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叹三首》写作笔法平议

杜甫的《秋雨叹三首》以直笔书写天宝十三载长安六十日霖雨事。诗有曲笔,前人亦曾指出,惜只针对前两首,且语焉不详。其实这组诗三首都是看似直笔,实为曲笔。第一首“决明”是香草美人笔法,比喻正直之士遭遇打击;第二首暗传心曲,“农夫田妇无消息”隐指无人关注农民生活;第三首立象讽世,以写实之“秋来未曾见白日”象征时代政治之昏暗,以“泥污后土何时干”象征对海晏河清之向往。曲笔直用与直笔曲用是组诗之笔法,故解诗需直笔曲解与曲笔直解,以还原诗意之真。

论阿来《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的写作模式与成就

阿来新作《回首锦城一茫茫:杜甫成都诗传》是一部高质量的“学术散文”。从文学性看,本书不仅把复杂的人物活动、历史过程处理得简洁明了,结构清晰,文字疏朗大气,语言流丽,而且描写成都之美,赞美杜甫之善,具有很强的审美感染力。从学术性看,本书所述内容知识准确、科学,将学术内容进行大众化、通俗化解读,具有一定的学术品质。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并非水火不容,此书属于非虚构写作,内容上追求科学与准确,表达上追求文学感染力,此种学术的通俗化写作模式值得推广。

唐大历江南诗文化圈及诗学景观——以浙东与浙西联唱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经安史之乱,京城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绝对地位被打破,文学空间开始南移。或仕宦或避难的文人们在江南的聚集与组合,促成了文学能量的转移,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呈现出了自具特色的诗学景观。在这个诗学场域里,雅集与联句、江南本土文士与诗僧、江南书写是最突出的文学现象。雅集形成的渔隐意象高度概括了时人对江南的诗性审视方式,是江南地域文学传统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明清逐渐形成的江南文化品格奠定了基础。

论杜甫退朝后的曲江饮酒诗及其醉中史笔

杜甫长安为官期间因被疏远而内心苦闷,退朝之后常在曲江饮酒,写下了许多醉饮的诗歌。其中《曲江二首》中的“朝回日日典春衣”“苑边高冢卧麒麟”“人生七十古来稀”等诗句,是杜甫生平少有的狂言醉语,因而也形成了杜甫诗风的别调。然而,“朝回日日典春衣”并非实写,是杜甫“懒朝”情感的夸张表达;“苑边高冢卧麒麟”是基于汉武帝故事而对玄宗皇帝晚年处境的悲叹;“人生七十古来稀”则是表达自己不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无奈。杜甫的狂态虚中有实,醉中有真,形象地再现了唐王朝的盛衰之变对其人生的影响。虽为杜诗之别调,实为杜甫独特的诗史笔法。

杜甫诗歌寒热书写的思想蕴涵及诗学史意义

杜甫在诗中大量书写了个人“寒”“热”之体验。杜诗的寒热书写本于古典诗歌吟咏情性之本质,并受汉魏六朝诗人创作以及杜甫多年坎坷人生所影响。杜诗中的“寒”“热”不仅是对个人体感的描述,也包含了对外物的书写以及自我内心之困的形象表达。寒热书写是杜诗抒情之角度,体现杜甫对困顿人生的感叹、对苍生的关切以及自身精神困境的自述。“寒”“热”作为杜甫感物书写之艺术形式,影响了中唐诗人韩愈诗歌体物之书写,对“禁体物”诗歌创作开辟思路;同时白居易等讽喻诗人也学习杜甫以“寒”“热”书写民生。

茕茕蜀游子白首再临栈:论彭端淑蜀道诗的意蕴

乾隆十四年,彭端淑自京返川奔丧,又于乾隆十七年返京,两次历经蜀道,留下了多首纪行诗。其乾隆十四年返川时期的蜀道诗集中表现他的乡愁情结与重归故地得到的精神解脱,而再次出仕途中的蜀道诗则偏重于表达对前途未知的迷茫与由仕途之路实现自身经世理想的决心。在浓烈的个人情怀之外,彭端淑的蜀道诗也体现出了清前中期蜀道的真实面貌与历史文化内涵,寄寓着彭端淑的历史观。

