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杰劲直 渊雅疏达——论陶澍散文的湖湘书写及其文化影响

陶澍以其传奇的人生阅历,将仕宦的“务实”熔铸于文章的“质实”当中,形成一种“充于内而扩于外”的“雄杰劲直,渊雅疏达”的文风。陶澍炼字渊雅,运笔劲直,行文疏达,而驱遣炼字、运笔、行文的则是其雄杰之气。“雄杰劲直、渊雅疏达”的文风表现在士族谱序、舆地民情、名物论辩、诗文集序的湖湘书写当中尤为明显。陶澍散文的雄杰之气贯通在湖湘书写当中,为湖湘名物、制度、舆地、族系增添历史文化底蕴。陶澍的湖湘书写提振了湖湘士族的信心,为晚清湖湘文化的崛起导夫先路。

晚清文人王韬域外游记中的女性书写与文化心态

晚清文人王韬于1867年12月西游英国,1870年到达法国,1897年,他将西行和东行见闻分别写成《漫游随录》与《扶桑游记》。不同于常规游记,王韬在书中记录了自己在西方和东方遇到的不同身份的女性,并对她们进行差异化书写。王韬将“东西”与“强弱”具体转化为“男女”问题,通过探讨女性的理想发展路径隐喻晚清中国的出路。事实上,这反映了晚清知识分子于过渡时代中面对不同文化的复杂心态,寄寓着对民族复兴的想象与渴望。

近四十年“高效课堂”的重要探索——“教是为了不教”教学思想研究检讨

“教是为了不教”这一说法是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最早提出的,不过其真正对中国教育产生影响还缘自叶圣陶先生的提倡和重新定义。近四十年来,人们对“教是为了不教”的研究包括四个层面,分别是解读层面、迁移层面、反思层面以及丰富内涵和构建体系层面。该理论之所以有如此强劲的生命力,是因为其具有现实针对性、教育学理性、学术启发性。“教是为了不教”的研究是近四十年“高效课堂”探索工作的一个缩影,对今后的教育教学研究工作亦不无启发意义。

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下小学习作教学策略研究

习作教学是语文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当前的习作教学中,教师往往忽视对学生生活的关注,采用“包办”式教学,机械传授知识,使学生只知被动接受而失去对自身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学生的习作变成“无米之炊”。基于此,文章拟结合陶行知先生提出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思想,针对小学习作的教学现状,提出教师习作教学的方法和策略。

论士大夫趣味与儒家文道关系说之形成

"趣味"或"趣味结构"是人们精神世界的集中表现,从这一角度出发来考察文艺思想或审美意识可以揭示在各种概念、范畴、观点背后隐含的丰富文化心理意蕴。士大夫阶层是中国古代文化在两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知识阶层,这个知识阶层的"趣味结构"决定着中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基本特点与价值取向。士大夫阶层的"趣味结构"主要有四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构成:一是鲜明的、带有某种自恋色彩的自我意识;二是高远到令人难以企及的人格理想;三是被神圣化了的"师"的角色意识;四是"道"的终极价值。"道"是整个士大夫文化的标志性范畴。儒家的"文"与"道"的关系之说在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上居于核心位置,而此说之形成即是士大夫趣味的必然产物。自东汉以降,士大夫趣味与文人趣味并行而不悖、相得而益彰,共同引导着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发展走势。

散文与经学关联视野中韩愈文道观的本体论内涵及意义——兼与刘勰、朱熹文道观比较

韩愈在汉代经学向宋明理学转型的背景下从形而上的角度探讨儒"道",具有探求本体的意义。通过与刘勰、朱熹等人文道观的比较可以看出,韩愈"修其辞以明其道"的论述中,道与文依附于"君子"这个实体真正形成了本末、体用关系,"道"是君子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精神追求,"文"则是对这种追求的表达,形成了真正的文学本体论。这样的文学本体观念不仅使韩愈等人散文创作获得成功,也在后世乃至当代得到延续,为我们认识和继承古代散文的传统、更好地把握散文发展的古今演变提供了线索。

