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女性主义视域下的《爱弥拉姑娘的爱情》

生态女性主义诞生于女权主义的第三次浪潮,由西方国家逐渐蔓延至全球。它倡导的是一种更加整体和相互关联的世界观,强调人类、自然及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平衡。王蒙的新疆题材小说既有着根植于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和汉文化思想的辐射,同时又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达成了某种默契。他的作品既关注女性的命运,同时又表现生命与自然的互动。该文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对《爱弥拉姑娘的爱情》中爱弥拉姑娘的故事进行剖析,试图探讨王蒙在创作中流露出的平等和谐的生态女性主义观,以及生态环境、性别角色和社会结构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个体的身份和行为。

“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的观念变革与角色实现

农村现代化、农业产业化和农民职业化背景下,乡村女性参与乡村振兴本质上是其建构职业成就的过程。在重构职业成就概念和要素基础上,构建“职业成就—性别角色观念”分析框架,发现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和职业成就整体上处于艰难转型阶段,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对职业成就的影响呈现异质性和悖离性特征。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影响,对非农经历和收入有显著正影响;现代平等主义性别角色观念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影响,对职业发展和收入的影响均不显著;性别角色观念对选举投票行为的直接影响作用隐匿。在社会建构基础发生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需要重构乡村女性性别角色观念,构建乡村女性职业成就的现代分析框架。搭建乡村女性职业成就平台是增强“她力量”助力乡村振兴效果的重中之重。

民族传统体育参与中女性角色的变化——基于“撒尔嗬”的个案分析

文章以“撒尔嗬”的女性参与实践为个案,考察女性在民族传统体育参与中的角色变化。研究发现,女性在“撒尔嗬”参与中经历了从“缺场”到“在场”的角色变化,这种角色变化呈现在参与人数、参与行为、多元角色扮演3方面。但女性角色转变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来自社会、文化制度和观念等方面带来的阻碍,为获得“在场”角色,女性在性别关系下进行了性别权利、性别分工与性别文化的博弈与协商,动力与阻力同时存在。

“挤入”抑或“挤出”:互联网使用、性别角色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

我国农村非农就业人口呈现出较大的性别鸿沟,有序推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对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城乡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究互联网使用、性别角色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具有显著的“挤入”效应。其中,信息型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具有积极的正向影响,能够促进农村女性非农就业参与;且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的“挤入”作用越明显。(2)现代化的性别角色观念对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亦呈现出显著的“挤入”效应,在互联网使用与农村女性非农就业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相比于互联网使用频率,性别角色观念在信息型互联网使用对非农就业的“挤入”效应中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强。

夫妻非农就业与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

农村妇女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也是实现共同富裕需要关注的重点群体,为农村妇女赋权赋能有助于促进性别平等、实现家庭和社会和谐,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实现。文章首先基于相对资源理论和文化规范理论剖析非农就业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作用机理,其次使用CGSS(2017)数据基于广义精确匹配(CEM)方法建立逆概率加权回归(IPWRA)模型,分析夫妻非农就业模式的差异对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程度的影响,最后采用中介效应模型(ME)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非农就业是影响农村妇女家庭决策赋权的重要因素,其影响机制取决于夫妻双方就业模式的差异,妻子非农就业主要依靠性别角色观念和收入效应赋予农村妇女“能力性”领导权,丈夫非农就业主要通过让妻子递补性地承担家庭决策赋予妻子“缺席性”领导权,而且不同的夫妻就业模式对子女教养、父母奉养、家庭用品支出分配以及购买高价家庭用品等事项决策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

乡村振兴视野中西部地区农村妇女角色研究

西部地区是我全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区域,又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最艰巨和最繁重的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妇女既是乡村振兴的享有者和受益者,又是乡村振兴的推动者和建设者。通过摩塞性别分析框架下西部地区农村妇女三重角色的形成与表现,不仅可以揭示西部地区农村妇女在乡村振兴中所扮演的生产者角色,还可特别指出影响其社区角色发挥的制约因素。为了更好地发挥农村妇女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主体作用,各级政府除了要加大力度开发农村妇女的人力资源外,更要从制度上保障农村妇女参与社会治理的合法权利,因为两者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来说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自由与风险:个体化社会中日本女性的两难困境

