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循吏治政生态考察——以《汉书·循吏传》为中心

汉代循吏多出自宣帝朝,循吏建树地方善政,与其所处“自然—社会—政治”三位一体的治政生态息息相关。汉宣帝时期天灾较少,偃武修文的政策促使环境优化,为地方善政奠定基础。循吏富民治平,化民以礼,移风易俗,使民众回归理性,营造良好的社会生态以为善政核心。汉宣帝选贤任能,给予地方官久任制、自治权,并严格监察,奖励务实,惩罚伪诈,成为实现地方善政的关键与保障。历史经验可以为当代如何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提供借鉴,保护环境,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正确选人用人,理顺央地关系,循吏善政启示良多。

巧思破案·公案文学:闽剧《贬官记》的文本符号分析

戏曲经过数百年发展艺术魅力犹存,以涉案剧为题材的戏曲作品一直受到民间百姓喜爱,新编闽剧《贬官记》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故事讲述新官上任的贬官县令边一笑开场遇到奸情人命案,最终探查到案件真相的故事。文章借助格雷马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行动元模型和符号学矩阵分析闽剧《贬官记》的人物叙事,得出人物设置上的对立关系和人物关系之下的思想对立。然后,从人物存在的故事结构中分析文本情节构成的叙事结构,深入解读文化语境下作者和民众为何钟爱公案文学中的清官文化。此类公案戏背后呈现的清官文化以及社会映射的现实价值,值得我国戏曲人借鉴。

司法行为及其选择的文化注释——以转型司法中的中国法官为例

转型司法中的中国法官,其司法行为不仅会受当下中国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而且还更多地要受到一种"清官文化"的因素制约;也即在公共的法律生活中,其任何司法行为的做出,除了回应特定的社会——文化情境系统的要求之外,也更反映出了法官对自身名誉的特别爱惜以及对社会评价的特别注意,同时也是为了尽可能好地完成司法任务并尽可能少的给自己惹麻烦。正是在"清官文化"这一文化容器中,不仅社会——文化的情境性因素作用到了法官的身上,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文化的信仰网络里,达致了纠纷中的民众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对于法官角色期待的均衡。

明清循吏为官理念与施政活动研究

循吏是明清社会行政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在从政理念上,循吏忠以事君、恭以事长;清廉施政、治事安民;敬以处事、自律正己。其施政活动,强调可“弃官以全政体”,他们劝课农桑,发展地方经济,勤政尽职,决断狱讼,使社会公平公正,教化一方,传承文化,造福黎民百姓。明清时期的循吏虽然人数不多,但其行为理念对当时社会发展还是产生了较大影响。

“律意虽远,人情可推”——元杂剧公案剧中清官形象的文化透视

元杂剧公案剧塑造了包拯、张鼎等清官形象。在他们的身上,作者赋予其共同的思想性格特征:清正廉洁、执法如山、刚直不阿、为民请命、犯颜直谏、打击豪强、为民除害、聪明睿智、断狱精明,这是作者美好理想的外化,也体现出人民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坚强斗志和不畏强暴的正直精神。他们正是人民所期望的清明政治的化身,同时也带有中国传统文化中"清官"崇拜的痕迹。

《周易·讼》卦与中国古代的诉讼观念

《周易·讼》卦主要涉及诉讼问题,从《讼》卦本身的含义以及历代学者对《讼》卦的解读和称引,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诉讼观念,这些诉讼观念主要包括贱讼观念、清官情结以及诉讼中的尊卑不犯。这些诉讼观念在当今的中国社会还有一定的影响。从《周易.讼》卦的角度去解读中国古代的诉讼观念,对于深入了解《周易》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关系具有积极的价值。

新时期我国信访的特点、成因及对策研究

信访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党和政府了解民情、人民群众反映合理诉求的重要途径。然而,由于社会矛盾的复杂化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导致了信访案件出现年年递增的局面。如何有效化解日益增多的信访案件,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成为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文章从信访案件的特点、成因入手进行路径探究,以期对信访案件的解决有所裨益。

海瑞思想的多元结构

海瑞是明代有名的清官，具有执法不阿的精神，也有仁民爱物的儒家理想。面对明中后期皇帝、官僚的腐败，他力主恢复洪武旧制，以明初的简朴来加以治疗。与此同时，他又顺应工商发展的时代潮流，重视物质利益，提高工商地位，推尊具有启蒙意义的王学，批评作为正统思想的朱子学。复旧与趋新在他思想中结合在一起，新思想使他走到了近代的起点。

