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老中医陈敬绍学术经验介绍

广州市名老中医陈敬绍,广东省番禺县人,师承广州近代名医吕安卿、吕楚白,从医逾50年。他重医德精医技,精于温病学与内儿科,临证善于将温病理论与脏腑互治理法兼融,用药岭南特色鲜明,擅长理肝(包括清肝、泻肝、平肝、镇肝、舒肝、柔肝、养肝等)及应用宣、通、清等法,顺势而为、祛邪扶正、宣通内外,从证重于从病,为传承发扬岭南中医流派学术作出了贡献。

道开虚无融合易老:从严遵看魏晋虚静思想的萌发

探寻中国哲学区别西方哲学的“动”的“静、虚静”特点,是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发展中国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虚静不单是哲学问题,也是人之心灵安顿、精神富裕和谐最重要的问题。严遵在中国哲学历史上独树一帜,提出“道开虚无”观,促成汉末以“虚静为本”之道家思想的形成,并成为魏晋玄学虚静思想开创“先河”之人物。其以玄虚为宗,融合易老,回归老庄思辨思想,提出“玄同”“虚静为万物之本”的思辨理论体系,为魏晋玄学发出了先声,上启先秦道家,下承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班固《两都赋》在京都赋中经典地位的确立

萧统《文选》将班固《两都赋》置于赋类之首,从此,班固《两都赋》作为京都赋的经典代表地位得以正式形成。然而,《两都赋》被确认为经典有个较长的过程。南朝刘宋之前,《两都赋》长期被忽视,尤其在左思《三都赋》问世之后,重《二京》《三都》轻《两都》的审美差异化现象更为突出。这一现象也存在于注释学与总集编撰领域。萧统《文选》编撰之前,《二京赋》《三都赋》注释均有数家之多,而《两都赋》却一种注释本也没有。萧统《文选》将《两都赋》置于“京都”赋之首,是符合萧统总集编撰的皇家立场的。萧统以编撰总集的方式进行“文章之道”的确立、引导与示范,班固《两都赋序》强调“宣上德而尽忠孝”,这契合了萧统编撰《文选》的政治目的。随着文选学在隋唐时期的形成,陆续出现的《文选》注释成果,改变了《两都赋》在注释学领域受冷落的状况,巩固了《两都赋》在京都赋范围内的经典地位。

“整理国故”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长期以来,“整理国故运动”被视为一股反动的思想逆流迭遭物议,批评它背离了五 四新文化的方向。而实际上,“整理国故运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孕育的产物,不仅没有与之相 背离,而且还是它在学术文化领域的延续和深化,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具体 说来,在研究态度与目的上,胡适等人主张用“评判的态度”去“整理国故”,“还他一个本来面目”, 这一思想明显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而在研究对象与方法上,他们也倡导以一种 “平等的眼光”扩大“整理国故”的范围,并号召“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这一见解更充分弘扬了 五四新文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此同时,“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也作出了 积极肯定的评价,由是超越了简单一元的文化替代论,极大地深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西文化 问题的认识。

通窍开玄法对鼻窦炎大鼠鼻黏膜水通道蛋白相关基因影响研究

目的:应用基因芯片技术分析通窍开玄法对鼻窦炎模型大鼠鼻黏膜水通道蛋白(AQP)的影响,并探讨其治疗鼻窦炎的生物学机制。方法:实验大鼠随机分为实验组、模型组和正常组,每组10只,实验组和模型组据Y.Gel的改良方法造模,正常组不做任何处理。造模成功后实验组分别给予三和通窍开玄汤低剂量组、三和通窍开玄汤中剂量组、三和通窍开玄汤高剂量组、青霉素V钾片灌胃7天,处死动物取鼻黏膜组织,应用Agilent基因芯片检测各组大鼠鼻黏膜水通道蛋白基因表达,并进行显著性分析。结果:中药各组均上调AQP1表达,中剂量组、高剂量组又上调AQP2,青霉素V钾组上调AQP12b基因;4组均下调AQP9基因,中药低剂量组还可下调AQP2、AQP12b,青霉素V钾组还可下调AQP1、AQP2。结论:三和通窍开玄汤与青霉素V钾片均对鼻窦炎具良好治疗效果,但调控的AQP相关基因表达机制不同,且中药组作用更为广泛,表明对AQP相关基因的调控可能是通窍开玄法治疗鼻窦炎生物学机制之一,AQP是玄府重要实质之一。

