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处罚的适当加重

我国对人口买卖的打击一直保持高压态势,但妇女和儿童面临的受拐卖风险仍然存在。在司法实务中,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存在着处刑轻缓、法律规定落空等问题。立法机关应依据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加重,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的法定最高刑提高至五年有期徒刑。与立法上的举措相配套,该罪的司法认定应更加严格,打击力度也应加大。要对拐卖与收买进行全链条打击,同时注意防范刑罚加重可能导致的刑罚适用混乱、执法积极性降低等“次生灾害”,辅之以人口异常流动预警体系、“一站式”救助平台等配套制度,真正激活买卖人口类犯罪的处罚体系,形成对妇女、儿童法益的全面有力保障。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研究

现行《刑法》第241条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法定刑及其相关适用作出了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一些极端案例的出现也引发了学界关于本罪是否应当提高法定刑的争论,一方主张通过立法提高刑罚以增强法律震慑力,另一方则强调完善法律解释体系和加强司法力度。通过分析罪刑均衡原则、司法实践复杂性及并合主义刑法观可发现维持现行法定刑具有正当性,关键在于加强执法和司法力度,确保法律有效执行。在维持现行法定刑的基础上,更应逐步完善对于本罪的司法适用,包括准确理解刑法体系性规定、强化数罪并罚、降低证明难度引入刑事推定制度、严格把握缓刑适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等,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有效打击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保护受害者权益。

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的不法及其对罪刑的指引

我国当前立法、司法实务对待拐卖与收买妇女犯罪的态度可以概括为“重拐卖轻收买”。立法为收买犯罪设置了与拐卖悬殊的法定刑,给司法、执法划定了框架、奠定了基调。司法、执法当然要用足、用好刑法,但前提应当是立法准确、充分评估收买犯罪的不法。收买妇女与拐卖妇女相同的不法是,买卖行为都侵犯了妇女作为平等主体的人格尊严,违反了禁止将妇女当作商品予以买卖的行为规范。这一相同的不法对收买妇女犯罪的意义是,收买行为本身就有充分且独立于后续犯罪的不法,被害妇女的同意不能阻却买卖行为的不法等;对收买妇女犯罪法定刑的意义在于,既然买卖妇女的不法与一般预防必要性相同,买卖就应当同罚,而不能基于“刚需”、期待可能性较低等理由继续维持买卖悬殊、收买犯罪畸轻的法定刑。

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行为分类与法定刑配置

极端案件的出现将收买被拐卖妇女犯罪法定刑配置是否过于轻缓的问题推至舆论顶点。《刑法修正案(九)》删除收买行为的出罪事由,表明打拐需从买方市场考量的态度。本罪行为并非能够简单地与拐卖妇女犯罪行为相等同。收买行为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伴随着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的共同影响。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是有效回应立法不充分和社会舆论的手段,科学分析犯罪行为分类是合理调整法定刑配置的前提。结合责任理论的基本原理,将本罪行为划分为婚姻型收买行为和非婚姻型收买行为两个基本类型,并在婚姻型收买行为中细分出良性发展型和恶性破坏型两个子类型。基于行为类型分类和责任原理对本罪法定刑重新配置,从不同行为类型角度对法定刑配置分别进行匹配,建立合理的法定刑配置体系,推动拐卖妇女犯罪的有效治理,恰当回应舆论情绪。

从和谐的视野看亲密关系的冲突——家庭暴力与女性犯罪研究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构和谐社会首先必须要建构一个和谐的家庭。但在当前中国,许多家庭中男女两性并未达到真正的平等与和谐。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及其所引发的女性犯罪就是这种两性冲突的极端表现。制止家庭暴力、预防女性犯罪、建构和谐家庭,是我们成功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

立法论与解释论的顺位之争——以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为例

当法律的适用结果存疑时,应优先更新解释论而非启动立法论。未穷尽现行法的解释空间之前不轻言修法,是法教义学及其背后的法治立场的基本要求。随着时代变迁,严惩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犯罪的民意吁求具有正当性。在理论上将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解释为强奸罪、非法拘禁罪、伤害罪等后续犯罪的预备犯,特别是在实践中把握住收买型强奸与普通强奸之间的差异,有利于降低证明难度,实现数罪并罚。当报应刑的正义性可以被解释论满足时,修法的理由就只剩下能否显著提高预防效果。但是,收买被拐买的妇女犯罪的特殊性使得修法能否跨越法律认知、理性选择和盈亏权衡的三重障碍发挥威慑作用存在疑问。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一环,基层执法的问题及其因应策略,应在立法权衡中被同步考量。摒弃立法万能论的执念,重视行动中的法律,追求女性权益保护的实效而非口号,是立法者应当秉持的责任伦理。

