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饮食相关类动词

《仪礼》中表示吃喝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动词包括吃、喝、烹饪、盛放、舀取、置放、切割、除去等类,共有61个动词,其中超过100次的有4词,50—100次之间的有2词,30—50次之间的有8词,20—30次之间的有5词,10—20次之间的有6词,10次以下的有36词,虽然个别词出现频次很高,但总体出现频次并不高。词义方面,各类大都既有用于一般意义的通用词,又有特定含义的特殊词,前者代表了《仪礼》与其他文献的一致性,后者体现了《仪礼》该类动词的特殊性。与上古汉语其他文献相比,《仪礼》该类动词一方面表现出与其他文献的一致性,主要是各义场核心词高度相同。一方面也展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一是一些动词在其他文献中不见或很少见;二是一些同义聚合成员少于其他文献,显示了其用词的局限性。

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经世思潮与经学总结背景下的胡培翚《仪礼》学

胡培翚《仪礼》学研究与清代嘉道年间的社会状况、经学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兴起,以及对《仪礼》研究进行学术总结的历史使命,胡培翚选择《仪礼》作为治学对象,希望通过对《仪礼》的疏解实现以礼经世之目的。胡培翚对《仪礼》学研究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学术总结,在总结过程中勤于搜罗各种文献资料,善存秘逸。胡培翚针对历代《仪礼》学研究中所出现的讹误、偏蔽进行了学术纠偏,他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考订了《仪礼》文字之误及前人研究之失,统一了《仪礼》经说,实现了论归一定。胡培翚《仪礼》学研究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古代《仪礼》学研究画上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句号。

从几种动词现象看《仪礼》的语言特点

《仪礼》是内容比较独特的一部先秦典籍,本文通过全面调查梳理,总结了《仪礼》动词较有特征的几个方面:一是高频动词出现频次之高非常明显,二是同义动词丰富,三是保留了一些动词的本义用法,四是保留了一些少见或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动词或动词义。通过与其他上古文献的比较,可知《仪礼》动词一方面保持了与其他文献动词的一致性(核心词相同),但另一方面更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承古性特点,即保留古语词或词义较其他文献突出。据此可推测,《仪礼》因为记载内容的独特性,其中保留了一些延自更早时期的内容和词语。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李宜瑞辨治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经验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为特征的精神-心理-行为障碍疾病之一。李宜瑞教授认为,本病系脏腑阴阳失调所致,心脾肾不足乃病机之本,常兼肝亢、痰湿等标证。临证时宜审慎辨证,用药以四君子汤为基础方,重视健脾,合用龙骨、首乌藤、白芍、石菖蒲、远志、益智、合欢皮、连翘等以增智养神、祛痰开窍,心脾肾同治;同时根据伴随症状进行加减用药,标本兼顾,以调和脏腑阴阳,从而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注意力、记忆力。

基于“脾肾相关”思想治疗功能性便秘的临床应用探讨

功能性便秘近年发病率逐渐上升,属于临床常见疾病,以排便次数减少,排便艰难,便质硬或呈干球便,肛门有堵塞感为主要特点。“脾肾相关”理论是中医脏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理上是协同、辅助的关系;两者先后天互根互生,联系紧密,患病以虚为主,病理上易相互影响、传变,临床治疗时应脾肾同求或有所偏重。易水学派重视脾胃后天、肾与命门,为治疗脾肾相关的功能性便秘提供重要参考价值。文章从“脾肾相关”理论思想出发,通过探讨脾肾的关系及临床应用,为功能性便秘从脾肾论治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强调治脾不忘补肾、补肾注意健脾,以期为功能性便秘的中医药临床诊疗提供相关思路。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李大钊政治思想的汇通与转型--从民彝观到人民革命理论的转变

李大钊以传统民本思想为底蕴,融合西方现代民主观念,取《诗》中“民彝”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民彝观:以民本为其内容、代议为其形式,同时强调给予人民一定的权利。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实社会问题的逼迫,以及现代思潮的传播发展,李大钊将目光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角,以阶级竞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现实路径,强调物心两面的改造,主张人民通过现实革命行动争取自身权利,完成了从民彝观到人民革命理论的转型。李大钊民主政治思想的转型,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具有借鉴意义。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5出土铜器铭文柬释

山西垣曲北白鹅墓地M5出土有铭铜器释文尚有可商之处,部分关键字的写法亦具有重要文字学意义。本文释读了M5:18燕仲鬲“毕”,校释了M5:18、M5:23燕仲鬲自名“■”及M5:28燕仲匜“为”,补释了M5:28燕仲匜自名“匜”。

