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后国民党文化政策解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党当局借助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两股思潮,在文化领域确立文化统制政策,加紧文化控制。其宗旨依然是"中体西用"的翻版,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倡导"尊孔读经",借助新生活运动之力,颂扬"礼义廉耻",先后发起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将三民主义与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借助回归传统拓展党化的道义空间,以强化文化的统制的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大力倡导"提倡理工"和"中国科学化运动",为大规模展开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文化政策支持。"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呈现出专制性、保守性、现代性、多歧性相互杂糅的特点。

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建构——廖平新经学分期新说论析

廖平经学分期历来以"六变"说为准,这与后人所持之廖平早期经学有较高价值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古怪不足道这一刻板印象有关。若以廖平一生学术思想发展脉络为背景重新看待其中晚年经学思想可发现:廖平经学是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新经学分期新说基于廖平经学研究态度、首尾一贯的尊孔尊经宗旨和三期层层推进的逻辑联系三方面理据论析分期新说的合理性与必要性,还廖平新经学本来面目,以便同情了解和平情评估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宋翔凤的孔子素王说

在清代今文经学从照着说到接着说的转变中,宋翔凤是第一个明确区分微言大义的经学家,他不同于刘逢禄的三科九旨统宗经学,而是以孔子素王说为经学微言的核心。有人说宋翔凤经学微言的核心是性与天道,是不正确的。正是宋翔凤的重视孔子素王说,直接开启了廖平、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说。

唐宋之际《论语》诠释转型的动因及特点

中唐以降至北宋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发展的过渡和转折时期,中国传统经学和儒学也出现了转型发展。这一时期,《论语》诠释也实现了转型。学者们一方面对《论语》版本传抄和文字正误等问题提出质疑,甚至有勘校和修改;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强烈的尊崇倾向。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学者们怀疑甚至勘校《论语》,是希望廓清《论语》在流传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讹误,以冀通过调整经籍,恢复《论语》及孔子思想的原始面貌,从中寻绎指导现实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疑改的终极目的是尊崇。

民初尊孔读经问题辨析

在戊戌维新和清末新政时期,随着民主化运动的发展,孔子和经学的地位逐步动摇。民国建立,道变统改,孔经随着帝制大厦的轰然倒塌而被剥夺了政治伦理的斑驳外衣。在民主共和方生,尊孔读经方死的过渡时代,袁世凯利用人们依恋孔子和经学的文化心理,复辟帝制,尊孔复古,从而激起了由反孔狂飙而卷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中国古代经、道、圣、王之内在关联

厘清"经"、"道"、"圣"、"王"之间的关系,是理解中国古代经学及其思维方式的关键所在。四者具有密切的内在关联,它们共同发生作用,构成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在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中,无论是尊经、崇圣,还是明道,其最后的归结点都是维护王权、张大王权。同时,惟有圣者方可为王的观念对专制王权也能够发挥某种制约作用,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廖平与早期“中国哲学”——以《孔经哲学发微》为中心

《孔经哲学发微》是廖平参加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前,为纪念孔子而写的一部著作。在当时传统经学逐渐被西方学科体系所消解的背景下,廖平对孔子及其经典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他认为孔子经典中的"空言"、"思想"是哲学,这些哲学思想不同于历史,而是孔子为后世所作的规划。这种规划在以往的中国已经部分地实现,也必将会在以后的全球实现。廖平认为在保持"孔经哲学"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沟通中西",可以实现孔教的一统天下。但廖平所构建的孔经哲学体系最终失败了,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观原因是由于其西学知识的局限,过度地尊孔及穿凿附会的解经方法;客观原因是当时社会转型期,传统经学处于被消解的地位,很难被纳入当时的学科体系中。

廖平新经学转型及其意义——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为中心

廖平的早期经学备受肯定,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历来多为负面评价,或曰"越变越奇",或曰"经学终结形态",评论者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视之为旧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范式的没落。若将廖平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近现代学术思想大背景重新看待廖平的中晚年经学思想,其中晚期经学思想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并为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付诸努力。观照廖平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其新经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伦理与国家:民国初年读书人对家庭伦理的维护

对于民国初年的读书人而言,如何建设新生的共和国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除了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建设外,共和国还呼吁道德重建。与效法欧美的思路不同,不少态度保守的读书人选择从传统中寻找思想资源,试图通过读经和孔教入宪的方式来保存伦理道德。无论借助的是阅读还是宪法,他们希望在一个急速变动的时代重新确认伦理的意义。虽然存伦常于共和时代的努力失败了,但是他们调适的取向却表达了文化民族主义的诉求,呈现出民国初年思想界的复杂性。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论语》的教育思想及其对汉代官私学影响

《论语》一书在内容上涉及很多,有处世之道、交友之道等多方面内容。通读全书,笔者对其中的教育问题,特别是孔子对其弟子的教育方式、教育内容很有感触,因为笔者本人也曾经在中学任教,比较重视师生关系的和谐发展。传统教育到了汉代已从百家争鸣的状态,逐步统一到以儒家为中心的系统中来,经学逐渐成为了治学的根本所在。

论廖平《论语微言述》残本的引书与引文

大约成书于清末最后几年的《论语微言述》残本是经学大师廖平在论语学方面的一部重要作品。该残本在注解《论语》时引用了大量书籍,其引书呈以经部为主,尤其以十三经为主,兼及史、子、集各部的特点;在引文上呈所选引文的妥当性、对部分引文的补充性说明、不同出处引文的并列使用问题等特点。加强对这些引书、引文的研究,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解读该残本,并理清廖平的解经思路。

康有为的古经新解与经学的近代转型

康有为揭橥孔子和经学的旗帜 ,并借用西学对其进行改铸 ,从而把孔子塑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的缔造者 ,把经典改造成君主立宪政体理论的载体。康有为之所以能这样做 ,与经学与时俱进的特征、自身学贯中西的知识储备以及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很大关系。康氏所为 ,开援西入儒之先河 ,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与内圣学 ,促进了思想的解放 ,对构建当代新文化也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