言论报国的兴起及其内在困境——以胡适与《竞业旬报》为例

在近代中国的救亡潮流中,地位跌落的知识分子在传道心态的支配下,利用现代报刊致力于"以道易世",兴起了"言论报国"的思潮。在这一社会思潮影响之下,胡适加入了《竞业旬报》,积极发表文章进行社会政治批判、文化批判和国民性批判,在现代思想的传播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这种把"以道易世"作为终极目标的"言论报国",也让参与其中的知识分子体验到无法承受之重的无奈,而且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的传统,也导致当时的言论文章充满了"正义的火气"。

“诗言志”与“文以载道”论辩的历史审度——周作人散文理论批评研究

“诗言志”与“文以载道”,或称“言志派”与“载道派”,是周作人散文理论批评的两个关键词,也是他研究中国文学/散文史的一对重要范畴。长期以来,学界对其褒贬不一,争议颇多。本文评述周作人“言志”与“载道”说的生成和演变,同时探讨批评者对其论说的辨析和修正,力图还原论辩的历史现场,对论辩各方的观点进行客观的历史审度,并从文学通变和话语建构角度重新审度“言志”与“载道”说的是非得失,寻绎出有益的文论资源与学理启示。

“以文为诗”始于陶渊明

“以文为诗”是中国文人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但是后世论者多认为始于中唐的韩愈。当笔者认真考察了唐前中国诗歌发展史之后 ,却惊奇地发现 :“以文为诗”并非始于韩愈 ,而是始于早韩愈 40 0年的陶渊明。所谓的“以文为诗” ,即以散文的篇章结构、句法及其虚词、虚字入诗 ,使诗歌呈现出一种如散文般的平实自如、天然入妙 ,能够更痛快畅达地叙事、抒情 ,而这一切在陶诗中都有鲜明具体的体现。“以文为诗”的运用 ,使陶诗更为亲切、平和 ,贴近人心 ,一种如叙家常的真切动人由此而生 ,这与陶渊明的为人及其诗歌朴素自然的风格是极其协调一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以文为诗”陶渊明是韩愈的老师。

李绿园的文学观与《歧路灯》

《歧路灯》思想比较保守,但有较高的认识价值和艺术成就,与其作者的文学观密不可分。但《歧路灯》的创作实践与作者公开声明的文学观有相当的距离,主要是由“田父所乐观,闺阁所愿闻”的创作目的所致。

陶渊明与“嗟来之食”——《有会而作》新解

与王瑶、逯钦立、袁行霈先生的理解不同,陶渊明《有会而作》一诗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提出了反传统的新观念:在生死关头,不包含改变社会政治文化根本立场这种无理要求的“嗟来之食”可食,体现了诗人尊重人的生命、鄙视并捐弃虚礼的思想。这是陶渊明思想中至今尚未被人发掘、重视的一个亮点。

王韬与志书、艳史及《申报》——兼论晚清沪上文人的“俗写”传统

以《申报》所开启的通俗文学书写及杨销读物出版为标志的晚清上海的文学繁荣,与王韬关联密切。王韬不仅以志书、艳史、小说的文体形式主动参与到这一文学热潮之中,与《申报》早期文艺副刊以及《申报》馆丛书形成近乎结盟的合作关系,而且还从文学审美理念、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多角度、多方式引领甚至塑造着这一轮通俗文学热潮在文学及文化上的特质,亦事实上形成了一个晚清沪上文人“写俗世”“通俗写”的“俗写”传统,这一传统甚至还一直延伸到后来的“鸳鸯蝴蝶派”之中。

论陶丽群“底层写作”的亮点与原生态呈现

壮族青年女作家陶丽群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新的写作态势:在小说叙述艺术方面,有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在表现乡村农民(包括都市弱势群体)生活时,不是一味地渲染其苦难悲切的场面,而是别出心裁地以充满微笑的艺术笔触,着力描绘农村生活色彩斑澜、给人暖意的世俗景观,塑造、揭示、颂扬社会底层人物具有的纯朴、勤劳、坚韧、本分、正义和宽容的可贵品质和力量;与此同时,为展示桂西壮族村寨别具一格的独特文化和风韵,陶丽群在塑造、刻划人物形象的同时,还注意用原生态的笔墨去描绘、还原桂西壮族村寨古今沿袭的独特风习。所有这些,都构成了陶丽群近年小说"底层写作"的一大亮点。