兰溪伊园考

兰溪伊园的营造为李渔早期的一次造园实践,伊园的复原有助于完善李渔的造园理论。通过对李渔诗词、小说以及《闲情偶寄》中相关书写,结合田野调查考证伊园遗址,对伊园进行数字化复原。并结合时代背景对伊园相地立基、要素营建与园居活动进行分析,得出伊园“外敛内张”的特征。从功能上来说,这归因于抵御匪盗的需要以及李渔的自我表达;从造园的意图上来说,这是李渔在入世与出世两者间摇摆不定的体现。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以“知人论世”角度分析李益形象

蒋防的《霍小玉传》作为唐传奇的经典之作自古以来备受瞩目,作品中霍小玉含恨而死的结局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同情和愤慨,所以在谈及霍小玉的悲剧时,很多人把矛头指向了李益,把这场悲剧完全归咎于李益个人过失,这也使得对李益的形象缺乏全面、客观的分析。本文从知人论世的角度,结合李益的生平思想、诗歌成就、小说中的情感内容等方面,对李益形象做出合理的解读。

论文学史上“一人永占”之说的形成过程

明末清初,萃锦堂本《一笠庵新编传奇四种》虽已刊行于世,但此时的案头读者对李玉《人兽关》与《永团圆》多有批评,尚无人将此二剧与《一捧雪》《占花魁》并称。与此同时,昆剧艺人对此二剧之折子戏的不断琢磨,使得二剧盛行于舞台。乾隆五十九年,宝研斋本《一笠庵四种曲》刊行,该本将李玉原作《人兽关》《永团圆》二剧替换为冯梦龙改本,逐渐取代了李作的案头读本地位。在冯梦龙、昆剧艺人和书商的共同作用下,《人兽关》《永团圆》才能与《一》《占》比肩,“一人永占”的说法遂流传开来,并为后世文学史家所转述。

清人程永培生平与《六醴斋医书》考略

程永培是清代苏州的藏书家,经考证,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清嘉庆四年(1799)前。程永培在江南结识的文人与藏书家为其整理《六醴斋医书》提供了诸多帮助。基于济世扬名、桑梓情怀两大因素,程永培汇刻整理了医学丛书《六醴斋医书》。《六醴斋医书》具有实用、校刻精善的特点,是少有的医家善本,在民国时期依旧被人推崇,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医学价值。

《豁斋医目》与力钧东瀛访回的医书

因资料匮乏,学术界对清末民初著名医家力钧东瀛访书所得一直了解不多。幸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室所藏的《豁斋医目》为管窥力钧所得中医书籍提供了线索。通过《豁斋医目》及北京协和医学院现存的力钧藏书可以得知,力钧访回了大量善本医书。数量上,他访回医书200余种,其中日文汉方著作是特色。质量上,仅国内久佚医书就有10余种,《卫生家宝方》《卫生家宝汤方》《澹寮集验秘方》等都是先前杨守敬等人访书时未见到的医书。另有多部日本名家旧藏、旧抄。整体看来,力钧访归医书的成绩虽不如杨守敬,但跟李盛铎差距不大,远远超过罗振玉等其他学者,值得学术界进一步研究。

“活血化浊通窍利咽法”干预缺血性脑卒中吞咽障碍的临床评价研究

目的:探究“活血化浊通窍利咽法”对缺血性脑卒中吞咽障碍的治疗作用。方法:将60例缺血性脑卒中吞咽障碍(浊瘀毒损型)受试者进行随机分组(观察组31例与对照组29例)。对照组给予基础治疗以及常规吞咽功能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干预基础上,根据“活血化浊通窍利咽法”给予中药进行干预,干预周期均为3 w。通过比较2组受试者干预前后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标准吞咽功能评价量表(SSA)评分及中医证候综合积分,进行疗效评价及安全性评估。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洼田饮水试验评分、SSA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P<0.05),且观察组上述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2组受试者干预后的中医证候综合积分均较干预前降低(P<0.05),且观察组该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活血化浊通窍利咽法对缺血性脑卒中吞咽障碍具有明显改善作用,能够降低受试者的中医证候评分,且该方法安全性较好,无不良反应发生。

《仪礼》“以履为屦”说辨正——由于语料讹误导致的例证失效

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考察和辨析了阮刻本《仪礼注疏·士冠礼》之“繐履”实为“繐屦”之误,《仪礼》无“以履为屦”的现象。这一个案表明,常用词由于字面普通,其发生讹误或窜改的情况极具隐蔽性。因此,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由于语料讹误导致例证失效的情况。

论苏轼的茶禅与易理

苏轼对茶的理解和对禅的兴趣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虽然他没有刻意去修禅或体悟禅境,但在涉茶的诗词文赋中时时体现闲适、幽寂、清欢等空灵境界,处处盈溢东坡“吃茶去”的禅门感悟。东坡爱茶禅,也爱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