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支持对农村女性家庭权力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CGSS 2006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06)的问卷数据,考察了亲属经济支持对农村已婚女性的家庭权力影响,重点探求了姻亲经济支持和宗亲经济支持的作用。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姻亲的长期经济支持和宗亲的近期经济支持对女性家庭权力存在显著的影响。姻亲的长期经济支持越多,女性的家庭权力越大;宗亲的近期经济支持越多,女性的家庭权力越小。除此以外,女性的家庭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姻亲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姻亲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女性的家庭权力越大。

论中国守节寡妇的权利

中国古代守节寡妇们的权利是传统社会中女性三权——生存、协理、代管权的特殊形态,具体表现为:伦理共有制度保障下"妇承夫分"的承夫依养权、父权传承体制赋予"妇代夫权"的赡育理业权,以及纲常伦理传统激励下"代祖教化"的助子御媳权。三权的行使,使她们成为父家长统治管理系统中出现缺环时的补位,并为维护家族网络的完整做出了巨大贡献,故备受各级父家长的推崇和保护;但其代理权也会相应地受到父权的干预和制约。

“洁净”的秩序和力量--壮族古俗“夫妻异室而居”新探

本文根据象征人类学关于"洁净"与"污秽"的二元对立及可建构社会的价值和秩序理论,论证壮族古俗"夫妻异室而居"背后的伦理规则,探讨这一伦理规则在古典干栏房子建造过程中的技术化和仪式化转向。

从女权斗士、香闺佳人到贤妻良母——民初上海女性期刊读者定位的演变及分析

民初上海报业商业化及文化思想界新旧混杂状况塑造了其时女性期刊的多种面貌和对女性读者不同层面的身份定位。女性参政运动期间,女权运动精英创办的期刊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其女性读者定位是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女权斗士。其时"鸳鸯蝴蝶派"文人也开始占据阅读市场,女性读者被定位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如何满足闺中女性的阅读欲成为报刊编辑实践的核心。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别创办《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在市场获利和承担文化责任双重使命中取折中态度,以知识、技能、美德等为核心话语,女性读者身份定位转变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种对女性读者身份定位的不断变换凸显了民族主义与商业利益交织的语境中中国女性身份的多种可能性。

烟台市老年人夫妻权力模式与夫妻关系研究

对烟台市245位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问卷调查结果表明:1.家庭决策出现了由"丈夫决定"的控制型权力模式向"夫妻共同协商"的平等型权力模式过渡的特点。2.老年夫妻关系的好坏主要受夫妻间交流状况、年龄段、婚姻状况、有无子女等因素的影响。3.老年女性比老年男性更易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对家庭事务分工持保守的认知,但对男权主义的决策模式已开始质疑。4.烟台市老年人对家庭事务的分工与决策在观念和行为上存在一致性。

村规、法律和政府:椒江区农村村规民约解读

在台州市椒江区农村,多以村规民约的形式把男娶女嫁等习俗做成强制性的规范。通常认为,对社员婚嫁的干涉、尤其是强制妇女从夫居是与法律相抵触,并侵犯了农村妇女的权益,其根源在于男尊女卑观念和封建意识。但实际上,土地集体所有制和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传统乡村。传统习俗所依附的不是自然村落而是土地集体所有制框架下的行政村。问题的悖谬更在于作为与传统决裂而建构的村集体还是个血缘与地域合一的组织,农村人口凭基于血缘与婚姻的身份享受集体地权。如此,被纳入村规中的男娶女嫁等习俗也已经成了维护集体资产利益有序分配的必要规范。所以,问题不在于所谓的'妇女维权'或移风易俗,关键在于如何解开产权和身份的纠缠。

安常守故还是立足长远——夫妻共治对企业战略风险担当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8—2016年沪深两市家族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夫妻共治下家族企业的战略风险担当动力明显不足。夫妻搭档在战略上的“安常守故”受区域文化环境制约,即地方宗族主义增强了夫妻搭档的战略风险担当水平,而婚姻开放度则降低其战略风险担当水平;另外,公司治理机制如非家族大股东对夫妻搭档的制衡力度越强,其战略风险担当水平越高。进一步研究发现,夫妻共治对企业战略风险担当的作用还受到家族系统因素的影响,即子女涉入管理会弱化夫妻共治对战略风险担当的负向影响作用,姻亲成员涉入则会强化夫妻搭档的战略风险规避动机。

论夫妻共同债务“时间”推定规则

夫妻共同债务适用"时间"推定规则的法理基础是民法共有理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凡债权人有理由相信举债是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具有夫妻合意的,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夫妻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且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除外。

夫妻权力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妇女地位调查数据为例

夫妻权力关系是两性关系在家庭领域的最佳体现。本文在回顾国内外有关夫妻权力研究的基础上,以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福建省的样本数据为依据,着重探讨夫妻权力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庭中夫妻权力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夫妻权力的不同方面均受到个体的性别、资源、性别文化规范、家庭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及其对家庭的贡献等因素的共同影响。

论“家事代理权”的性质再界定及规则构建

《民法典》第1060条首次在立法层面确立了家事代理权,被称为《民法典》的立法亮点之一,对于维系家庭之日常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我国民法学界多以代理权为路径对家事代理制度进行构建。但代理权的解释路径不仅不符合民事代理的一般特征,并且独立的家事代理制度与《民法典》第1064条存在一定的重复与矛盾。夫妻之间形成的婚姻共同体在财产关系上与合伙具有高度的相似性。通过对合伙人执行权及代表权的借鉴,将《民法典》第1060条解释为“家事代表权”,并与第1064条之规定进行整合,可以构建出较为完备的家事代表权制度。同时,通过类推适用代表权之一般规则,可以填补目前我国现行法关于夫妻侵权债务的认定以及夫妻一方有限责任的立法空白。

从习俗主导到法律干预——论自然人称姓规范体系的演进

称姓法律与称姓习俗构成了自然人的称姓规范体系,总体上经历了法律不断推进与习俗渐次退却的演进历程,可分为习俗主导、法律初步介入、法律全面干预等三个发展阶段。为贯彻《宪法》规定的法律平等保护原则,《婚姻法》改变了习俗主导时期法律默许或确认称姓习俗的立场,逐步废止了妻冠夫姓,实现了子女随父姓与随母姓在形式上的法律平等保护,但存在实效性不强、规范供给不足等问题。为维护姓氏蕴含之公共利益,明确自然人称姓的法律依据,姓名权立法解释与《民法典》第1015条在立法目的、规范结构与规范内容上全面干预称姓习俗,但是解释学争议、法律与习俗的关系等导致严格限制自然人姓氏选择范围的立法目的难以实现。法律主导的称姓规范体系同时存在法律过度介入与介入不足的问题,总体上宜转向习俗为主体、法律适当介入之原则,一方面扩大解释《民法典》第1015条,尊重自然人约定性夫妻同姓、第三姓氏等不违背公序良俗的称姓意愿;一方面制定《姓名条例》,适当修正子随父姓等与法律平等保护价值相抵触且不易自我变迁之称姓习俗,实现父母姓氏影响子女姓氏的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