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的现实困境与政策思考

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人口返乡回流正逐渐成为一种新趋势,而女性则占据了返乡劳动力的半壁江山。探索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是关乎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大事和要事。本文从个人与家庭禀赋角度、家庭分工角度、传统乡村经济形态角度三个角度看,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在就业过程中,受语言习俗、传统文化、社会规范等因素影响,面临着受教育水平低、职业-家庭角色冲突、高质量就业岗位供应不足等问题。分析表明,乡村旅游在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就业方面具有将生活技能职业化、就业地点在地化、就业形式多样化、就业时间灵活化的优势,为实现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提供了可靠的路径选择和现实条件。同时,民族地区返乡女性感知视角下的高质量就业包括就业环境舒适性、就业收入多元性、就业技能适配性、职业发展成长性、社会角色统一性等内容。为此,乡村旅游促进民族地区返乡女性高质量就业需增加高质量就业机会、提升高质量就业能力、完善高质量就业保障、增强高质量就业黏性。

民族旅游地妇女旅游影响感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

旅游地居民主观幸福感对当地旅游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涉及旅游发展对地方微观个体的影响,也是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文章以民族旅游地西江苗寨景区为案例研究地,从旅游影响感知视角出发,基于SEM和fsQCA方法,综合分析民族旅游地妇女旅游影响感知对其主观幸福感的线性影响与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活幸福与人际关系和谐是妇女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维度;积极影响感知可显著提升妇女主观幸福感水平,消极影响感知对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直接影响为主;消极影响感知、物质需求满足、身心整体健康对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非对称性和不确定性;主观幸福感的形成是多因素联动的结果,且存在多种路径可以实现民族旅游地妇女高主观幸福感的形成。研究结果为全面理解旅游发展与目的地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有效提升民族旅游地妇女主观幸福感水平提供理论指导。

民族社区妇女旅游精英角色:基于性别特质的演绎

社区精英角色研究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内容,随着民族旅游的蓬勃发展,民族社区中诞生了妇女旅游精英,其角色对社区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在旅游研究中却未获得足够关注。文章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基于西部4个省8个民族地区的22位妇女旅游精英的访谈资料思考妇女旅游精英的角色。研究表明,妇女旅游精英和普通社区精英皆为社区中的权威人物,其角色亦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但由于受到传统性别观念影响,妇女旅游精英多为非治理精英;同时,她们扮演民族"女性"艺术守护人和女性与弱者关怀者等具有女性特质的角色。

旅游与传统再造:女儿城民俗体育的人类学视角

运用田野调查法,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出发,梳理女儿城民俗体育开发脉络,发现:女儿城的筑巢与引凤、传统的移植与重塑均是在民俗旅游经济发展这只"看不见的手"的牵引和文化产业政府组织与政策引导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助推下完成;政府、开发商之于经济收益的诉求、从业者之于文化提升经济能力与自信心的诉求和旅游者之于文化凝视的诉求共同促成传统的再造,其核心是浓郁的利益驱动。由此推导出"民俗体育旅游的实质是基于经济利益驱动下传统再造"的理论观点。

少数民族妇女在旅游业中的角色与需求——以广西龙脊景区妇女口述为例

以广西龙脊景区瑶族、壮族少数民族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通过妇女口述史访谈的方法,分析了旅游业发展背景下妇女的角色与需求,通过田野调查的材料,揭示少数民族妇女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和需求来适应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在对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民族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妇女平等参与旅游业的考虑,提出一些建议和对策。

明清江南妇女游风述论

明清时代江南商品经济繁荣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消费水平,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自明中叶以来,江南民众广泛参与旅游活动,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江南社会生活的若干新气象。其中妇女游风特别引人注目。江南妇女旅游类型多样,并呈现出普遍性、季节性、宗教性及节日狂欢性等特点,凸显了江南妇女特有的精神面貌和世风的替嬗。对此现象的探讨对中国妇女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乡村旅游中农村妇女就业与发展研究——以江西婺源为例

文章以社会性别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乡村旅游对促进农村妇女就业与发展的动力机制,认为乡村旅游的乡村性重构了农村妇女与乡村资源的关系,在权利与责任上出现了社会性别再分配,农村妇女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同时,乡村旅游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演变,推动了生产组织形式的转变和劳动分工结构的变化,为农村妇女创造了广泛的就业机会,增强了她们的独立和自我意识,有利于农村妇女的发展。

民族旅游社区妇女的时间利用方式研究——以四川省桃坪羌寨为例

西部民族社区在旅游开发中由传统封闭的生活空间迅速转变为开放的旅游接待场所.在该转变过程中,当地妇女的时间利用方式受到旅游开发的深远影响,而现有旅游研究并未给予过多关注.以四川桃坪羌寨为例,利用时间日志和半结构访谈法获取当地妇女的时间利用数据,在与未参与旅游妇女的对比中,研究参与旅游妇女的时间利用行为.结果表明,参与旅游妇女劳动时间的增长挤压了其生活和休闲时间;旅游开发使得参与旅游妇女扮演"双重角色",进而承担"双重劳动";社区旅游为参与旅游妇女协调家庭传统角色和新角色提供了有效途径.

