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言何以相感:春秋赋诗的内在理路及辨体观念

春秋赋诗,是春秋时人在多种不同场合,主要是在外交宴享盟会上,以微言相感,借赋诗来表达志向、实现潜在目的的言语行为。“微言”,实际上包含委婉曲折的言辞、隐晦的言辞、精妙的言辞和简略中包蕴大意的言辞等多个方面的含义。春秋赋诗作为一种间接言语行为,实际上是赋诗者的志向、目的间接实现的过程。他们在表面的酬酢、客套之下,掩藏着或求援、或结盟等的真实目的。赋诗者意图或目的的顺利实现,是在很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比如得体的言说方式、对《诗》的熟知熟用和对语境的深切体察等。春秋赋诗是中国人言说方式的普遍象征,它对后世中国文学、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在深层次的思维方式上,歌诗必类的赋诗原则也与后世文章辨体间存在着相通的关系。

“春秋笔法”与《左传》的书写

春秋笔法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时体现的一种史书写作手法,《左传》为解经之作,左丘明对“春秋笔法”作出了较早且精要的诠释,总结出“春秋五例”。它在材料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在表现手法上“以一字寓褒贬”,在内容写作上倡导“微言大义”,被后来的学者不断放大,使其由一种史书写作手法,演变为跨越经学、文学、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作文方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小说化史笔与异时代审视:《千忠戮》儒学理想构建的实现

对明代“靖难之役”这一母题的书写作品众多,而清代传奇《千忠戮》较其他前代正史与笔记小说在视角和主题都有着突出的特质,这主要表现为小说家与史家笔法相结合的书写形态,以及明清易代后更为自由客观且独具时代特征的异时代审视。这两者分别通过内部的情节书写和外在的视角依托,对戏剧文本完成了全方位的形塑,而最终又都统摄并旨归于以传统儒学理想为内核的戏剧主旨的构建。

春秋会盟文化与盟书的文体结构

随着会盟的频繁,盟书的创作和应用在春秋时代达到顶峰,形成了以会盟日期、与盟成员、会盟缘起、盟首及诅辞五大要素为基础的文体结构。春秋盟书是记录春秋会盟制度的活化石,流传下来的那些片言只语,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春秋盟书奠定了供后世袭用的文体结构,也产生了一些套语,成为盟辞的标志。

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我国现存隋以前经、史、子之外散文文献的总集。但今天看来 ,问题很多 ,而先秦一段问题最为突出。本文是正在编辑中的《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该书对严书除补阙、删伪、正误之外 ,无论在收录时间上限、收录范围、编排顺序还是校勘、作者小传等方面 ,都有大的改进 ,使之更加科学 ,能更好地反映先秦史、先秦文献、先秦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该书将完全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编排 ,一般以最早记载文本为底本 ,加以校勘 ,并对真伪、作者、时代等加以考订和说明。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微言”为“隐”,“大义”而“喻”——论“春秋笔法”的隐喻品格

作为儒家诗性言说的方式之一,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时所遵循的曲折委婉的写作原则。其中,"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而幽深的内涵,而"大义"经过经学家的不断阐发,将其文本内蕴的"正名"思想加以宣扬,这一过程正是《春秋》之隐喻的阐释过程。此外,"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惩恶而劝善"四大义例的运用以及《春秋》"史蕴诗心"的特质,也使得"春秋笔法"呈现出约言示义、暗寓褒贬的隐喻品格,从而成为中国古人所崇尚与遵循的典范。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建构中国本土隐喻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更对于整合中华文化特色、重构中华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三国志》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创新

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问世以后,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一直被视为"前四史"之一。其实,它是我国史学史上继《国语》《战国策》之后,又一部十分重要的撰述封建社会分裂时期的国别史。作者博采众家之长,自创全新撰述体制,高质量地锻造了汉、晋之间的历史链条。文章从陈寿借鉴《国语》,精心设计形制体例;人为本位,创新纪传构成模式;开创品评,拓展人性多元审美三个方面,论述了《三国志》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创新,以窥探其对我国史学、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阐释的权利:《公》、《穀》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清代的小说评点与“春秋笔法”

随着清代理学的一度复兴和“拟史”评点的盛行,“春秋笔法”被大量地运用于清代的小说评点之中。具体表现在:以善恶褒贬评点人物形象;以尚简评点小说文字;以用晦评点小说文法。“春秋笔法”评点有利于提高小说的地位,其对小说隐含之义的阐释有利于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小说内涵,把握小说的某些独特审美特征。

史家笔法作为中国古代小说评点话语的建构

中国古代小说被视作正史附庸或直接被称为"稗官野史",所以评点家们常常以史家笔法作为评点话语,其主要表现有三:直接点明小说作者采用了《春秋》笔法;明确指出小说作品"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直接以《左传》、《史记》笔法标准评判小说;详细揭示古典小说中的曲笔褒贬与史家笔法相互融通。

出土春秋文字中特殊书写现象的初步考察

据目前所见出土春秋文字材料考察,春秋时期汉字应用中存在合文、借字、增添饰旁饰笔、讹错、美饰等特殊的书写现象,其中有些传承自殷商西周,有些系该时期新出现,且在分布上呈现出一定的地域性特征。