论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风行的文化氛围

侦探小说折射和呈现着一个民族的各种文化因素,能够而细致全面地体现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心理企盼。侦探小说的翻译与传播依赖着它本身所存在的文化氛围,而文化氛围又直接影响着它的翻译和传播。中华民族迈向"近代"的前奏曲就是西方侦探小说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文化大氛围。西方侦探小说中,正义必定战胜邪恶的圆满结局满足了当时中国人的心理要求,清朝末年的改革派甚至把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作视为救国强民的工具,它之所以能在中国风行一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老百姓的清官情结。

雷州文化研究新视阈——《雷州文化概论》创作缘由与主旨解读

雷州文化概念应由其地域全在热带范围内,分布连片,有一致发展过程、共同的文化特质和风格,一致的发展水平和稳定的文化中心等整合而成,应定名为雷州文化。与此相应,形成"雷州民系",加入岭南四大民系之列。雷州文化具有热带农业、海洋、清官廉吏、独特风俗、流寓和文学艺术等文化精华,应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海瑞精神:清官的独特体现

海瑞精神是明代乃至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一种典型表现,用"廉洁自律"、"直言极谏"、"勤政爱民"等词语难以准确地概括海瑞精神的特点。而用"公而忘私"、"爱恤民众"、"以法肃吏"三个词语能够全面地反映海瑞精神的独特性。这三个层面互为一体,其中"公而忘私"是海瑞精神的内核,而"爱恤民众"是其落脚点和具体体现,"以法肃吏"是"爱恤民众"得以实现的关键路径和唯一手段。只有公而忘私,心怀民意,才能严于律己和整肃百官;也只有公而忘私,真正关注和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才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和敬仰。海瑞是这三者的真正践行者,是把对国家的绝对忠诚与爱恤民众完美结合的典范,是道德自律与遵纪守法完美结合的典范,是清正廉洁与革新进取完美结合的典范。海瑞精神是中国古代清官精神的独特体现,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涵。

元代社会阶级状况与包公戏的兴起

元代统治阶级实行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政策;贪官污吏,循私枉法,制造了无数冤狱;"权豪势要"恃强凌弱,为所欲为。当时的百姓就成了直接的受害者。在这种暗无天日的社会里,人民渴望出现清官为自己伸张正义,惩恶扬善。适应这种需要,元代出现了包公戏。这些包公戏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意愿和爱憎,有着很强的现实精神和人民性,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公案小说的精神风尚与清官文化的美学质性

公案小说作为小说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具有明显的尚"清"、崇"法"、重"理"的精神风尚,它通过清官这一载体得以显现,从而赋予清官文化"激清扬浊"、"情法相容"、"循理而治"的美学质性。

论话本小说对清官的反思

自从《老残游记》自评提出“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的观点后,学人们纷纷探讨到底是哪本小说始“揭清官之恶”。实际上,“揭清官之恶”、对清官的反思从来不是哪本小说突然产生的,它是一个前有萌芽后有繁衍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话本小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提出了两个命题:一是为民作主的官员不一定是清官;二是清官不一定为民作主。前者从侧面反思了清官思维的狭隘性,后者从正面反思了清官思维的荒谬性,共同使反思走向深化。当其它文学热情地塑造清官神话时,话本小说对清官的反思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宗臣的循吏思想及其实践

宗臣受《史记》、《汉书》影响,有浓厚的循吏思想。他所称颂的循吏具有四个特点:心忧社稷,以民为本;赈灾济民,抑制豪强;重儒宣教,以德化民;所去见思,死见奉祀。他在为官期间远仰汉代循吏的风采,近绍明代清官的轨迹,刚正清廉,品行高洁,将儒家的仁爱兼济思想和宣教化民的理念相结合,在短暂的仕宦经历中谱写了一曲精彩乐章。

论彭玉麟精神及其对当今社会的重要贡献

彭玉麟是晚清一位著名的军事家,又能诗善画。其于公,刚直不阿、大义凛然;于私,诚信律己、生活严谨。这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中,实为一种高贵品质。彭玉麟的这种精神在今天我国处于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略论包拯与中国的清官文化

包公是中国清官文化的符号。清官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和延续,反映了在君主专制的封建时代,无权无势的底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期待和对主持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的祈盼。中国清官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以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封建道统为核心。清官廉臣虽有缓和社会矛盾、为巩固封建帝制服务的一面,但他们刚正不阿、惩恶扬善的道德人格却有超越时代和阶级的普适价值。

论包拯的法律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包拯的"以法律提衡天下"的法治主张以及执法如山的实践,特别是他身上体现出的清官的特质,都说明他是中国清官文化当之无愧的代表人物。包拯的法律思想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其实际上是儒家、法家、道家等综合影响作用的产物。审视包拯的法律思想与实践,对于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瑞精神研究

海瑞为官清廉,他留给后人的精神财富包括刚正不阿精神、为官清廉的精神、当官为民的精神、执法如山的精神。海瑞精神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