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山西绛县倗国墓凤鸟纹提梁卣纹饰的艺术特征探析

据考察“凤鸟纹提梁卣”是西周时期国君等级的“倗伯”及夫人毕姬合葬墓中出土的作为盛酒用的青铜礼器,是国家一级文物,于2018年由山西警方从境外成功追回。这件青铜盛酒器造型奇丽,工艺精湛,纹样细腻,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是山西青铜博物馆倗国展品中满饰纹样器物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本文通过介绍山西青铜博物馆中M1011号墓地出土的凤鸟纹提梁卣的艺术特征,从纹饰、艺术形式美以及美学思想进行分析,以期为“凤鸟纹提梁卣”的艺术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试论两周之际青铜酒器的回潮现象

两周之际的中原地区,本已经消失的爵、觯、方彝、尊等青铜酒器,又以明器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曲沃晋侯墓地、平顶山应国墓地、三门峡虢国墓地、韩城芮国墓地等姬姓高等级墓葬之中,本文试论这一回潮现象出现的原因。

《淮南子》中的酒文化探究

千里长淮酒飘香,淮河流域不仅盛产酒,也有不少记载酒文化的典籍。《淮南子》描写了一些以酒祭祀、献酒、举行酒宴等活动,体现了酒的礼仪文化;其中也涉及到一些酿酒和酒器文化;同时关注到耽于饮酒,将会造成严重危害,提倡适宜饮酒原则。其中“清醠之美,始于耒耜”的观点弥足珍贵。探析《淮南子》中的酒文化资料,对认识该书在酒文化史上的地位、推进酒文化研究,颇有助益。

基于形状文法的青铜酒器形态推演与设计应用

目的为继承和发扬商代青铜酒器的典型特征,塑造出具有延续性、独特性、差异化的产品形态,满足现代消费者对酒器产品的个性化需求。方法引入形状文法的基本理论和推演机制,通过对商代和现代酒器形态特征的调研,总结并提取商代酒器的典型形态特征及符合现代消费审美需求的形态要素。在形态推演过程中结合审美意向、尺寸等主客观约束条件,以现代酒器中的瓶、壶、杯和温酒器为例展开形态设计推演。结论构建了酒器形态融合推演设计模型,通过实践案例验证了方法的有效性和可行性。降低了形态创意设计过程中的不确定型和模糊性,同时将商代青铜酒器特征元素融合现代酒器特征及审美趣味进行传承与创新,既丰富了现代酒器设计的文化内涵,又为同类产品设计研究提供了方法支撑和过程参考。

淳化黑豆嘴出土的青铜壶研究

本文是陕西淳化黑豆嘴墓所出土的一件青铜壶的技术和风格研究。这件壶的风格和铸造工艺,与传出湖南石门的一件青铜卣极其相似。石门卣腹部高浮雕纹饰,铸造时泥芯和泥范的制作是采用同一母模同步翻制的;首端为鸟形的透空勾牙形的扉棱,以及这种扉棱要在铸器前先行铸成。这些都是典型的商代南方铸铜作坊的风格和工艺特点。二者的对比分析,表明黑豆嘴壶是晚于石门卣的另一件南方铸铜作坊产品,且二者的铸工应为一系。黑豆嘴壶和岐山贺家村凤柱斝一样,是南方输入关中的产品,其铸造年代当在中商与殷墟过渡时期或殷墟早期。梳理相类的另六件青铜壶,并爬梳扉棱分铸诸器的源流,指出武丁时期将南方铸工迁至殷墟铸器,六件壶是南方工匠及其徒子在安阳所铸。南方工匠的风格和工艺未能在殷墟得到发展,南方风格在殷墟不断被"安阳化",扉棱分铸工艺亦渐归失传。通过这样的梳理,也揭示了商代青铜器和铸工的流动。

光谱技术检测鲜红斑痣病变程度的MC模拟(英文)

在分析鲜红斑痣病理的基础上,根据病变程度改变真皮上层血液层的厚度,并建立相应的光学模型,确定其组织光学参数.通过Monte Carlo模拟,得出:鲜红斑痣皮肤反射光谱与荧光光谱均可反映鲜红斑痣皮肤病变程度,特别是血管直径的变化;当血管直径增大时,鲜红斑痣皮肤反射光谱反射率与荧光光谱强度均明显下降.研究表明反射光谱和荧光光谱可能应用于判断或分析鲜红斑痣皮肤的病变程度,从而为鲜红斑痣的临床治疗方案及治疗效果提供参考.

从《说文解字》“酉”部字看中国上古酒文化

"酉"字本象酒器形,《说文解字》对其古文、篆文的形义解说不确。"酉"部字的本义多与酒有关,体现了中国上古时期酒文化的诸多内容:中国酒的产生与农业发展关系密切;古代酿酒工艺复杂,酒的种类繁多,如清酒、浊酒、厚酒、薄酒等;以青铜材质为主的酒器是商周时期物质文化的重要内容;酒色和酒味的多样性体现了古人精湛的酿酒技艺;在祭祀、筵席等场合的酒礼具有深刻的宗教及文化内涵,有些饮酒习俗甚至流传至今。

元代瓷匜研究

匜是先秦礼器中的水器。元代开始,瓷匜大量出现,涉及景德镇窑、龙泉窑和钧窑等著名窑口。本文以墓葬、窖藏和窑址等考古发掘资料为基础,结合文献与前人研究成果,对元代瓷匜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源于元代同形金银器,性质应为酒器,同时兼具祭器之用。