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主要包括拐卖妇女、儿童罪、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以及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妇女、儿童罪等。当前 ,拐卖人口犯罪屡禁不止且异常猖獗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新《刑法》所规定的这些犯罪仍存在着立法缺陷。文章阐述了拐卖妇女、儿童罪及相关犯罪的立法缺陷 。

强奸罪研究二题

传统观念认为 ,女子仅可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帮助犯或间接正犯 (间接实行犯 )。从法理学的角度看 ,女子不仅能成为该罪共同犯罪的实行犯 ,还能成为该罪单独犯罪的直接实行犯。对于乘机奸淫妇女行为 ,由于立法的原因 ,在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中都将其作为强奸罪处理 ,但这与强奸罪的行为理论不符 ,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原则 ,有悖罪名概括性和准确性的要求 ,也忽视了我国司法资源现实状况。鉴于此 ,建议把乘机奸淫妇女行为从强奸罪中分离出来 ,设立乘机奸淫罪。

积极主义刑法观之提倡——以《刑法》第240条与第241条为视角

近期,社会各界对拐卖妇女案件刑罚适用问题的讨论较为激烈,其中提倡对拐卖妇女罪“加重处罚”与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提高刑罚”的观点获得较多关注。该观点既是积极主义刑法观中发挥刑罚的积极性的体现,也是常识主义刑法观的表达。积极主义刑法观与常识主义刑法观并不冲突。积极主义刑法观主张,刑法可以适度的介入生活,适度的犯罪化符合当今社会发展规律。应肯定积极主义刑法观。积极主义刑法观在法理层面贯彻法益保护原则、兼顾刑法谦抑性、落实刑法人权保障机能,同时存在刑法规范文本的支持。对拐卖妇女罪是否在司法层面“加重处罚”的问题,应发挥司法的谦抑性对“情节特别严重”予以谨慎判断;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是否在立法层面“提高刑罚”的问题,应秉持实质的法益保护原则,在法益并未改变、刑期规定并无不合理之处时,不应贸然通过立法予以“修法”。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法定刑的实证研究与理论反思

司法判决梳理和司法过程分析表明,刑法有关收买妇女罪行的刑罚配置偏轻。《刑法》第241条数罪并罚的立法设计也面临着实践困局,难以有效制裁收买之后的拘禁、强奸或伤害恶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并非简单的金钱交易行为或买卖行为,其具有双重的法益侵害性,不仅侵犯被害妇女的个体权利,还会侵犯妇女的群体尊严。现有的法定刑设置违反罪刑相适应原理,难以评价收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关收买的社会观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现有的法定刑设置与社会文明观念不符,难以实现罪刑相适应的公平正义价值,会给社会及执法司法方传递错误的价值理念。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法定刑,不仅可以实现立法层面上的罪刑相适应,也能够回应社会文明观念的变化,矫正各方价值偏差。

汉代女性犯罪问题初探

在汉代,由于礼教的束缚,女性的活动空间大大不同于男性,主要局限于婚姻家庭之内,所以,女性犯罪空间相比男性大为窄小,其犯罪也带有明显的家庭性和从属性的特点。汉代刑罚的性别特征开始明显,女性在施刑上得到一些宽待,但是我们从汉代的犯罪、刑罚等制度上看到的依然是"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汉代法律的性别观念和汉代女性的法律地位。

通过减少存量、遏制增量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统计均表明,我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高发期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21世纪,犯罪数量有所下降,这说明我国打击拐卖犯罪特别是遏制新增犯罪方面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徐州铁链女事件引起了各界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关注,但是此案发生于十余年前,并不足以说明我国现在遏制新增犯罪方面还存在较大不足。由于刑法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所以即使现在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犯罪的刑罚,也不能适用于存量较大的旧案。在此背景下,我们应当在严格依据《中国反对拐卖人口行动计划(2021-2030年)》全方位推动反对拐卖人口工作的基础上,着重通过严格司法大幅度减少旧案的存量,通过完善立法和严格司法坚决遏制新案的增量,引起全社会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关注和警惕,形成对于拐卖人口犯罪的全方位打击。

我国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刑罚设置之完善

学界关于是否需要修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刑罚存在较大争议。维持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刑罚存在着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和拐卖妇女罪刑罚设置失衡,不贴合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罪质特征等问题。我国当前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刑罚设置难以实现良好的犯罪预防效果,通过分析对向犯理论,可以证明我国刑事立法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的刑罚存在必要性。此外,在全球刑法统一化格局下,收买类犯罪作为国际社会共同抵制的重要犯罪之一,我国刑法也可以借鉴和参考相关国际规范及各法域刑法规范,适当提高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之刑罚,并尝试分级处遇和增设罚金刑的刑罚设置。