从《西学辑存六种》看王韬西学“笔述者”身份的转变

关于王韬在西学方面的成就,论者多认为《西学辑存六种》是王韬的辑录之作,撰著之力或创作之功甚微,自己并无建树。然而,王韬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笔述者"。如果说《西国天学源流》是王韬的笔述之作,那么《西学原始考》《西学图说》则是王韬独立完成的辑撰之作,已经超越了一般"笔述者"的范畴。换言之,经过长期的西学浸润及数年的欧洲游历,王韬已从一个依附西方传教士的西学笔述者转变为一位独立的西学撰著人和传播者。

《周易》与欧阳修的文道观

在唐宋古文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文道"关系一直是文人学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因而唐宋文道关系的演变就显得错综复杂。由"道统"、"文统"到"文以明道",由"文道合一"到"文以载道",最终发展为"作文害道"。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不仅提出了"道胜文至"、"道以充文"、"重道而不轻文"的文道观,而且扩充了韩愈"道"的范畴,将道分为"圣人之道"与"诞者之道",赋予"道"崇尚实际、重视实用的新内涵。他强调:"文与道俱",将文品与人品紧密结合,欧阳修纠正了唐宋古文运动以来"文道关系"的错误倾向,从而摆正了"文"与"道"的关系,欧阳修的"文道观"更是受到了《周易》思想的启发和影响。

论净土思想对《桃花源记并诗》之影响

晋宋之际,佛教净土之阿弥陀佛信仰极为兴盛,生活在此时的陶渊明势必会受其影响。陶渊明与信奉净土思想的慧远、周续之、刘遗民、张莱民等交往,也会受其思想熏染。陶渊明所受净土思想之影响外化于作品,《桃花源记并诗》就是其载体。探索这种现象,对于研究陶渊明的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陶渊明人生论稿

陶渊明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的反思精神,他始终面对着严重的人生危机。贫困是纠缠其一生的问题,而精神问题则更为严重:隐居前,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之矛盾转化为仕与隐的尖锐冲突;隐居于田园之中,他并非一直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要面对新的心理矛盾和精神痛苦,即孤独感、死亡忧患和功名情结。

似曾相识同归来——吴承恩与陶渊明文风之比较

百回本《西游记》集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之大成,其作者定是具有高深文化素养、热爱山水自然、崇尚陶渊明田园诗之人。吴承恩继承和发扬了陶渊明田园诗的平淡自然,并以多类型的诗词曲赋,展现了自然流丽、清新淡雅的“笔清而不薄,淡而能隽”之诗风。对此,百回本《西游记》中诸多诗赋词曲均能见到,无疑吴承恩乃百回本《西游记》的最后完成者。

论南宋名家扬无咎的词画艺术及其影响

扬无咎是南宋初期著名墨梅画家、词人、书法家,其词、画、书法尤为人所称,时有"逃禅三绝"之誉。其词清丽婉雅,格调殊工;其画清淡野逸,格高韵深。以《柳梢青》与《四梅图》为代表的词画艺术,真正达到了"词中有画、画中有词"的极高境界,并将词、画、书法三者完美地融为一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南宋词人刘克庄、周密、陈允平,元代诗人虞集、张雨、柯九思,明人文徵明、文嘉、徐守和、徐贲,清人宋荦、宋韦金,乃至乾隆皇帝等,或题跋、或追和,蔚成词坛画苑千古佳话。

韩柳古文理论的一主三宾结构

历来论者论韩柳古文理论,都是以"文以明道"为中心,而对于"气盛言宜"、"不平则鸣"和"文以为戏"等说法,则往往孤立地看待。作者指出,韩柳古文理论包括一主三宾结构,文以明道为主,气盛言宜、不平则鸣和文以为戏为宾。因为有了道的基准,他们的气、不平与游戏不致失去中正的方向。反过来,因为结合了气、不平与游戏,他们的道能够化儒道为文道,并进而化道为文。这种一主三宾的呼应结构,不仅使他们与一般儒者的文道论区别开来,而且使得他们的文章既有社会性,又有个人性;既有思想性,又有情感性;既有现实功用性,又有审美愉悦性,从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古文,并进而完成古文复兴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