春秋时期谥法的流行及其人物品评性质

春秋时期,谥法制度大为流行。其与这一时期人物品评活动的兴盛有密切关系。春秋谥法是一种特殊的人物品评方式。谥号是对人的一生进行盖棺论定的总结性评价。谥法的产生有两个原因,一是对于死者的禁忌;二是祖先崇拜和祖先祭祀。谥法在西周已经产生。周公制礼作乐应当已包括制谥,但周公制谥只涉及美谥。成熟的谥法制度的确立应该是在厉王之后。谥法制度由周公首创,经过从"美谥"到"恶谥"的发展,最终经受住政治权力的影响而被推行,在春秋时期成为人们自觉遵守的文化制度。

历史叙事视角下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文人小说,有明显的传统历史叙事特色。这首先体现在《儒林外史》最直接借用了史著列传和类传体例,以春秋笔法叙事为宗。其次,《儒林外史》中许多故事情节也与正史、唐传奇和本朝时人诗文大量互文。这显示了吴敬梓史料勾辑运用的功力、才学见识的圆熟。最后,《儒林外史》虽是作者发愤之作,却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彰显了作者醒世救世的时代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儒林外史》意在揭露儒林痼疾,却以描写大江南北风俗事故和日用常情入手,尚实写真,不作玄虚荒渺之谈,笔削得当,善善恶恶,人物丰满生动,从而坚守了传统历史的叙事伦理。不过,历史叙事的影响也使《儒林外史》有轻载人物结局的小小瑕疵。

论战国问对体文献起源于“访问”制度

战国问对体文献有众多独特的言说方式,其中最为本质的特征应该是主动性咨询、请教行为。流行于整个春秋时期的"访问"制度,在言说方式上与战国问对体文献有着众多本质特征的一致性。具体考察"访问"行为的文本事例,可以断定问对体文献应直接来源于"访问"制度。在从"访问"行为走向诸子问对体文献的过程中,孔子及稍后的七十子著述起着重要的桥梁,对战国问对体散文而言,他们的努力无疑具有开创性质。

试论《国语》的预言

预言是《国语》"语"体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在很大程度上表征了西周和春秋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其形态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诬梦谣谶和贤达贵族的预见。诬梦谣谶有歌谣预言、祥瑞灾异预言、梦占预言、相术预言和卜筮预言;贤达贵族预见是《国语》预言的主体部分,它有时实际上是一种参政和议政形式,有时发挥着政治评价功能,有时它为宗族和家室的生存与重大抉择提供依据。《国语》的预言鲜明地体现了天道和人事相统一的宇宙观和对道德伦理的强调。

“属辞比事”:作为中国文章学创作方法论

"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也是《春秋》笔法。"属辞"指属合、联属文辞,"比事"指比类、比次事实。《春秋》讲究遣词造句,且善于综合比次史事,而其最终目的乃是体现史义,即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取舍、详略和缀辞来惩恶劝善。《春秋》之"属辞比事"经《左传》、《史记》发扬光大后,泛指撰文记事的一种标准方法,既适合于修纂史书,也应用于文学创作,是中国文章学的一种创作方法。

历史客观与史家主观之间的彷徨——论"春秋笔法"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春秋》的诞生在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性意义--奠定了以后2000多年中国史学发展的基础。"春秋笔法"对中国史学、伦理政治直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广泛、深远而持久的影响,用简约的文字表达作者的微言大义,用谨慎的用字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与好恶褒贬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一大传统。但过分追求义理,使其在某些方面违背了史家记事真实的基本准则并被权势所利用,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

春秋时期女性赋诗、引诗析论

春秋时期的贵族赋诗、引诗,见于《左传》《国语》等典籍记载,是引人瞩目的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尽管赋诗、引诗活动绝大多数是男性贵族所为,女性的身影也数次出现,包括赋诗两事、引诗一事。对这些女性用诗事例作深入辨析,可以从"诗歌使用主体"这一视角审视春秋时期的女性,也能加深对诗歌"合室"功能的认识。女性赋诗、引诗,表明当时的贵族女性教育中包含着诗歌教育,诗歌教育与性别身份及相应职责密切关联。这是贵族女性用诗现象得以存在的原因,也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女性在贵族礼仪活动中的参与度。

“《春秋》五例”与“隐义以藏用”:“《春秋》笔法”与中国文论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和"隐义以藏用"在"道—圣—文"的话语模式中逐渐成为中国文人公认并效法的权威学术话语。首先,与《春秋》笔法贵曲相似,古代文论家们认为文学创作应采用一种曲折迂回的言说方式,即不能直说,而必须绕着弯儿说。其次,与《春秋》笔法用晦涩相似,古文论家也崇尚含蓄蕴藉。第三,与《春秋》笔法之贵曲用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褒贬劝惩相似,有些文论家强调曲折迂回,崇尚含蓄蕴藉也是为了更好地"美刺箴诲"。而中国文学作品中影射技法的产生和兴盛,则既受《春秋》笔法尚"隐"观念的影响,也是封建专制强权政治压迫文学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