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与“曲笔”:朱子《春秋》学基本精神探微

朱子于《春秋》未尝有专著问世,然朱子《春秋》学实存在非常丰富的内容,且无不吻合于其理学的基本精神。简而言之,朱子将《春秋》理解为孔子“圣人之心”的自然流露,相比于后世学者以“微言大义”“一字褒贬”论《春秋》,孔子《春秋》的基本精神在于“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圣人与学者之间存在着“直道”与“曲笔”的基本分别。由此,朱子主张以一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去体认圣人《春秋》“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的宗旨,而反对通过前代学者的“条例”之学“委曲”地理解《春秋》之义。

中国史学传统视域下的《易林》史学思想研究

中国史学发展两千余年,并非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述,无思想可言。中国史学中的优秀传统,如孔子之“春秋笔法”、董狐之“书法不隐”、史迁之“通变”思想,等等,便是传承不绝的中国史学思想。这些史学思想也被西汉易学大师焦延寿所继承、沿用,并在其象数易学著作《易林》林辞中,有着显明、详实的体现。《易林》林辞所具备的史学思想,既充分展示了《易林》史学价值,让世人认识到其不仅仅是一部象数易学著作,更是蕴含丰富史料、有助于考索史实的经典文献。同时,《易林》林辞所具备的史学思想,也对那些认为中国史学无思想可言的外国学者,进行了有力的反击,而这也正是《易林》史学思想价值之所在。

春夏秋冬主题园设计——以太原和平公园为例

主题园为以某一特定主题为表达对象的观赏性游园。以太原市和平公园的春夏秋冬主题园为研究对象,比较分析我国古典园林(扬州个园、杭州西湖、佛山梁园)、国内现代园林(四盒园)和国外园林(米兰四季花园、日本Kitagata公寓、美国Oldfields四季花园、法国凡尔赛宫四季喷泉)的园林要素和象征意义,总结了春夏秋冬主题园春园、夏园、秋园、冬园的景观设计手法和技巧,并统计了主题园景观营造所运用的植物种类,以期为主题园的设计提供参考。

春秋经、传中庄公元年“文姜孙齐”笔法分析

春秋笔法评价事件或秉笔直书或委婉曲折,言简意赅地表达微言大义。《春秋经》和“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耗费大量篇幅记载鲁桓公之妻文姜出奔齐国的一系列行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春秋笔法。其直笔揭露文姜屡次出奔齐国的违礼行径,曲笔婉而多讽地揭露文姜违礼后受到的惩罚,以及“绝不为亲”传达的儒家“大义灭亲”的理念。

“春秋笔法”与《左传》的书写

春秋笔法是孔子在修订鲁国史书《春秋》时体现的一种史书写作手法,《左传》为解经之作,左丘明对“春秋笔法”作出了较早且精要的诠释,总结出“春秋五例”。它在材料取舍上“笔则笔,削则削”,在表现手法上“以一字寓褒贬”,在内容写作上倡导“微言大义”,被后来的学者不断放大,使其由一种史书写作手法,演变为跨越经学、文学、修辞学等多个学科的综合性作文方法,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左传》中的鬼神、人与梦

《左传》中的鬼神现象,由鬼神发出,以梦等异象为媒介,以卜筮为破译工具,最后到达人类这一接收终端,是一种预言信号。鬼神与人之间是由单向崇拜到双向羁绊的关系,具体表现在鬼神与氏族间的共生互赖关系,与统治阶级之间籍由“信”而由单向服从到双向约束与利用的关系,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互相主宰关系。作为媒介的梦现象描写,体现了《左传》中虚构描画与缜密逻辑的浑然一体,微言大义,跳跃叙事,为后世记梦文学之滥觞。

小说化史笔与异时代审视:《千忠戮》儒学理想构建的实现

对明代“靖难之役”这一母题的书写作品众多,而清代传奇《千忠戮》较其他前代正史与笔记小说在视角和主题都有着突出的特质,这主要表现为小说家与史家笔法相结合的书写形态,以及明清易代后更为自由客观且独具时代特征的异时代审视。这两者分别通过内部的情节书写和外在的视角依托,对戏剧文本完成了全方位的形塑,而最终又都统摄并旨归于以传统儒学理想为内核的戏剧主旨的构建。

