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书写符号的普查与分类研究

本文在全面普查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将敦煌文献中的书写符号按照性质、作用分为标示性符号、应用性符号、校改性符号和表意性符号四个大类,概括总结了各类符号的源流特点和使用情况,并探讨了敦煌文献书写符号在符号发展历史中的作用、意义。

从狱中遗稿中解析方志敏的中国梦

在方志敏狱中遗稿中,充分展示了方志敏的中国梦。方志敏的中国梦是在方志敏对中国的大好河山和辉煌历史感到骄傲自豪和中国正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感到悲愤痛苦的撞击中而形成的。他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号召每一个中国人奋起反抗;时时刻刻想着为工农阶级谋解放,使人民群众真正过上幸福生活;为了党的事业和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祖国的美好未来,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他以他的现实行为为我们诠释了如何实现中国梦。

国图藏BD08679号氏族谱文书年代考

北京国家图书馆所藏BD08679号氏族谱文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士族发展的重要原始资料,备受学界重视。学界关于此文书年代的研究成果较多,但至今仍有不同观点。此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文书的编撰年代做进一步的研究,认为该文书的编撰年代在唐朝初期,以贞观八年(634)最为可能。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上行文书的来源及形成

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中的上行文书,其内容是战国时期纵横家撰写并呈献于君主的他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信息。这些文书内容是经后人抄写整理编辑而成的,它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纵横家亲自上传给君主,由史官保存,后交与编写者;另一个是散见于社会上的部分纵横家上书,被门人弟子抄录或被追随者抄录保存,后又辗转到编写者手里。它的形成原因有两个:战国时期争霸活动的需要、选官制度的缺失、个体精神的释放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主要社会原因,而为回复君命、为传递情报、为仕途升迁等,应该是这些上行文书形成的直接原因。

敦煌文献异称现象研究——以服饰词为例

异称是汉语中既特殊又普遍的现象,在敦煌文献中更是随处可见。异称形成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就敦煌文献中大量出现的异称词来说,俗字俗写的通行、同义语素的替换、方言俗语的使用、命名角度的差异却是其形成的主要方式,充分反映出写本文献的特色。敦煌文献中大量存在的异名别称不仅反映出唐五代时期语言的丰富灿烂,更折射出当时当地宗教文化的极大兴盛。

方志敏与上海

无产阶级革命家方志敏生前三次到过上海。第一次在上海参加了青年团,与团的负责人俞秀松建立了工作联系。第二、第三次均因公路过上海,为疾病所困,就地医治。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方志敏积极参加"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在南昌及弋阳、鄱阳、贵溪、余干、横峰等县开展工作。他还赞扬1932年一·二八的淞沪抗战。1935年方志敏被俘后,在狱中撰写了大量文稿,最后均按照他的意思送达上海,得以广泛流传。

傣族叙事诗的口传传统与书面传统

傣族号称有几百部叙事诗,至少含有这三种文类,即纯粹的"口头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以及"以传统为导向的文本"。自南传佛教带来文字后,一代代傣族先民逐渐将民间流传的口头诗歌落成手抄本,叙事诗走上了口头与书面二元发展的道路。现如今,西双版纳傣族民间依然有章哈的口头演述,德宏村落仪式生活中也有人在创编和演述仪式文本《令冉》。在傣族叙事诗这个层面,既有口头传统也有书面传统。二者没有优劣之分,而是不同的表达方式。

《辅行诀》抄本寻踪

《辅行诀五脏用药法要》原藏敦煌藏经洞,1908年为法国伯希和盗掠,守洞道士王圆箓在为伯希和装箱时暗藏之,1918年售予河北省威县张偓南,偓南传其嫡孙大昌,毁于1966年"文革"初,"文革"期间张大昌将抄写本寄赠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中医研究院加以整理,于1975年打印35本内部交流(简称"中研本"),继而王雪苔先生两次亲访张大昌,收集到两个抄本,经整理收录于1988年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敦煌古医籍考释》(简称"考释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派王淑民先生陶广正先生再访张大昌,收集到3个抄本,经整理收录于1998年江苏古籍出版社的《敦煌医药文献辑校》(简称"辑校本")。今仍有大昌弟子抄本传世。

电视新闻稿件写作应注意的几个技术问题

结合企业电视报道的特点,提出了对企业电视新闻文字稿件的认识;比较深入地分析了企业电视报道文字稿件写作的具体注意事项及如何将报纸稿件修改成适合电视播报的稿件。

敦煌写卷《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缘记》与唐五代的刺血写经

唐五代以来盛行刺血写经,敦煌写卷《〈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缘记〉》反映了佛教刺血写经与儒家价值观之冲突。牛肃志怪传奇集《纪闻》中"屈突仲任"故事以及敦煌老人刺血写经的题记,则显示出刺血写经在佛教地狱信仰背景下在庶民间的转变,可视为佛教中土化、世俗化历程中的一个侧影,故敦煌写卷《灵州龙兴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缘记》具有重要的宗教思想史文献价值。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长编价值例说——以经部为中心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是翁方纲所写的《四库全书总目》初稿,对于《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中很大部分是翁方纲所辑录的资料长编,前人未注意到其长编的价值。事实上,长编所载之书名、作者、卷数、序跋、印鉴、版本信息、翁方纲校语等信息对《四库全书总目》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可借以考证作者生平、底本信息、书名流变、书籍流传、内容删改及《四库全书》馆臣之校理意见。

