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两地部分居民癌症筛查意愿与行为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四川省广元市、成都市部分居民癌症筛查意愿与行为现状,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相关部门更好地开展癌症筛查工作提供参考依据。方法于2021年7月,对广元市、成都市的部分居民进行问卷调查。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居民癌症筛查意愿与行为的主要因素。结果广元、成都两地无癌症筛查意愿、行为的居民分别占39.3%、62.0%;居民无癌症筛查意愿的主要原因为“觉得身体没出现症状,没必要”,占52.1%。癌症筛查意愿Logistic结果显示,以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公司职员为参照,农民/渔民/牧民、自由职业/个体户、退休人员、学生、失业/无业者癌症筛查意愿较低,OR值分别为0.38(95%CI:0.15~0.91)、0.28(95%CI:0.14~0.58)、0.34(95%CI:0.14~0.85)、0.22(95%CI:0.08~0.64)、0.40(95%CI:0.16~0.99);以具备预防意识的居民为参照,不具备预防意识的居民癌症筛查意愿较低,OR值为0.52(95%CI:0.36~0.77)。癌症筛查行为Logistic结果显示,以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公司职员为参照,工人、自由职业/个体户参与癌症筛查的可能性较低,OR值分别为0.25(95%CI:0.08~0.76)、0.21(95%CI:0.10~0.44);以愿意癌症筛查的居民为参照,不愿意癌症筛查者参与癌症筛查的可能性较低,OR值为0.12(95%CI:0.08~0.19)。结论四川省两地居民癌症筛查意愿、行为占比相对较低,故未来相关部门癌症筛查工作的开展,应以农民、自由职业/个体户、工人、退休人员、学生、无预防意识及无筛查意愿等人群为重点。

公众实施电话指导心肺复苏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分析公众实施电话指导心肺复苏的意愿及影响因素,探讨消除实施电话指导心肺复苏的障碍因素,为我国开展电话指导心肺复苏提供依据。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对806例社会公众的人口学资料、实施电话指导心肺复苏的意愿和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调查。结果:80.4%的公众认为有必要开展T-CPR,84.5%的公众会接受T-CPR,71.7%的公众表示会实施T-CPR,并无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的差异;在实施T-CPR方面存在不同职业人群的差异,有无经过培训在实施意愿的三个方面均表现出显著性差异。影响公众实施T-CPR的因素主要为社会的急救意识、实施者的心肺复苏知识与技能、救治成功或成功案例的宣传报道等。公众实施电话指导心肺复苏的障碍因素主要为担心自己急救能力不够,怕引来纠纷,恐慌。结论:公众对T-CPR接受度高,实施意愿强烈,有关部门应加快促进T-CPR的开展,同时针对实施T-CPR的影响因素制定不同的政策或相关法律,正面宣传,使目击者能在心搏骤停的现场第一时间进行T-CPR,提高急救效率,使更多生命得以救治。

社区居民进行院外心肺复苏意愿及障碍因素分析

目的调查社区居民进行院外心肺复苏的意愿,挖掘影响其实施心肺复苏术(cardiopulmonary resuscitation,CPR)的原因,为未来促进“第一目击者”实施CPR提出建议及对策。方法于2019年5月-9月,组织来自上海地区不同事业单位、企业、学校等的社区居民进行13场心肺复苏培训,并对社区居民采用方便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共收集有效问卷822例,居民年龄(36.42±11.43)岁(17~76岁),调查显示社区居民对CPR知晓率较高,为93.2%;95.99%的居民对学习CPR有较大的兴趣;59.00%的居民愿意参与相关CPR技能的培训课程;实施CPR阻碍因素较为明显,分别为“担心技能不够”“担心被误解”和“担心得传染病”。结论提高居民实施CPR的意愿度需要建立统一的培训体系、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CPR宣传及培训力度。

Two new flavonoid diglycosides from Cephalotaxus sinensis

Two new acetylated flavonoid diglycosides, scutellarein-5-O-[α-L-rhamnopyranosyl-（1 → 4）-β-D-6-O-acetylglucopyranoside]（1）, apigenin-5-O-[α-L-rhamnopyranosyl-（1→ 2）-β-D-3,6-di-O-acetylglucopyranoside] （2）, were isolated from the leaves of Cephalotaxus sinensis. Their structures were determined by chemical and spectroscopic methods including HR-FAB-MS,^1H-^1H COSY, HSQC and HMBC experiments.