个体化是自反性现代化理论的核心主题之一,它描述的是有关制度以及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为我们认识和理解社会转型下日本女性的生活处境提供了新的视角。在个体化社会里,日本女性一方面摆脱家庭和性别角色的束缚,获得为自己规划人生的自由;另一方面她们又失去家庭和性别分工带来的稳定性和安全感,面临着贫困、孤立等风险。当日本女性逐渐脱离家庭和性别角色时,日本的政策和观念反而固守甚至强化家庭主义和性别分工,导致女性在自由与风险之中难以抉择。

社会性别学视角下北京体育大学女子篮球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体育参与中的性别失衡问题历来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基于社会性别理论,采用数理统计软件SPSS26.0对158名北京体育大学女学生进行问卷调研,旨在探讨不同学科类型、不同参与情况、不同运动等级的被试者在性别角色类型中的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参与篮球运动的女性群体中男性化或双向化倾向较多;运动级别越高,性别角色冲突越明显。通过访谈发现篮球运动中具有男性化、双性化倾向的女生平常还会参与强对抗、大负荷、能展示身体力量之美的运动。相反,一些女性气质较高的女生则会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社会舆论的压力等,长期从事具有女性气质的体育项目。因此,提高女子篮球参与度、消除女性参与体育的性别顾虑、推动两性在体育中的平等参与非常重要。

社区治理中的女性作用研究——基于结构和文化解释路径的比较

针对社区治理中女性干部比例越来越高的现象,学界存在结构取向和文化取向两种主流解释。这两种解释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与局限性。结构取向的解释强调女性气质、能力与社区治理工作的契合,但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女性在社区治理中的主动性;文化取向的解释强调传统性别观念阻碍了女性参与社区治理,但缺乏对性别观念分化和变迁的深度考察。更客观深入地理解社区治理的“女性化”,需要避免任何一种单一化的解释路径。当前,我国城乡基层治理的环境、任务正在发生快速改变,这些变化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新的元素,从而打开新的研究空间。

性别角色认定对领导风格的影响:以女性创业者为例

领导风格的性别差异一直受到关注。以往的研究有两种观点:领导风格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领导风格更有效;领导风格不存在性别差异。而最新研究认为领导风格差异源于社会性别角色,探讨女性创业者的性别角色认定特征及其对领导风格的影响十分必要。实证结果显示,不同性别角色认定的女性创业者在领导风格上存在差异,双性化者多采用高定规、高关怀的领导方式,女性化者多采用高关怀的方式,而男性化者则多采用高定规的方式。影响领导风格的并不是个体的性别本身,而是其对性别角色的认定。

女性参与体育运动的社会文化学分析

从历史上看,长期以来体育是男性主宰的领域,女性参与体育的历程是女性不断抗争与男性作出妥协的过程。女性的性别角色与性别意识受社会文化的影响,而社会文化也应对女性参与体育产生了强大影响作用,成为制约或推动女性参与体育的动因。通过对儿童游戏的分析发现,男女儿童游戏的差别已经奠定了男性和女性成年之后参与体育运动差异的基础,最后对女性参与体育的前景作出了预测。

妇联在承担政府推进性别平等职能中的作用研究

文章从背景和依据、职能内容、作用与成效方面探讨妇联在承担政府推进性别平等职能的作用问题。认为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参与立法促进法律的性别平等、在制定和实施有关妇女的规划中推进性别平等、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和倡导、在中外交流与合作中促进中国妇女/性别平等发展和扩大国际影响、促进家庭性别平等和改善女童发展环境。

中外女科学家成功因素分析

运用心理学、教育学、哲学、人才学、管理学、成功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并结合中外女科学家家庭背景、所受教育、所处发展环境、婚姻以及个人品质等方面进行分类分析,探讨她们的一些共同特征和促使其获得成功的若干重要相关影响因素。