“桐城谬种”考辨

新文化运动之后,"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成了批判旧文学的口号,通过当时钱玄同和林纾、黄侃以及桐城派的关系,探究"桐城谬种"最初所指对象,当是林纾,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被扩大为指向整个桐城派。

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史料新考

由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记录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是了解章太炎早年国学讲学的重要资料。从新近刊布的钱玄同和朱希祖日记及《笔记》相关史料来看,章太炎的两次《说文》课程,分别以大成中学、民报社为主要授课地点,在时间和地点上始终错开,第二次课程约结束于1909年3月。就笔记而言,朱希祖的笔记是三次不同授课的课堂记录,钱玄同的两套笔记则均据第一次讲课,并作了整理、校勘。"钱一"的整理来源,是朱宗莱汇录后的五人笔记,"钱二"则直接据朱希祖第一次笔记整理。还原章太炎国学讲课的史实、梳理笔记的源流,有助于更好地认识章太炎早年的国学思想。

天灾与革命:辛亥革命前后常熟千人会的抗租斗争

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常熟遭遇特大暴雨灾害。受其影响大量农田被毁、房屋倒塌,农民食不果腹,群起闹荒。常熟光复之前,饥民闹荒以"抢米"为主要手段;之后则以组织千人会"抗租"为主要方式。不论是前清官僚还是光复后的新政权,甚至同盟会出身的领导均对饥民的抗租斗争采取了严厉镇压的方式。在地主富绅和新政权的联合剿杀下千人会抗租斗争失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反封建斗争的不彻底。

老子“玄同”思想体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方略

老子"玄同"思想体系形成的理论前提是以"玄道"为理论基石,以"玄德"为治世之要,以"玄通"为圣人形象,以"玄览"为修身要妙,以和同为基本要求。"玄同"思想体系的内涵正是由"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四义组成,其价值与意义的彰显体现在"为天下贵"的"六不得"的气势上。从现实意义上讲,老子"玄同"思想具有"内圣外王"品格,用以修身可成圣,用于治国则天下可平,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资源,缔造了宝贵方略。

温补宣通法在内燥证中的应用

本文以反复发作性口腔溃疡和干燥综合征二例病案为例,试述温补宣通法在内燥证中的应用。笔者认为长期慢性反复发作性的内燥证首要注意其阳气的虚衰,重视阳气虚弱,寒凝痰阻,气滞血瘀,津液不得外达的基本病机,治疗上不能囿于燥热外象,而应大胆采用温阳补气、宣通气机之法,以冀阳气来复,水道得通,津液得布。

以《易》解《华严经》──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

《易》和《华严经》分别是儒家和佛教的经典。李通玄以《易》及儒家传统的观点诠释《华严经》，开创了理解华严的新途径。本文从“外道”概念的理解和李氏运用易学思想解释《华严经》中“十方神”入手，分析了他的思想特色，文章最后对这种沟通儒佛之尝试的哲学意义作了发掘。

《文选》编者问题的重新思考

日本学者清水凯夫主张《文选》为刘孝绰所编,萧统并未具体主持编纂。此论点为学界所关注,《文选》编者问题遂渐成为《文选》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寻绎文献可知,清水先生这一论点源自对大陆学术风气的态度,未必是其真实主张;《文选》系萧统与刘孝绰等学士共同编纂,此可由原始文献的文本细读与分析加以佐证;《文选》的编纂不是孤立事件,是时代文学风尚递变的必然结果。

