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小说话”与《红楼梦》文学经典的建构

现代“小说话”不仅关注《红楼梦》的文化典范价值,而且将《红楼梦》当作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不仅从小说类型归纳与小说史定位来强调《红楼梦》的文学经典性,而且基于现代文化语境发掘出《红楼梦》新的审美意义。这是现代“小说话”批评者对《红楼梦》阅读“体验”后,意图与文本进行怡然自得交流的体现。作为一种批评与阅读媒介,现代“小说话”不仅对传统小说的现代接受有着重要的推进作用,而且能够揭示彼时小说批评的新原则与新意义导向的文化必然性。

试论政教视域下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观念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小说家类将小说当作一种以政教作用为核心内涵的学术,所言"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及"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等语,均围绕政教作用展开。《四库提要》以"正人心"、"厚风俗"等为具体指导重新挑选小说家类作品,以期给统治阶级提供对当时缙绅士子、市井愚民进行思想引导的典范作品。此举形成于乾隆朝为维护统治利益、钳制异端思想的语境中,是统治者试图通过政治权力的干预建立以政教为核心的文化机制与话语体系的重要一环。探讨《四库提要》小说观念应以历史的眼光去观察、历史的观念去理解、历史的方法去研究,"以古还古"。

传统书目对“小说家类”的认知衍变及意义

历代书目对“小说(家)类”的知识建构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汉书·艺文志》试图解决“小说家类”在书目中的身份定位,《隋书·经籍志》尝试确立“小说类”的存在本质及其知识特征。宋明书目试图对“小说家类”的知识特征进行体系化归纳,重点关注时代知识趣味转移对其知识扩容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进一步强化《汉志》以来所确定的“小说家类”的政教意义。历代书目中“小说家类”本质特征的扩容与知识特征的适调,不仅深受“书之多寡及性质既变”的影响,更是不同时期文教环境提出新要求的体现,应予以辩证看待。

从语词小说到文类小说——解读《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

《汉书.艺文志》小说家序是中国古代最早对小说的系统论述。分析可以发现,它通过赋予小说资治的功能,将“小说”由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普通词语转变为具有正面价值的文类概念。从《汉书.艺文志》设立小说家以后,小说成为古代书目中的一个类别。可以说,是《汉书.艺文志》创造了作为文类的小说概念。

“小说”考辩

“小说”一词在《庄子》中首先出现 ,后为《汉书·艺文志》借用而成为诸子十家之一。“小说”一词的原始含义本来鲁迅先生早有定论 ,然而近些年又有学者提出异议。《庄子》与《汉志》中“小说”的含义有同有不同 ,均非指虚构性故事。但《汉志》“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某些文体特征 ,为后世虚构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础。

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期的办报活动及其新闻思想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先后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报》等,将宣传变法的阵地由国内移到了日本,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梁启超办报以“广开民智”、救国报国为宗旨,提出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确而速”以及经济上独立等基本原则。他把报刊当作维新派的阵地,鼓动“兴师讨贼”,传播西方新思想,主张报刊应发挥“监督政府”和“响导国民”的作用。梁启超的新闻思想不仅具有一定的反封建进步意义,而且也是新闻报刊史上的宝贵财富。

目录学视域下胡应麟的“小说”认知与分类思想

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胡应麟因不满于《汉志》“小说家”类的内涵归纳,试图基于目录学的认识视域,从历代“小说”的衍变动态予以重新界定。这使得胡应麟在突出“小说”政教内涵的基础上,亦强调“小说”的文采、文辞、阅读趣味性等特征。其重新界定的“小说”内涵,既能够涵盖此前的传统,又能符合历代“小说”的衍变实际,从而寻求一种在历史传统与现实衍变之间的合理的新平衡。同时,《九流绪论下》对“小说家”类所作的六大细分,主要据以所言“小说”作品的内容、书籍特征而展开。这种归纳是“把小说当作文学归入子部”,更注重子部“小说家”类作品的文学性特性,从而为近世小说史研究者引进西方“小说”观念建构古代小说史,提供了一种可资操作的借鉴。

学界研究的推进与《中国小说史略》的完善

在《中国小说史略》编纂过程中,鲁迅通过同行同仁的惠赠提示、主动关注同行研究等方式获知彼时小说研究的动态情形,以严谨态度多次修订《史略》。鲁迅从事实依据、文献材料等方面客观地吸纳盐谷温、胡适、蒋瑞藻等同行研究成果,此举使《史略》修订本具备前瞻性的同时,又多有其坚持己见之处。这种吸纳不仅表现在论断评骘、实物文献等的援引,以坐实其所推导或夯实论据;又据以调整篇目、框架设定,从而触及《史略》建构的主体。尤其是,鲁迅对唐以降通俗小说的修订,说明其已意识到彼时学界有关小说研究的推进对完善《史略》的重要性。时势使然,致其不厌其烦地进行修订。这种修订使《史略》得以实现由讲义稿件向专家著述的转变,终为典范之作。