河南省南阳市桐柏县月河一号春秋墓出土玉器阴刻技术的微痕分析

本文主要介绍了桐柏月河一号春秋墓出土玉器阴刻技术的微痕研究情况。根据6件典型玉器所开展的阴刻纹饰的微痕观察,初步判断春秋晚期玉器阴刻工艺已成熟使用了添加解玉砂的旋转砣具技术。文章通过比较不同玉器阴刻工艺水平的细微差别,认为一号墓出土的春秋玉器并非由固定的玉工或玉作坊加工而成。此外,牙璋142可能为商代遗物。

古希腊与中国春秋战国科技发展的比较研究

本文从社会政治环境、学术渊源、思维方式、科学方法论等方面，对古希腊和中国春秋战国两个世界科技发展高峰，作了对比分析；并阐述了它们对后世科技发展的影响．

史迁笔法:寓论断于序事

如果说孔子“春秋笔法”主要表现在“一字定褒贬”的修辞层面上,那么史迁笔法则将其扩大为篇章的叙事结构上,人物形象的描写上,乃至《史记》全书的整体布局上。寓论断于序事作为史迁笔法之一,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述而不作,借史料之取舍传心中之隐曲;据事直书,词不迫切而意独至;侧笔旁议,托他人之口代作者之言。

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之失与《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是我国现存隋以前经、史、子之外散文文献的总集。但今天看来 ,问题很多 ,而先秦一段问题最为突出。本文是正在编辑中的《全先秦文》的编辑体例。该书对严书除补阙、删伪、正误之外 ,无论在收录时间上限、收录范围、编排顺序还是校勘、作者小传等方面 ,都有大的改进 ,使之更加科学 ,能更好地反映先秦史、先秦文献、先秦文学研究的新成果。该书将完全以作者时代先后为序编排 ,一般以最早记载文本为底本 ,加以校勘 ,并对真伪、作者、时代等加以考订和说明。

修辞策略中的“作者”——西汉“孔子作《春秋》”说的话语实践

"孔子作《春秋》"说在中国经学历史上兹事体大且历经纷争。在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下,福柯"作者功能"理论为重新讨论西汉时期的相关言述提供了新进路。孔子实际上是以"作者功能"的形式被征用和整合进不同的话语实践之中,为不同的话语意图服务,而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具体的修辞策略来加以论析。孟子、董仲舒、司马迁三者有关这一命题的叙述具有不同的修辞特征,体现了不同的话语策动机制。通过对孔子这一至上权威的占用,儒家学者们掌握了《春秋》的解释权,也获取了对君王权力的制衡能量。

春秋会盟文化与盟书的文体结构

随着会盟的频繁,盟书的创作和应用在春秋时代达到顶峰,形成了以会盟日期、与盟成员、会盟缘起、盟首及诅辞五大要素为基础的文体结构。春秋盟书是记录春秋会盟制度的活化石,流传下来的那些片言只语,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信息。春秋盟书奠定了供后世袭用的文体结构,也产生了一些套语,成为盟辞的标志。

《三国志》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创新

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问世以后,引起学术界高度重视,一直被视为"前四史"之一。其实,它是我国史学史上继《国语》《战国策》之后,又一部十分重要的撰述封建社会分裂时期的国别史。作者博采众家之长,自创全新撰述体制,高质量地锻造了汉、晋之间的历史链条。文章从陈寿借鉴《国语》,精心设计形制体例;人为本位,创新纪传构成模式;开创品评,拓展人性多元审美三个方面,论述了《三国志》对"春秋笔法"的继承与创新,以窥探其对我国史学、文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微言”为“隐”,“大义”而“喻”——论“春秋笔法”的隐喻品格