乡村妇女性别角色对其家庭地位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基于X村和L村扶贫项目的比较

在广州市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之下,以"乡村生态体验游"和"农副产品城乡贸易"在该市X村和L村的分别实施为依据,以个案访谈法和参与式观察法为主,对两村妇女参与项目之后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地位的变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工作带来的收入增加和妇女自身发展与性别平等意识增强是两村妇女家庭地位改变的共同机制;收入性质与数量的不同及是否扮演公共角色是两村妇女家庭地位改变的差异机制。研究发现,个体的经济收入决定其家庭地位这一"资源论"传统仍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个体的公共角色影响着社区对妇女的评价,同时又对妇女家庭地位的改变产生重要影响;妇女的发展意识与性别平等意识是其家庭地位改变的重要动力。

民国时期女子高等教育的性别议题——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

本文以金陵女子大学为个案,分析了民国时期女子大学所面临的一系列性别议题:女子大学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中体现的性别角色之争、独身问题以及对贤妻良母主义的回应,通过反合并斗争对女性独立决策管理权的坚持,等等。

当代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迁及性别角色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与思想意识的变革,使得女性权利在经济、政治、受教育水平及婚姻家庭状况等方面发生改变。中国女性社会地位变化的特征表现在四个方面:就业状况从结构单一到领域多元;政策倾斜从保障生存到保障发展;受教育程度从学历较低到层次提升;婚姻获得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中国性别角色从“男主外女主内”到“男女共同承担”发生了质的变化,折射出人们思想由“歧视女性”向“男女平等”转变,以及中国女性从“被动地位”向“主动地位”发展。扫清认知障碍,借助两性发展动力优势,构建能够充分发挥女性优势、尊重两性社会差异与更具包容性的性别平等才是性别角色重构的发展核心。

性别角色观念与农村女性创业

女性劳动力创业是提高女性就业参与率,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五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识别性别角色观念对农村女性劳动力创业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自身具备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会显著提高其创业的概率;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对低受教育程度的女性劳动力生存型创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对较高受教育程度的农村女性劳动力机会型创业影响更为明显。同时,研究结果显示,丈夫具备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也会促进农村女性劳动力创业。进一步探讨可能的机制发现,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会减少女性的家务量,增加男性的家务量,这可能会保障女性创业的时间投入,进而促进其创业概率的提升。本研究丰富了女性创业形成机制的研究,建议通过多种渠道促进农村地区性别角色观念转型,缩小创业领域的性别差距,促进经济包容性增长。

育龄妇女身份的探索研究——基于社会性别公平视角对DQ县的调查

为了探索中国育龄妇女在计划生育中的身份地位,本文通过DQ县的田野调查,访问了女性64人,男性19人,从社会性别公平的理念出发,阐述了在计划生育优质服务过程中,中国育龄妇女在生育和节育方面的身份地位状况,分析了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对育龄妇女身份地位的影响,发现了育龄妇女虽仍处于计划生育"客体"的地位,但其主体性意识已经开始觉醒;最后,为确立育龄妇女的主体身份提出了几点建议。

30年代中国“新女性”的角色扮演与社会互动——以电影《新女性》为个案

本文从社会性别的视角,通过对电影《新女性》及其相关传媒文本的文本分析,探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新女性"的角色扮演与社会互动,从中揭示男性主体对女性的角色塑造和掌控。

民族习俗中女性参与的社会性别观察:雨卜苗族村寨的个案

民族习俗是规约个体社会化的一种基本力量,同时也折射出特定民族、特定文化对男性、女性的社会性别期待。苗族传统习俗中的女性角色主要表现为生产生活习俗中的主内者、宗教礼仪习俗中的局外人以及恋爱婚姻习俗中的等待者。苗族习俗中的女性角色受制于传统习俗的规约,但同时,时代的进步以及苗族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年轻一代的眼界开阔了、自我意识增强了,表现出与年长者的种种差异,而生活于当下的苗族女性无一不遭遇着自我期待与社会期待落差的角色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