试论《说文解字》小篆中的对称字

对称美是一种艺术美。作为一种视觉艺术形式,小篆具有一种对称的平衡美。本文对《说文解字》小篆中的对称字进行分类,探索它们的构形理据并以此管窥我国先民的审美心理。

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龢言》析案

《释龢言》是郭沫若先生早年研究古文字学之著《甲骨文字研究》中的一篇涉及中国古管乐器器名考释的专文。在该释文中,郭氏仅据《尔雅》中的“小笙谓之和”“大箫谓之言”的两句释语,通过由文字到文字的辗转曲说,一反千百年来众口一词的历史记载,将本为单管乐器的“龠”(以“龢”字为论)定说成了“编管”乐器“箫”(排箫);又将本为“编管”乐器的“箫”(以“言”字为说)断定为“单管”乐器(洞箫)。这些考释都是与历史的成说完全相悖论的,但却在没有得到任何证据证实的情况下,被当代学界拿来用作定论;从而给中国古管乐器的正本清源,乃至整个古乐史的贯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那么,郭氏的考释有没有真正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呢?其观点究竟可不可能成立呢?本文试秉学术之天下公器,对《释龢言》全篇作一客观条理的全面析案,学者由此自可辨其真伪与正讹。

《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与《四库全书总目》之比较——以小说家类提要为中心

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分析《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可知,四库馆臣往往对采进文献进行书名寓意与知识考辨的评判,由此形成政教意义先行的文献信息观。较之于《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四库全书总目》更注重基于“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等政教思想进行文献知识信息的表现形式、内涵特质及价值意义之规范化表述,最终从文献的思想内容与《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体例来限定、规范及挖掘采进文献的知识信息,从而呈现出体系化品评特征。

《古小说钩沉》辑校特点琐议

《古小说钩沉》是鲁迅先生从《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类书及古书注文中辑录整理而成。其在辑校过程中巧妙拼补,标注详细,勘正精审,如实补注异文,尽可能恢复唐前古小说的原貌,体现出谨严的治学态度和求真的研究精神。

论梁晓声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新世纪以来,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以描写"都市与爱情"为主,《欲说》和《伊人,伊人》是他这一阶段的长篇代表作。题材的变化决定了人物形象的变化,在这两部作品中,他塑造了知识化的"新生代"女性形象以及新世纪的"儒商"两类形象,他们都是集传统美德和现代品质于一体的理想型形象。梁晓声以个人的主观情感与客观的时代特征相结合,为读者塑造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时代群像。

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简论

全面探讨了《刘注》对《斐注》规范史注体、材料取舍得当等方面的继承与超越,并分析了刘孝标为笔记小说作注而形成的独特释文色彩,和其性格特点对客观谨慎的注释态度形成的影响。

从《说文解字》授课到学术著述:章太炎《小学答问》编纂修订考

《小学答问》是章太炎以答问形式考求《说文解字》本字、探求语言孳乳规律的学术著作。1908年4月至1909年7月,章太炎为钱玄同、朱希祖、周树人等在日留学生分三次讲授《说文解字》,以此为契机,章太炎于1909年编定《小学答问》,交弟子钱玄同以"隶古定"誊写初稿。1911年夏,《小学答问》初版在浙江刊成,共119条,收录单字考订117条,后附"转注""相反为训"2条。1914年至1915年,章太炎幽居北京,修订《小学答问》,因初版"转注"条经修订后收入《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修订版中删去此条,另增5条,共123条,先后收入1915年出版的右文社本和1919年出版的浙江图书馆本《章氏丛书》。《小学答问》上承《新方言》又下启《文始》,其编纂与修订体现出章太炎小学研究的不断成熟,也反映出章太炎学术著作与国学讲习之间的紧密联系。

“京味文学”人物形象的承传与演变——以萧乾、王朔、管虎作品为例

“京味文学”这一文学概念随着北京城市的不断发展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之“京味人物形象”也发生了诸多变化。作者选取萧乾、王朔、管虎三位不同时代的北京作家,从他们作品中共同的边缘人物形象、中老年人物形象和女性人物形象出发,深入分析“京味文学”人物形象的承传与演变。

《世说新语》刘孝标注诗话拾沈

刘孝标注是《世说新语》最早、最好的注释之一。刘注中保存着大量的诗话资料,内容十分丰富。刘注中所引诸书多已亡佚,梁以前的诗话资料藉此得以保存,为中国诗话史提供了珍贵的文献。

《古小说钩沉》异文摭谈

《古小说钩沉》是鲁迅从一些唐宋类书及相关古籍注文辑录而成。鲁迅虽对其中的异文语料作了较为审慎稳妥的处理,但还遗留了不少的异文问题。对其中的异文进一步有效辨伪、合理取舍、妥善存异,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古小说钩沉》的重要研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