基于女性视角的广西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感知研究

性别导向的贫困与反贫困日益引起国际社会重视,乡村旅游扶贫已成为国家与地方政府重点工作之一。本研究以广西三个少数民族地为案例点,通过对案例地妇女进行走访调研,采用spss17.0进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研究发现旅游业的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家庭地位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少数民族女性的话语权也不断得到提升,在针对旅游扶贫助于增加居民个人收入;推动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妇女地位得到提升;旅游是否具有扶贫作用等方面认知具有一致性,然而对于其他感知题项则有较大分歧。应采取提高少数民族女性的参政意识,增加教育机会,保护民族文化等措施实现旅游地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地妇女社会角色变迁研究——以三峡步步升文化村为例

妇女是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地的主要参与者,其社会角色变迁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新课题。该研究以三峡步步升文化村为案例,通过田野调查和定量分析,从经济收入、家庭地位、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深入剖析了妇女参与旅游活动后的社会角色变迁,揭示了旅游业影响妇女社会角色变迁的规律。研究表明,发展民族文化遗产旅游为妇女创造了本土就业机会,增加了更为直接的显性收入,进而提升了妇女在家庭的劳动地位和决策地位,引发了妇女消费观念、职业理念以及生活方式、社会互动模式的变化,妇女社会角色变迁为更为复杂的社会身份,但新的社会角色只是妇女原本角色的调整、补充和拓展。妇女参与文化旅游活动不仅促进了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还促使妇女获得更加平等的发展机会,有助于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政府、企业、妇女三方仍需努力,充分释放旅游业在促进妇女发展与民族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积极功效。

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父权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基于撒尼、傣和哈尼三民族案例的比较研究

以撒尼、傣和哈尼三个父权制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曼春满、曼乍与曼嘎俭村、五棵树与月湖村、箐口和大鱼塘村为案例地,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对发展旅游村寨和未发展旅游村寨妇女的社会性别观念进行横纵向对比分析,探讨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父权制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研究认为:旅游发展对云南世居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观念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的交融,少数民族妇女主体意识和自立能力的增强,不断建构起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性别观念。研究将有利于少数民族社区和谐社会的建设,并对男女平等国策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

随着中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云南旅游业的大举拓展,云南少数民族妇女以此为契机,打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跻身于旅游业这一新兴产业。少数民族妇女与旅游业的互动发展,有着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层面的积极意义,对于少数民族妇女自身的发展、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着重要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乡村旅游对民族社区女性的影响研究——四川甲居藏寨景区的调研

在开展乡村旅游的西部民族社区内,当地女性是旅游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是社区经济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乡村旅游的开展在给农村社区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影响。本文以开展乡村旅游的社区藏族女性为研究对象,在四川省甲居藏寨景区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预先设定研究主题,选取社区女性代表进行深度访谈。通过对访谈资料的汇总分析,从女性个人认知的角度探讨乡村旅游发展对她们产生的社会影响,并提出若干建议。

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行为的影响——基于河南省的调查分析

在网络时代,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行为既有重要的正面影响,也有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行为的正面影响主要有:互联网信息获取平台的搭建为其理性旅游提供了可能;互联网信息选择的多样化开辟了其理性旅游的新路径;互联网旅游平台的人际互动拓展了其人际交往的领域;互联网先进技术的支持应用带动了旅游现代功能的顺利实现。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行为的负面影响主要有:互联网带来的旅游安全隐患问题;互联网带来的旅游信任危机问题等。为此,需要进一步强化互联网对青年女性旅游行为的正面影响,以促进女性旅游与互联网发展的良性互动,提升包括青年女性旅游者在内的全体旅游者的旅游生活质量。

基于场所依恋的乡村社区妇女参与民族旅游问题研究——以新疆布尔津县禾木村为例

以新疆布尔津县禾木村为例,通过测量图瓦妇女的社区旅游参与程度、场所依恋及旅游开发态度,并构建结构方程研究三者间关系。结果表明,禾木村图瓦妇女社区民族旅游参与和地方依恋之间存在显著关系,场所依赖对场所认同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场所依恋对社区妇女的旅游开发态度有显著影响。

乡村旅游对农村妇女非农化的影响研究

乡村旅游为非农化提供了资金支持、改变农村产业结构、拓宽了农村妇女就业渠道和增加农村妇女经济收入。发展乡村游调整了农村再生产活动中的性别关系责任，提高了农村妇女家庭与社会地位。论证了乡村旅游对农村妇女非农化具有重大影响，并提出发展乡村旅游以更好地实现农村妇女非农化建议。

社会资本视角下黎族女性在民族旅游中的发展

民族旅游为黎族女性社会资本的积累提供了平台和支撑,而黎族女性在民族旅游中的发展和获益程度又受到其社会资本的影响。政府在采取积极的融入社会性别视角的决策来为黎族女性发展增权的同时,黎族女性也应选择有效策略来为其社会资本积累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在民族旅游发展中获取更多收益。

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影响的人类学探讨——以贵州肇兴侗寨为例

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旅游发展中,少数民族妇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民族旅游的发展也给少数民族妇女提供了难以估计的发展机会。从旅游人类学视角出发,以贵州的肇兴侗寨为例,分析民族旅游发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影响。

关中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与妇女作用

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方式,在国内外已展示出其强劲的生命力。有关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和妇女作用的研究尚不多见。笔者基于前人研究和实地问卷调查的资料,论证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意义和模式,以及乡村旅游发展中妇女的作用及其影响,并以关中地区若干乡村旅游点为例,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实践作实证分析,进一步探索和揭示了关中地区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参与的模式和妇女的作用,并对社区居民参与乡村旅游发展提出对策性建议。

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的地位变迁研究——成都龙泉洛带古镇的个案调查

关注旅游发展下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状况,有益于深化旅游对东道主女性影响研究和客家文化变迁研究。以四川龙泉洛带古镇为例,采取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法,综合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探究旅游发展下洛带古镇客家妇女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变迁状态、变迁特点和变迁原因。研究表明,旅游发展影响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旅游对洛带客家妇女家庭地位变迁影响强度大于社会地位变迁,且更易于被感知;旅游参与方式对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程度无明显影响;旅游影响洛带客家妇女地位变迁的原因集中表现在生计、自由空间和家庭分工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