略论考古发现中的青铜斗形器——兼说伯公父爵与“用献用酌”之礼

西周晚期窖藏偶见一类深腹曲柄的青铜斗形器出土，如2006年扶风五郡村西周青铜器窖藏3件夔龙纹斗形器及1976年扶风黄堆云塘窖藏出土的两件伯公父爵等。以往学界多将这些器物归入挹酒器类，实际上两者器形特征异大于同，对这类形制特殊器物的定名和用途进行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依器形、铭文等对其做进一步探讨。

艺术史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对比——以两件龙虎尊为例

考古学与艺术史虽然颇具渊源,然研究方法和学术视角迥异。龙虎尊的年代研究可运用考古学和艺术史的研究方法,以探讨两种方法之异同,着力尝试将两种方法融会贯通于文物学研究中。通过对安徽尊和四川尊形制变化和图案风格分析,可看出商代中晚期之际铜器形别变化的大趋势。安徽尊年代要早于四川尊,其造型纹饰有可能是巴蜀一带的工匠效仿淮河流域铜器的风格。

多元·融合·华美:日本近世酒器工艺的审美特质

文章以日本近世酒器工艺的历史背景展开,从安土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陶瓷酒器、酒盃、德利酒器、玻璃酒器等不同类型的酒器工艺入手,以文献史料为依据,从功能美、形式美、技术美等不同审美特质进行阐述,为现代酒器设计和日本传统工艺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鱼尊铭文简释

鱼尊,是最近几年始为大家所知的一件商末有铭青铜器。由于对其器主理解不同,学者或称之为"尊""大万尊"。铭文中的"妇"指王的妃嫔,而且是一群妃嫔的合称。"鱼"为尊的器主之名。"鱼由"的"由"读为"迪",在铭中意即引导。鱼系乐官,在这次典礼中指挥乐舞之事,故云"鱼迪"。是与鱼同时的另一位乐官,可能是鱼的副手。"通王赏",是讲""这个人和鱼共同受到王的赐予。的族氏是"亚沚",而鱼尊的器主族氏是大万,因而恐不会是器主。

堂上置樽酒——论西汉两类漆酒具及相关问题

西汉时期流行漆酒具,其中盛酒具主要有锺、钫、壶、椑、樽,挹酒具主要有勺、匜。经过西汉早期的发展,至中晚期形成以樽为核心的椑、樽、勺及杯的固定组合与相应宴饮礼仪。漆酒具的使用者不限男女,身份等级较高,上至皇帝、王侯,下至大夫。其数量和种类多少及精美程度等与使用者身份等级成正比,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所饮酒类主要有温酒、米酒和白酒等。这种宴饮酒具组合及相应礼仪等为东汉所继承,是汉文化统一性的具体表现之一,影响深远。

《诗经》中的酒文化

《诗经》中诸多诗篇言及先民的酿酒、饮酒等活动,记载了酒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作用。诗句中频现丰富多样的酒器,展示出饮酒习俗中瑰丽多姿的一面。酒与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相结合,融入社会生活,形成了历史悠久、蕴含深厚、内容独特的酒文化。

从李白的觞咏诗管窥其性格多维趋向

李白是中国文化史中富有传奇色彩的"诗仙"和"酒神"的结合体。觞咏诗是其诗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李白觞咏诗的基础上,概括分析了李白本体中包含的政客、侠士、仙人、狎客、酒神等多维趋向的文化性格。

商周鸟形酒器设计的情理特征研究

目的以商周时期的仿生型酒器中具有形态与文化特殊性的"鸟"形象酒器为研究对象,研究其仿生构形之"理"与文化意蕴之"情"的设计特征,以探究先秦仿生造物情理相融的设计巧思以及其造物路径对现代设计的启示。方法在器物溯源的基础上,根据鸟形酒器的图片和数据信息,以设计学视角对酒器仿生造型中的器身构造、视觉符号等特征开展研究。主要分析器物中鸟形与酒器结构、功能的融合形式,以及鸟形态视觉特征与酒器审美文化内涵的关联两个层面的设计要素。结论总结商周鸟形酒器由情入理的设计路径,将其沿用在现代动物形酒器的设计语境中,提出"自然元素的升级""文化语境的融入""情理和谐统一的设计路径"三点转变因素,完善并构建现代动物形酒器情理相融的设计传承方法。

回归分析在殷墟墓葬分期中的应用

数理统计方法，在我国考古学中的应用，目前处于探索、研究阶段。本文试用回归方法，建立殷墟墓葬分期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并确定出墓葬分期的预测区间。

酒文化之中西对比

酒在人类的日常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酒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物质而存在,更是一种文化象征。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使中西方的酒文化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了解和掌握中西方在酒史、酒器、酒礼及酒德等文化方面的不同,有助于人们从更深层次了解不同文化,更好地进行跨文化交流。

试论青铜时代早期三足青铜酒器的祭祀内涵

青铜时代早期的三足青铜酒器——爵、斝、角,是最早一批出现的青铜礼器。根据文献与出土资料可知,爵、斝、角均为祼礼时所用的祭器,而非饮酒器。三足与器底的结构又决定了三类器具备加热酒的功能,在举行祼礼时,加热器内的鬯酒,使香气挥发上升,或将鬯酒灌于地下使香气阴达于源泉,从而达到用酒之馨香享于神的目的。西周中期之后三足酒器——爵、斝、角消失,以“鼎簋”为核心的礼器制度形成,其背后反映的是商、周两阶段祭祀观念上的转变,即由早期从酒之馨香享神到西周中期后以食物馨香享神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