提高发明专利授权率的策略研究

为了提高发明专利申请的成功率,本文从查新检索、文本撰稿以及审通答复3个方面分别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一是通过查新检索对专利的授权前景进行预判;二是通过文本撰稿确保专利的技术方案可以实现;三是通过审通答复确定专利改进点的非显而易见。经过上述3个方面分析,为申请人在申报专利时提供一定的技术启示。

湖南诗文总集文献的规模及其价值——兼《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补遗

湖南诗文总集数量可观,类别丰富,仅《湖南古旧地方文献书目》著录的存世诗文总集就有291种,更有多数湮没未闻者。根据其收录作品的地域特征、作品类型及作者身份等要素,湖南诗文总集可大致分为省域、郡邑、宗族、唱和、题咏、课艺、尺牍、联语、闺秀、方外等十类,保存了大量的诗文、人物、史实等资料,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文学价值和文化价值。为提供更广泛的参考,通过检索各类目录及调查走访,现补充著录湖南总集115种,其中包括《岣嵝书堂集》《岳阳古集》等近40种存世总集。

黄仲则诗中的灾害书写

清代诗人黄仲则的26首以灾害为题材的诗歌,内容涉及雨涝、寒冻灾、旱热蝗灾、瘴气以及火灾,集中反映了灾害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诗作通过一与多的对比、赋笔的使用以及独特的声音描摹丰富了灾害诗的表现方式,集中展现了对杜甫、韩愈、王令等诗人的承继,对灾害文学的发展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论徐照的模拟民歌诗作

“永嘉四灵”以写山水著称,然而“永嘉四灵”之首徐照存今诗作中,却有四十余首模拟民歌之作,全部收入《芳兰轩诗集》卷三,表现出诗人更为开阔的创作视野,以及对诗作模式更加深入的探索精神。首先,这些诗作反映民生疾苦,尤其关注连绵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灾难,诗歌中时时凝聚着民间智慧。其次,这些诗篇中多数与女性题材相关,主要集中于相思离别的主题,徐照所留存的五首词,可与之对照阅读。徐照模拟民歌创作时,有意识拓展创作手法,诗体上向五七言绝句靠拢,口语化程度较高,通俗易懂。且特意汲取“江西诗派”精髓,脱胎换骨和点铁成金方面皆有成功之作。

元代上京纪行诗的异域书写

元代上京纪行诗中有颇多景观描写,这些景观描写着力突出了元上都独有的异域特色。元代扈从文人们通过对扈从上都沿途及其上都城的自然地理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书写,既突出了其对元上都独特的异域风光和风俗的喜爱,也展现了其客居他乡的思乡之情。元代上京纪行诗异域书写的主要原因有三:一、元上都优美的自然风光;二、元上都独特的人文环境;三、元上都浓郁的游牧文化氛围与多元异域风情的浸染。

抄诗作史:全祖望《续甬上耆旧诗》的“诗史”价值

《续甬上耆旧诗》是全祖望晚年辑纂的一部自明隆万至清顺康时期的甬上诗歌总集。其辑纂的文化目的是抄诗作史,以诗歌文献和诗人小传的辑纂来构建遗民故国史、浙东乡邦史和甬上望族史。“三史”合而为一,分而各属,既有内在联系性,又各有所侧重。故国史侧重于甬上文人抗清和避清的朱明政权认同,乡邦史侧重于甬上文学和文化演变的历史还原,望族史侧重于家族传承及家族之间联系性的梳理重现。由于甬上望族人文鼎盛,又是抗清和遗民群体的中坚力量,望族史、乡邦史和故国史因节义精神和人文传统而得到有机贯通与有效弘扬。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为中心

今人柯愈春先生所著《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从清代诗歌(包括散文)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代表了迄今为止该领域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因此,以该书作为基准,对其中难免存在的若干舛误与疏漏进行订正与补充,从而使之尽可能地更趋完善,也就成了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同时,这些遗留下来的问题,其难度相对来说也是最大的。现在就秦嘉铨、瞿有仲、毕朗三位苏州作家的有关问题做些订补,供作者及其他相关读者参考。

