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曲选》中的动词重叠

本文对《元曲选》中的动词重叠作了充分考察,并着重和现代汉语中的动词重叠作比较,运 用历时的观点,对以下三个目前尚存在争议的动词重叠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1)“VV”式和“V—V”式的 关系;(2)“V1V1V2V2”式的来源;(3)动词重叠的本质。

《礼记·礼运》“由此其选”新解

《礼记·礼运》中“由此其选”句,历来解释不一,然终未为达诂。其症结在“其”和“选”的理解上。本文提出了与前贤时人不同的新解:“选”为动词,挑选、选拔之义;“其”作主语,复指“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合起来释为:由于这样,他们被选拔出来。

从反复问句的使用情况看《元曲选》宾白的明代语言成分

《元曲选》宾白里的反复问有VP不VP、VP-neg、可VP三种类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可VP"。"可VP"型问句在书面上大量出现始于明代中叶以后。元刊杂剧里面可靠的"可VP"仅有一例。拿《元曲选》与脉望馆藏本所录同剧名的元人杂剧比对,差异十分明显:《元曲选》中的"可VP"、"可VP哩"全为脉本所无,《元曲选》中的"可VP麽"也绝大多数为脉本所无。有理由认为,《元曲选》宾白里面的"可VP"型反复问句不是元本元人杂剧固有的,而是《元曲选》的编选者臧懋循添加进去的。

顾千里在《昭明文选》研究领域的贡献

顾千里作为清代乾隆、嘉庆间的著名学者,在《昭明文选》研究领域有两方面的卓越贡献。一是制订了一份完整而全面的“文选学”研究提纲,二是与彭兆荪共同校勘尤本《文选》,并且撰成《文选考异》这一选学校勘名书,为清代以来在选学界影响甚巨的胡刻本《昭明文选》的刊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赋选观异同论

《古文苑》与《文选补遗》,既是《文选》在唐宋影响流布的后续结果,又是试图突破《文选》模式体现选本个性的有益尝试。两者在选赋意图、选赋时段、编排体例、评注形式等方面颇为相似,共同传达出"以古为尊、以小为尚"的赋选观。但更多的是呈现出:探讨赋源有"尊荀"与"崇宋",列赋次序有重文和尚质,赋家去取有衡文与量德,选赋定篇有尚用与重情的四大区别。这种赋选观上的重大分野主要与编撰者"文术自有主张"的编撰意图密切相关,并因此带来两者在"选学"体系中不同的传播命运。

《元曲选》中"兀的"及其句式——兼与《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比较

"兀的"在《元曲选》中共459例,构成六类句式。《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有44个用例,构成四类句式。通过比较,"兀的"的表意及构成句式在两种文献中有一定的差异。从中可看出"兀的"在元明之际的发展变化趋势。

并非偶然的巧合——《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析

分析《玉台新咏》与《文选》选诗相重现象,可以看出梁代文坛通变派与新变派在批评观念、审美趣味方面存在“共同语言”:一是标举情性,一是文词尚丽,两者汇成了当时文学思想的主流。如果只见二者之异而不见其同,就难以准确把握当时文学思潮的流向,当然也难以准确认识《玉台新咏》的价值。

论刘师培、黄侃与姚永朴之《文选》派与桐城派的纷争

本文分为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讨论刘师培关于《文心雕龙》、文笔以及南北文风的有关论述。第二部分讨论刘师培的文学主张对于黄侃解说《文心雕龙》的影响。第三部分讨论姚永朴研究《文心雕龙》、《文选》及其对桐城派的影响。

汪师韩的《苏诗选评笺释》

清人评注苏诗成风，汪师韩的《苏诗选评笺释》是其重要成果之 一。本文首次考证出乾隆《御选唐宋诗醇》中的苏轼总评就是汪师韩的《苏诗 选评笺释叙》，苏诗篇评也几乎都是汪评苏诗。此书不仅论述了苏武在诗歌史 上的地位，而且阐明了苏诗的主旨、章法、诗风，并从多种角度对苏诗作了充 分肯定，如感情真挚、长于描摹、善用比喻和对偶等等。

王渔洋《七言古诗选》所选宋人宋诗及其诗学史意义

从王渔洋倡导的神韵诗学、具体的诗歌创作及编撰的诗歌选本三个维度观照,与《五言古诗选》相比而言,《七言古诗选》在盛行的神韵诗学视域下备受冷遇。王渔洋表面上以杜甫为宗,实则尊崇苏轼,并以其为中心广采博收宋人八家354首诗,前超两唐,后越金元,尤其推扬黄庭坚。所选宋人七言古诗,多标举学力才气,崇尚新变奇创,讲求纵横雄宕。《古诗选》影响深远,备受世人推重,成为学诗范本,也催生了其他诗歌选本。《七言古诗选》别裁伪体,救弊补偏,暗近宋调,这是另一种"神韵",客观上为宋人宋诗的广泛流布推波助澜,其诗学史意义不容轻视。

萧统研究三题

本文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文选》的成书年代，认为在梁普通三年（522） 至普通七年（526）之间。二、“蜡鹅”事件的可靠性。三、文体分类，认为分37类。

《女史箴图》箴文书体讨论与文字校刊

本文通过对《女史箴图》上的箴文与南梁《昭明文选》中的《女史箴》相互校刊,比较其异处的优劣正误,推测它们应是根据不同的传抄本所致。从唐人李善注《文选》以及宋人在摹绘《女史箴图》时于文字全抄《文选》可以得知,《文选》在出世以后便成为"权威"。不是《女史箴图》的抄写者敢挑战"权威",而是它比《文选》更早。由此再次证明《女史箴图》非唐人摹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