中药系列组方治疗艾滋病生存10年以上病例报告

目的:中国和坦桑尼亚合作观察中药治疗艾滋病的疗效。方法:根据临床证候不同,辨证分型为风寒外袭、风热在表、肝胆湿热、脾胃气虚、气虚血瘀、气阴两虚型,分别给予通宣理肺散(丸)、小柴胡汤、龙胆泻肝汤(丸)、参苓白术散、生脉饮等进行治疗。结果:23例患者经治疗已存活10a以上,一般治疗0.5a临床症状大部分消失。通过中药治疗至2.5a时,CD4与体重明显升高。结论:临床实践证明,中药治疗艾滋病病情稳定时间较长,远期效果较好。

读《文选》随笔

本文阐释了有关《文选》学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回溯了萧统《文选》37种文体之一的"七"作为一种文体的历史及对后世文学的深远影响。其二,对《文选旁证》的作者作了考证,认为其作者为梁章钜。其三,评价了苏轼论《文选》的观点,认为苏轼的评论有其得失。得在指出了萧统的一些错误;失在他从个人喜好出发,未能对《文选》作客观的评论。

清水江文书天柱卷史料价值续探——贵州辛亥革命后文书中的宣统纪年

清水江文书是贵州东南部与周边地区社会生活、历史面貌的原始契约档案,其中立契时间中就包含着丰富的历史年代信息。贵州经过辛亥革命后,虽然鼎革改元,有了新的纪年方式,但是由于地处偏远或者乡间习惯的原因,"宣统"纪年仍在此间延续。文书中保留的这些纪年方式,也可以和其它历史资料印证,展现了复杂的历史面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从对《文选》作品的接受入手难断其编者是谁

《文选》所录者多为已有定评之精品,而对这些前代精品的接受并非限于"昭明太子及其身边"的刘孝绰、谢举、张率、王锡、张缅、王规、到洽、张瓒、王筠,故局限于这一范围的考察,对确定《文选》的实际编撰者所"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况且,选不选某作品与写作时是否接受其影响,两者并非完全一回事。迄今为止,否定"萧统个人独力编纂《文选》"的种种理由,均难以成立。

老子“玄同论”思想对我国现代公共管理的启示

随着公共管理领域中官僚主义、腐败问题的凸显,现代公共管理的研究正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管理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需要在现代生活的基础上,批判地继承并进行科学地概括和总结。老子"玄同"思想的价值,把小我玄同与大我之中。超越世俗的价值观,从而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为后世稳定社会、维持管理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道德经》德育思想的价值探微

《道德经》是老子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之一。《道德经》的德育目标旨在型塑一个能体道、悟道、弘道且守道同德的"圣人",培养一种慈爱万物和崇俭抑奢的人生态度,一种柔弱不争和诚信不欺的处世之道,最终达致安身立命和治国理政之"自然无为"的智慧境界。其德育方法涵盖"涤除玄览"的内省法、"不言之教"的潜移默化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循序渐进法,以及"反者道之动"的直觉辩证法,等等。

从钱玄同看近代中国汉字改革

中国近代汉字改革与钱玄同有着重要的关系,他是"五四"时期的国语罗马字运动及简化字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中国近代的汉字改革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言说语境中的“偏激”修辞——以钱玄同等为中心

以钱玄同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先驱"反传统"的"偏激",一方面表明了五四先驱对于传统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这也是他们一种在斗争中的表达策略。其实,五四新文化运动好似一场关乎生死存亡命运的群体大辩论,新旧阵营分别属于辩论的正反方。既为大辩论,为了取得辩论的效果,就应该采取辩论所需要的表达方式,"偏激"就成为正方辩手所采取的最佳表达方式之一,而这显然是一种特定言说语境中的修辞策略,不可作脱离特定语境的僵化式理解。在具体操作实践的层面,五四先驱对传统文化多采取辨证取舍的态度,既有批判,也有肯定,既有破坏,也有建设。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重评五四"的思想潮流,一些学者对五四的文化激进主义作出严厉批评,但如果能还原到特定历史现场和言说语境,把"偏激"视为五四先驱所运用的一种具有修辞性质的表达策略,那么,我们对五四先驱的文化激进主义的评价也许就不会过于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