即企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越有利于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检验揭示,相较于高进出口企业,儒家文化推动发展质量的积极作用在低进出口企业表现更突出;同时,当企业面临外来文化的冲击越小时,儒家文化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积极效果越明显。该研究拓展了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范式,为理解传统文化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崭新视角,同时也为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儒家文化对我国实践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影响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传统的文化观念与现代多元化的权利诉求之间也经历着磨合期。其中患者知情同意权作为患者的基本权利,在我国的临床实践中就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文章通过研究儒家文化对我国实践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影响,找出相应的应对方法,为我国真正落实患者知情同意权探索有效途径。

儒家文化会影响企业审计行为吗?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非正式制度的典型代表在规范社会成员行为方面具有一定影响力。以2010—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分析儒家文化对审计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审计准备期,儒家文化与选聘的事务所规模、事务所地缘关系正相关,与事务所更迭负相关,即企业更愿意选择规模较大和具有较强地缘关系的本地事务所,并且不会轻易变更与事务所的合作关系;在审计实施和终结期,儒家文化与审计延迟负相关,与审计费用正相关,并且随着儒家文化影响程度加深,非标准类审计意见的出具概率也会上升。进一步检验高管儒家文化背景和外来文化冲击影响下儒家文化对审计行为的现实效应,结果发现儒家文化仍对企业审计行为产生显著作用。

儒家经济伦理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

儒家经济伦理属于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 ,涉及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领域。儒家经济伦理在封建社会中总的说来是成功的 ,但在封建社会后期 ,其“刚性”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儒家经济伦理的合理内核可以向现代转化 ,为市场经济服务。

从中西文化差异审视知情同意

中西文化差异的核心是价值观的差异,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中国文化强调家庭主义。知情同意作为生命伦理学的重要原则,是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产物。移植到家庭本位的中国文化语境中,因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差异,知情同意遇到了患者知情同意而家属知情不同意、家属知情同意而患者知情不同意的困境。对此,医方应做好协调沟通工作,一般情况应首先尊重患者意见。

儒家文化与上市公司“隧道效应”

传统“儒商精神”提倡要“以义取利”、关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企业实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本文以2006-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使用GLOBE文化习俗指数中的“社会导向的集体主义”“不确定性规避”“未来导向”作为度量儒家文化的替代指标,进而考察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实施“隧道效应”的影响。结果发现:上市公司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越大,实施的隧道效应越小,并且这种负相关性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我们还发现在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和儒家文化破坏程度较高的地区,儒家文化缓释“隧道效应”的作用会有所减弱。本文拓展了非正式制度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丰富了“文化金融学”相关理论。

儒家思想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

中央银行制度变迁是经济主体行为合力作用的结果。人类行为除了受正式制度约束外 ,还受制于人类行为背后的文化心理因素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非正式制度映射到人们的金融意识上 ,直接决定人们的金融行为 ,影响着金融制度的变迁轨迹。居民的金融意识水平较低 ,是我国中央银行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和逻辑起点。

论中国家庭文化对知情同意原则实践的影响

中国特有的家庭文化发端于宗亲制度,成熟于儒家思想。它以家庭为核心,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义务,在保护家庭成员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文化对知情同意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患者利益主体以及主体的权利责任的确定和保障等方面。其积极的影响主要是它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和家庭整体的利益;有利于增强家庭成员之间的义务感,加深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促进家庭和谐。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患者和家庭之间主体的确认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主体权利与责任问题。我们应该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努力在实践中解决存在的问题。

儒家哲学论证的理性与逻辑

儒家哲学论证是一种建立在自然语言论证基础上的哲学论证,其理性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实践理性,且其逻辑也并不是十分重视追求西方式的线性推理或形式推演的理论逻辑,而是追求一种从问题求解和实践论证需要出发的工作逻辑。儒家哲学论证实质上是一种模式型论证,它并不满足于从理智上接受符合形式推论或纯客观的认知,而更重要的是讲究"合乎情理",换句话说,既要诉诸理性论证,又要诉诸生命体验,以满足情感需要和价值期待,进而巧妙地融合理性的认知与生命的情感体验,确定人生的方向和价值选择。这种论证模式不是线性推理所构建的命题证明系统,而是融知、情、意于一体的"情理论道"的论证模式。

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经济制度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机制组成,企业社会责任方面问题的根本原因要从企业家的价值追求、商业信仰、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方面探求。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诱致性变迁的四个特征是需求主导、自动自发、路径依赖、难以移植。企业社会责任非正式制度诱致性变迁的路径需要找准逻辑起点、落脚基点,把握好过程支点。逻辑起点是修复文化断层,接续社会责任的文化传统基因;落脚基点是形成企业家群体共有的信仰和责任价值观;过程支点是企业、政府、社会三方力量并行不悖。

儒家文化与金融结构——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献已经发现国别文化差异会影响各国金融体系发展,那么一国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也会对各地区金融结构产生影响吗?以跨省区文化指数作为中国各地区儒家文化的度量指标,并以我国2003-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儒家文化对地区金融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地区,其金融结构更偏向于间接融资。在经过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以法律制度为代表的正式制度较为完善的地区,儒家文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对金融结构的影响会削弱,二者作用相互替代;在对外开放程度越低的地区,儒家文化对金融结构的作用会加强。从文化视角探讨非正式制度对金融的影响,为金融结构决定理论贡献了东方文化情境下的经验证据,丰富了“文化金融学”相关理论。

儒家文化与公司违规——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按照“文化-行为”的逻辑,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探讨了作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儒家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以2008—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儒家文化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经营违规行为及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公司产权属性、所处地区的法治水平及所处地区对外开放程度都会影响儒家文化对公司违规行为的作用。儒家文化对国有上市公司、对公司所在地区对外开放程度低的上市公司、对法治环境好的地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