辽代女性的犯罪问题研究

按照犯罪行为来分,辽代女性的犯罪,大致可分为谋反、巫蛊、杀伤、诬告、七出、受牵连等几个方面。这些女性的犯罪行为,有些是由于自身原因所致,有些是由于家族利益所驱使,有些则是被家族成员所牵连,有的则是夫权社会的产物。通过对辽代女性犯罪问题的梳理,以期能对辽代女性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从角色转变解读流动女性犯罪

我国城市流动女性犯罪正日益呈现犯罪类型多样化和犯罪趋势严重化的态势,对社会以及对女性自身的危害在不断扩大和加剧,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论文通过对北京市某看守所女犯的实证研究,从角色转变角度研究流动女性的犯罪问题,提出从改善社会性别制度入手,预防和控制流动女性犯罪。

从和谐的视野看亲密关系的冲突——家庭暴力与女性犯罪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构建和谐家庭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但在当前中国,许多家庭中男女两性并未达到真正的平等与和谐。男性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及其所引发的女性犯罪就是这种两性冲突的极端反映。制止家庭暴力、预防女性犯罪、建构和谐家庭,是我们成功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石。

关于女性犯罪的思考

目前,女性犯罪出现新的特征:犯罪率提高,犯罪类型增多,呈现低龄化趋势,犯罪方式具有渐进性、隐蔽性的特点,暴力犯罪明显,职务犯罪增多等。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应采取多种措施,才能预防女性犯罪。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刑法教义学拓展

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保护法益是非经济属性的人格权,人格权是宪法上人格尊严的法律具体化体现。从个罪的保护法益出发,是否违背妇女意志并不影响本罪成立。“买卖同罪”主张把拐卖妇女行为与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纳入同一个罪的构成要件,这并不合理。拐卖妇女行为与收买被拐卖妇女行为性质完全不同,两者并不属于复行为犯的承继正犯,侵害的法益及其程度亦有差异,对拐卖与收买行为进行单独评价,有助于发挥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收买被拐卖妇女的行为与相关联的强奸、非法拘禁、侮辱等行为分开进行单独评价,并实行数罪并罚,不仅有助于判决书完整评价行为的法益侵害性,准确表明刑法的禁止对象,而且可以证成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定刑无须调整,同样能够达到“买卖同罪”所追求的预防效果。对收买被拐卖妇女后出现的强奸、虐待等行为的定性,必须考虑收买型“婚姻”的效力,不宜将该行为解释为婚内强奸或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如此才能增加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报案率、起诉率和定罪率。

“性贿赂”的刑法规制——以女性贿赂为角度

"性贿赂"作为贿赂犯罪的一种新形式,近年来有愈演愈烈之势。但目前刑法对性贿赂尚无明文规定,使性贿赂成为法律的死角,无法予以惩治和打击。性贿赂危害极大,必须在法律中尽快加以规定。在性贿赂的犯罪过程中,女性多为犯罪载体,原因在于社会风气的熏染、女性面临的社会困境、腐朽观念的影响以及充当性贿赂工具女性自身的原因。由于性贿赂隐蔽性的特点,对性贿赂定罪、量刑和取证很困难,但这些性贿赂无法入罪的理由缺乏法理基础。性贿赂符合犯罪的基本特征和犯罪构成,我国古代就已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国外和港台地区关于性贿赂的成熟的立法经验也可供我国内地借鉴,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的时机已经成熟。性贿赂入罪可采取刑法修正案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分别以受贿罪和行贿罪定罪量刑。作为有别于普通的贿赂犯罪,性贿赂的受贿罪和行贿罪的各种情形法律可予以较详尽的规定。对于涉案妇女,则分别以刑法中的行贿罪定罪处罚或以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制裁。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司法认定疑难问题研究

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常见多发。接送、中转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帮助行为,因此一般应作为从犯处理,但符合司法解释规定的,依法作为主犯处理。基于收买目的而教唆、帮助他人拐卖妇女、儿童的,依据牵连犯原理,从一重罪处罚;在拐卖妇女、儿童共同犯罪过程中犯意转化自行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依照吸收犯原理处罚。介绍买卖妇女、儿童的,依照共犯原理作为帮助犯处理。特定行业从业人员与买卖者共同实施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应视情况作为一罪处理或是数罪并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