“绿色想象”与“一站式购齐”

2008年5月22日，PICMG协会与本杂志社对GE Fanuc智能设备的亚太区销售总监Steve Wiles先生和中国区销售主管Sarah Zhang女士在北京汉威大厦进行了专访。

Urb-Ski纸玩具

我叫Graham Ray Wiles，是南非一名设计师、纸玩具工程师、视觉传达者。

Abel奖得主Andrew Wiles爵士访谈录

Raussen＆Skau（以下简写为“R＆s”）：wiles（怀尔斯）教授，请接受我们对您被选为2016年Abel（阿贝尔）奖获得者的祝贺．坦率地说，几年前我们两个就已经在期待着这次访谈!

John Coates教授访谈录

John Coates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剑桥大学Sadleirian讲座教授．他出生于澳大利亚，先后就读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以及英国剑桥大学．1960年代末，JohnCoates在剑桥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之后，转赴美国哈佛大学等地工作．1980年代未，他又回到英国剑桥大学．JohnCoates教授的研究领域是代数数论，特别是Iwasawa理论．他和Sujatha是非交换Iwasawa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学生众多，其中包括费马大定理的证明者A．Wiles．

Andrew Wiles的数学工作

Andrew Wiles (怀尔斯)先生获得2016年的Abel奖,因为“他通过半稳定椭圆曲线具有模性猜想,令人惊叹地证明了Fermat (费马)大定理,从而在数论领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用什么来证明Fermat大定理？Grothendieck与数论的逻辑

本文探究现已发表的Fermat（费马）大定理证明中所使用到的集合论假设，这些假设怎样出现在Wiles（怀尔斯）使用的方法中，以及目前所知道的使用更弱假设的证明的前景．

Andrew Wiles的绝妙证明

众所周知，Fermat（费马）曾宣称发现了Fermat大定理的“一个真正绝妙的证明”，但是由于他持有的Diophantus（丢番图）所著的《算术（Arithmetica）》一书的页边空白太小而没有记录下来．虽然后人失去了这个证明（如果它真的曾经存在过），但是AndrewWiles（怀尔斯）的绝妙证明已经面世20多年了，并且目前已经为他赢得了Abel（阿贝尔）奖．据这个奖项的颁奖辞称，Wiles应该得到这样的认可，“因为他利用关于半稳定椭圆曲线的模性猜想给出了Fermat大定理令人震撼的证明，开创了数论的新时代．”

什么是椭圆曲线?

椭圆曲线似乎无所不在地出现在数论,代数几何学,复分析学,密码学,物理学,以及其他地方.它们位于算术几何学的前沿,正如《美国数学会通讯(Notices of the AMS)》本期刊出的关于Andrew Wiles (怀尔斯)和他的Ferraat (费马)大定理的证明的专题文章所表明的.

Wiles获得2005年度邵逸夫奖

邵逸夫奖基金会于2005年6月3日宣布，为了表彰Princeton（普林斯顿）大学的Andrew J.Wiles证明了Fermat大定理，2005年度的邵逸夫数学奖将授予Wiles．这个奖项的奖金为100万美元．这是第2次颁发邵逸夫奖．

英国数学家Sir AndrewJ．Wiles获得2016年Abel奖

1．颁奖词挪威科学与文学院决定将2016年阿贝尔奖授予牛津大学的安德鲁·怀尔斯爵士（sirAndrewJ．Wiles） “他通过半稳定椭圆曲线具有模性质的猜想，令人惊叹地证明了费马大定理，从而在数论领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吴文俊选集

吴文俊院士是中国最著名的、有广泛国际影响的数学家之一。1956年荣获首届中国自然科学最高奖（另外两位是华罗庚和钱学森），2001年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另外他也获得诸多的国际大奖，如2006年的邵逸夫奖（获奖者包括陈省身、证明费马大定定理的Wil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