“诗可以群”:清代诗人的灾难应答——以大型灾难诗歌总集《海宁州劝赈唱和诗》为例

易凤庭编纂的《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是记录嘉庆十九年海宁大旱的灾害赈恤诗集,为清代规模最大的劝赈唱和集。它包括了灾情书写、赈济捐输、赈恤传统等内容,其悲天悯人的情怀、守土安民的责任、百折不挠的勇气力透纸背,构筑起人们抗灾的集体记忆,同时是诗歌的应用功能彰显的明证。诗人们将自然灾害事件一步步演化为文学事件,起到了光大唱和文体、建构文人共同体、展现地方自治能力等作用。上千首的劝赈诗是清诗叙事性特征的凸显,也是对“诗可以群”这一古老命题的复归。在灾荒史与文学史的殿堂中,《海宁州劝赈唱和诗》有着相当突出的意义,应当受到重视。

记梦反刍:陆游的自我体认与诗歌书写

陆游在平生创作的近万首诗歌中,对于自我形象的书写刻画尤其细致生动。而他坚持塑造自我、表白自我的努力,集中体现在记梦这种私人性较强的行为情境中。一方面,梦境充盈着虚幻之感,而陆游就在这虚拟与现实之间,借由迷梦构造出真我;另一方面,梦境具有神秘性、封闭性和排他性,通过记录梦境,陆游完成了对英雄、“放翁”、诗人、“客者”四种自我形象的体认和刻画。因此,陆游的记梦诗充分体现出他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隐秘的内心世界及其在面临人生缺憾时个性化的应对方式。

一位青年诗人的诗与观念——康承佳访谈录

在访谈中,青年诗人康承佳谈到了外界反馈机制对写作者的双重影响、文学交流活动中的诗人交际状况以及对刘年、康雪两位诗人的作品的阅读感受。康承佳认为,乡村生活帮助她建立起了对人性的基础性理解,乡村叙事的整体性写作困境不会遮蔽写作者个体生命体验的丰富性和差异性。结合自己的写作经验,康承佳表示,对“物”的书写最终会回返到“人”与“自我”。对于女性写作的未来、诗人与读者的关系、社会身份和生活场景的转变对诗人的影响等问题,康承佳都表现出积极乐观的态度。

日本学者村上哲见的吴文英词研究

村上哲见作为当代日本词学研究界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对中国词学尤其是宋词有着精深研究,并以见解精当、论证科学严谨、视野广阔而深受中日词学研究者推崇。他在夏承焘所推吴文英生卒年(1200—1260)的基础上综合各方观点并从周密与吴文英二人关系推测吴文英生卒年要比夏氏所推晚10年左右;在对吴文英词集版本进行梳理研究后绘制出清晰的词集系谱;以同时代词人词评为基础,兼顾后世评点深入探讨了吴文英对周邦彦词的继承与发展;进一步结合词人所处时代背景和文化追求提出了吴文英词在南宋的地位与清真词在徽宗朝的地位完全对应的看法;再以吴文英的酬赠词为中心考察其交游情况,重点关注他与当时权贵之间的不平等交流。

清代江心屿诗歌的景观书写

江心屿是温州代表性的文学景观,其价值意义是在历代文人的书写中逐步生成的。清代江心屿诗歌代表了江心屿景观书写的顶峰,完整体现了江心屿这一著名文学景观在封建社会里的最终生成形态和多重意义价值。受江心屿特殊的地理位置、独特的人文历史和浓郁的宗教氛围影响,清代江心屿诗歌主要呈现了实景书写和虚景书写两种书写模式。实景书写主要包括以江峰塔寺为主的全景书写和以日升月落为主的延时书写,虚景书写主要包括以历史人物为代表的追忆书写和以宗教传说为代表的想象书写。景观书写本质上是诗人主体与地理景观客体的互动形式,清代江心屿诗歌中的景观书写,充分展现了在优秀的文学景观中人类活动和地理景观是如何深度交融及相互影响的。

邓缵先诗文中的边地书写与大一统观念

民国诗人、官员邓缵先在戍边18年中留下众多优秀诗文,诗文中的民国时期新疆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地理环境都体现出一代爱国文人对于祖国河山的热爱以及维护祖国统一的大一统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