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恶魔学与猎巫运动关系探讨

就时间上而言,猎巫运动的高潮在于文艺复兴之后,其本质是一种宗教性狂热。文艺复兴所带来的不仅是启蒙和理性,也复兴了异教的神秘信仰,并与传统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融合。恶魔学说从早期的柏拉图主义转向亚里士多德主义,恶魔从古希腊时期的精神体转向文艺复兴的物质体,教会对恶魔的态度也从不甚在意转向了物质消灭。伴随着恶魔学的物质转向,猎巫运动愈演愈烈。

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述论

猎巫运动是发生在欧洲近代早期的一个历史事件。猎巫运动发端于教会对于巫术的迫害,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社会形势促其发展成为一场遍及欧洲,延续时间长达三个世纪的运动,它的实质是社会转型引发的痛苦的"痉挛",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欧洲近代化之艰难。

论政治伦理与疾病

从与医学紧密联系的疾病文化中包含丰富的政治意蕴、价值负载和道德义务等方面进行伦理分析、政治批判和文化祛魅,确立科学理性的价值标尺,使疾病去政治化、去道德化,确立人道公正和公平共享的道德原则,反对任何因病而致或以病之名的歧视、排斥与迫害和生化战争,对于疾病防治和种族健康、社会和谐乃至世界和平意义重大。

16～17世纪西欧社会的“猎巫”

16～17世纪巫术案件在西欧大量出现,期间大量的巫师被投进监狱,其中很多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6～17世纪时的西欧进入了转型时期,当时的西欧社会正处于极度的无序之中,而对"猎巫"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西欧社会转型问题的理解。

17世纪欧洲巫术迫害心理成因考察

欧洲在延长的17世纪(1580-1700)曾发生了一场针对巫术的迫害运动。研究表明,作为一种集体行为,它有着复杂的发生机制,而心理成因是其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文化的心理暗示;社会变迁带来的替罪羊心理;日常生活摩擦引发的拒绝-内疚等心理因素构成了巫术迫害的主要心理成因。

近代早期英国猎巫运动中的妇女研究

从15世纪至18世纪,一场长达3个世纪的猎巫运动席卷了欧洲大陆,位于西北欧一隅的英国也未能幸免,巫师被残酷虐待和凌辱,甚至被活埋和焚烧。英国的猎巫运动呈现出不同于欧陆的显著特征在于:猎巫与性别密切相关;女性在猎巫运动中首当其冲,成为最大的牺牲品。研究发现:80%的巫师是女性;女性又是猎巫运动的主力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女性在猎巫运动中作为受害者和证人的比例都非常高。女性既是猎巫运动的最大受害者,又是猎巫运动的主角。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猎巫是女性之间的一场斗争。

信仰与现实之间的演义——1692年塞勒姆控巫运动述评

1692年,塞勒姆———美国马萨诸塞州的一个小镇,爆发了瘟疫一般的控巫运动。人人诚惶诚恐,因为可能下个时刻就是自己被指为“异端”。大部分历史学家往往仅用数百字描述这一事件。在该事件上认真着墨的却是一些文学家,他们对整个事件的始末做出阐释,对某些具体的审判情形或是惩罚现场也有细致的刻画。从宗教信仰和现实世界两个维度来思考这一场人间惨剧,并通过分析得出结论:掌权人物借着人们对巫术的恐惧,在社会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煽动斗争,最终导致了塞勒姆控巫运动的发生。

浅析中世纪欧洲猎巫运动中女巫被杀之原因

在欧洲,对于巫术的镇压,大约从15世纪初开始,一直持续到17世纪后半叶。然而在这样的漫长镇压中,据不完全统计竟有80%左右是对女性巫师(女巫)的猎杀,为什么会有大量的女巫会遭此镇压和审判呢?

15～18世纪社会文化语境下欧洲乡村猎巫运动

15~18世纪的猎巫运动是近代欧洲社会转型时期的一次社会“痉挛”。农业经济的低迷、巫术信仰与基督教信仰的冲突以及社会焦虑的心理等综合因素共同作用下引发了猎巫运动。而在乡村猎巫运动中,流行的巫术魔鬼观、对违背乡村公俗者的敌视以及教会的组织下,猎巫运动得以在欧洲社会中迅速展开并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在15世纪中期至18世纪的猎巫过程中,大约五万以上的人士被冤枉成巫师,甚至迫害致死,其中多为女性。从社会文化语境看,猎巫绝非是某种孤立的历史事件,而是中世纪末和近代早期波及西欧甚至整个欧洲范围的一场社会运动,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恐慌情绪。

浅析中世纪英国之宗教信仰和巫术与巫术诉讼

巫术在现代人的思想里是神秘的,是多数人不愿相信也不敢触碰的,然而在中世纪的英国,它一度成为社会的主角。这里从探讨巫术的本源出发,就其神秘的功效作用和它与法术、宗教以及大众信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其与宗教的矛盾冲突和由此引发的中世纪欧洲轰轰烈烈的猎巫运动,分析了由猎巫转向法律巫术诉讼,以及巫术走向衰败终被禁止的原因和过程。

全球化与转基因问题的政治想象

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转基因农作物及其商业性种植流布越来越广,在世界各地引起广泛争议。这说明,全球化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也是问题的全球化。转基因作物是否危害人类健康和环境,目前在国际上无法从科学权威角度证明,对其持否定和批评态度的群体往往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诉求,这点在中国表现得尤其深刻。中国已进入风险社会,有关转基因之争在中国被政治化,反转基因成为表达不满的"猎巫"运动,并与怀旧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构成当下中国社会对现行体制和政策进行"每日抗争"的一种社会景观与政治想象。之所以如此,政府公信力下降和腐败的盛行是重要原因。

近代早期中西社会中“想象的恐惧”及其制度性阐释——基于《叫魂》和《猎杀女巫》的讨论

近代早期中西社会的＂叫魂＂和＂猎杀女巫＂现象既有共性,又有区别。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社会中＂想象的恐惧＂,会演化成为＂集体性恐慌＂和社会的不安。西方社会中的＂女巫妄想＂与宗教相关,多为针对＂熟人社会＂中的人,而孔飞力笔下的＂叫魂＂现象则基本是基于民间迷信和政治上＂想象的危机＂,多是针对＂熟人社会＂之外的人。近代早期的中西社会都是通过国家权力机制的运作,＂制造＂出＂替罪羊＂来最终解决这类问题,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酷刑的合法性及其在司法程序中的运用,但是,其体制特性和体制思维是不同的。＂叫魂＂事件显现出中华帝国官僚体制的常规权力与皇帝的专断权力之间的紧张关系,而猎杀女巫则体现出当时西方的世俗社会与教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及其共同的秩序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