作为儒家诗性言说的方式之一,讲求"微言大义""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是孔子修《春秋》时所遵循的曲折委婉的写作原则。其中,"微言"本身即寓有隐晦而幽深的内涵,而"大义"经过经学家的不断阐发,将其文本内蕴的"正名"思想加以宣扬,这一过程正是《春秋》之隐喻的阐释过程。此外,"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惩恶而劝善"四大义例的运用以及《春秋》"史蕴诗心"的特质,也使得"春秋笔法"呈现出约言示义、暗寓褒贬的隐喻品格,从而成为中国古人所崇尚与遵循的典范。这一问题的探究不仅是建构中国本土隐喻理论体系的必经之路,更对于整合中华文化特色、重构中华文化话语,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意义。

论梁山的忠义与招安——《水浒传》的思想倾向新探(二)

所谓"忠",按照荀子的界定,只有"逆命而利君"即能够不尊从君的错误意见,却有利于君的根本利益才是忠的,而不是"唯君命是从"。所谓"义",是根据其同音字"仪"与"宜"来定义的。"仪"(礼)是其根本。"宜"则是其行为表现的是否得当的评价。因此,"义"一方面是要求个人严格按"礼"的规定来行事,另一方面则是对一切违反"礼"的行为进行坚决斗争。《水浒传》中对义的概念的使用,就是严格按照这一定义。宋江接受招安一方面是历史的真实与无奈;一方面表现出作者的思想矛盾,儒家的"王道梦"在宋江身上半途而废,作者改变不了历史,但作者体察到了"王道梦"实现的艰难。《水浒传》运用春秋笔法批评宋徽宗因无道、失道造成天下大乱,因谋杀忠义而最终亡国,其意义乃在于借此向他所生活的明代社会——一个比北宋更为黑暗的,更为礼崩乐坏的时代,一个更加严酷的重用奸佞,诛杀忠义的最高统治者敲响警钟。

《史记》中的“至圣”孔子研究

孔子是《史记》中的重要人物。首先,司马迁对孔子十分重视,他不仅创作了《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传》等多篇传记,并且在《孔子世家》以外的55篇传记中引用了孔子的言行故事,达103处之多。其次,司马迁是第一个将孔子推崇为"至圣"的人,他使得孔子的"圣人"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汉代正史上得以确立。在《史记》中"至圣"孔子具有崇高性、神秘性、悲剧性等特点,并有着丰富饱满的性格特征。再次,司马迁心目中的孔子对他创作《史记》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思想内容上表现为对孔子价值标准的继承,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对"《春秋》笔法"的借鉴。在史识上甚至对孔子有某些超越。可见司马迁"至圣"孔子之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阐释的权利:《公》、《穀》释例举隅——春秋笔法与今文经学(上)

西方现代阐释学的"视界融合"理论,肯定了接受者对文本视界再创造的权力。这为我们考察今文家对《春秋》的阐释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方法。"《春秋》无达辞"虽出自董氏,客观上却是《公》《》解经与董氏释经共有的逻辑前提。这一逻辑前提不仅为今文家释经提供广阔的阐释空间,同时也道出《春秋》的可阐释性和阐释的无限性的特点。《公羊传》、《梁传》对《春秋》"微言大义"、"褒贬书法"的训释,是《春秋》视界与今文家视界相互融合的表现;其"咬文嚼字"的功夫也有益于汉语训诂学、修辞学的建立和发展。

春花生—秋甜糯玉米—冬马铃薯一年三熟高产高效栽培技术

阐述了春花生—秋甜糯玉米—冬马铃薯一年三熟高产高效栽培模式的经济效益,并总结了其栽培技术,以促进该模式的推广应用。

《春秋》笔法:句义成分关联与限定成分增添示褒贬

《春秋》经文均以标题式单句行文,作者充分利用句子层面的潜在能力在组句表意的同时,蕴含了丰富复杂的言外之意。本文集中描写了其中的"句义成分与称谓变化关联"和"限定成分增添"两种手段,以数据统计和比对的方式系统地展现了"《春秋》笔法"典型的规则性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