敦煌《孝经注》残卷的文献价值

在宋前的《孝经》学史中,郑氏注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但宋代之后,郑注本亡佚,治《孝经》者已无从探讨其得失。清季皮锡瑞所撰《孝经郑注疏》,是前代郑注研究的典范,但其所疏文本来自辑佚,故并非郑注原本。所幸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唐写本郑氏《孝经注》残卷九种,既为重新认识郑注本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基础,也可以用之检验以皮锡瑞《孝经郑注疏》为代表的前代郑注本研究的得失。通过对比研究,可发现敦煌《孝经注》残卷在还原郑注的错简、辨析误辑的郑注和验证前贤对注文的校勘这三个方面均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同时,传世文献又能反哺敦煌本《孝经注》,为其进一步完善提供文献材料。

海昏竹书《诗》异文小札

海昏侯墓竹书《诗经》有很多异文,值得我们从文字、音韵、训诂等角度认真、深入地加以研究。我们在朱凤瀚先生《海昏竹书〈诗〉初探》的基础上,对海昏《诗》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如《诗·陈风·防有鹊巢》"谁侜予美",海昏《诗》作"谁螐懿美","美"下又有"螐追张也"之注文,认为"螐"应是从"鸟"得声之字,同时指出"追张"即"侜张"。又如《诗·大雅·桑柔》"大风有隧",海昏《诗》作"羍(大)风有列","列"应读为"烈",是猛烈的意思,较之《毛诗》更加通俗易懂。

求真求实会于心——学习启功先生鉴赏与研究敦煌写本的体会

在敦煌学界,真正从字体学、书法史角度来研习敦煌写木的,启功先生实为第一人。其独到而精审的见解,是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体现为:舍形似而求神契是“求真”的精髓所在,以此来探讨写本与碑版之区别,才能真正认识唐人写经的宝贵价值;不以“雅”、“俗”定真伪,二者同源共流,可以求通,故文字实难以雅俗为判。启功先生鉴赏书画文物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除了天赋与创新精神外,关键在于大量经眼书画真迹与赝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深厚的学养,日积月累,融会贯通,所以能心会百代,神契千载。

马衡藏书及题跋

本文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了马衡先生的藏书结构、特点及其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以对一个藏书家的视角,分析了马衡的生平志趣、访书、鉴藏、抄校、考订、以书会友、学术交游等活动。

“末代秀才”詹鸣铎与《振先杂稿》的学术价值

婺源"末代秀才"詹鸣铎(1883—1931),享年虽仅四十九岁,但在其不到五十年的生涯中,中国社会历经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此一"天时日变其旧,人事日趋于新"的时代,詹鸣铎除了著有章回体自传《我之小史》之外,还有个人诗文集《振先杂稿》和詹鸣铎日记等传世。本文即聚焦于抄稿本《振先杂稿》,从商业、宗族和村落及乡绅角色三个侧面入手,探讨该书的学术价值。从中可见,作为一名"贾而好儒"的生员兼徽商,詹鸣铎虽然衣食无忧,但多年徘徊于功名与生计之间,亦时感步履维艰。在断续的外出游历中,詹氏在江南各地见过世面,也接触到一些新的思想。在其行文措辞中,时常将当年颇为时尚的新名词嵌入个人表述,显露出与时俱进的倾向。不过,从总体上看,他的知识储备与社会见识仍然极为保守,对于日新月异的社会变革充满了消极与悲观,从中反映出在时代变迁大潮中日益被边缘化的乡绅之无力与茫然。

三种唐代写本王仁昫《切韵》例外音切考察

唐五代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三种抄卷中,基本承袭了陆法言《切韵》语音系统,也存在一些与《切韵》不同的读音现象,如从邪、船禅不分,浊音清化,零声母产生,同等重韵合并等。王一与原卷最接近,反映实际的口语现象最少;王二、王三呈现的更多是唐代晚期的口语现象。

釋上博竹書《顔淵問於孔子》用爲“愛”之字

上博竹書《顔淵問於孔子》簡7用爲"愛"的"■"字非"㤅"字之訛,亦不從"亡"得聲,結合聲符省變和音韻通轉兩方面的綫索來看,其基本聲符可能是省去"刀"旁後寫作"亡"的"匄",則此字可釋爲"■",因"匄"聲與"旡"聲音近用爲"旡"聲的"愛",而清華竹書《尹誥》簡1用爲"遏"之字可能應分析爲從艸、■聲。

王国维治词理路的文献学转型与进路——以词籍校勘与收藏为中心

新见的王国维《唐五代二十家词》手稿分藏于四川省图书馆与国家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藏王国维《王静安手录词曲书目》未刊手稿,汇集了王国维研治词学期间收藏的主要书目,所录书册为其词学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文献基础与理论渊源。审视静安词学研究,以词籍校勘与收藏为中心,其治词理路显露出浓重的文献学底色。《唐五代二十家词》是王国维初涉词籍校勘的尝试,然底本选择不当,校勘也欠精审。1909—1912年,他主要围绕汲古阁本《宋六十一家词》展开校勘,方法与经验日臻纯熟。从论词衡艺到以经史治词,这一学术转型有着深刻的文化心理与价值取向。光宣之交,王国维主动从西方哲学抽离,却将西方的科学精神与方法融入学术研究;他把“求古之真”与“求是之真”作为校勘目标,最终确立了以“客观”“科学”为旨归的校勘理念。词籍校勘揭橥了王国维转治国学的序幕,深刻影响到此后学术研究的进境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