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礼》饮食相关类动词

《仪礼》中表示吃喝及与之关系密切的动词包括吃、喝、烹饪、盛放、舀取、置放、切割、除去等类,共有61个动词,其中超过100次的有4词,50—100次之间的有2词,30—50次之间的有8词,20—30次之间的有5词,10—20次之间的有6词,10次以下的有36词,虽然个别词出现频次很高,但总体出现频次并不高。词义方面,各类大都既有用于一般意义的通用词,又有特定含义的特殊词,前者代表了《仪礼》与其他文献的一致性,后者体现了《仪礼》该类动词的特殊性。与上古汉语其他文献相比,《仪礼》该类动词一方面表现出与其他文献的一致性,主要是各义场核心词高度相同。一方面也展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一是一些动词在其他文献中不见或很少见;二是一些同义聚合成员少于其他文献,显示了其用词的局限性。

陈登铠“内外一统”发病观与痿证理论钩玄

探讨陈登铠《华医病理学》“内外一统”的病因和发病观,以及在伤寒、风论、痹论、痿论中的体现。其中痹论和痿论并论,主要表现为病因的“内外感召”和传变的“内外气化枢转”,并从“肺热叶焦”转向“痿疾取之阳明”的机制、悲哀太甚胞络绝致大经空虚、思虑过度与类“二阳之病发心脾”、治痿重视阳明4个方面探讨阳明在痿证理论中的重要意义。

经世思潮与经学总结背景下的胡培翚《仪礼》学

胡培翚《仪礼》学研究与清代嘉道年间的社会状况、经学发展有着密切联系。基于嘉道年间经世思潮的兴起,以及对《仪礼》研究进行学术总结的历史使命,胡培翚选择《仪礼》作为治学对象,希望通过对《仪礼》的疏解实现以礼经世之目的。胡培翚对《仪礼》学研究进行了集大成式的学术总结,在总结过程中勤于搜罗各种文献资料,善存秘逸。胡培翚针对历代《仪礼》学研究中所出现的讹误、偏蔽进行了学术纠偏,他不持门户之见,主张汉宋兼采,考订了《仪礼》文字之误及前人研究之失,统一了《仪礼》经说,实现了论归一定。胡培翚《仪礼》学研究在学术史、思想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古代《仪礼》学研究画上了一个较为完美的句号。

“何必”曰“利”:孟子仁义观再探——以先秦义利的互训、对立关系为线索

《孟子》首章中“王何必曰利”的表述,在后世围绕“义利之辨”的儒家经学阐释以及当下学界的相关讨论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过往研究多聚焦探讨与阐发孟子之“利”的具体指涉,这可能是受限于宋明儒家之后一直流行未蔽的孟子被“圣化”之风。然而,当我们将孟子的辟利之举置于先秦普遍义利互训的关系,即孟子所处的诸子论辩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孟墨二者的仁义观在“利他”性上呈现了较大的差异。以此重新审视《孟子》中的诸多记载,及孟子“何必曰利”的仁义之道,我们发现孟子不仅在思想层面排除“利”的负面内涵,也无可避免地将“利”的正面指涉———包括合理正当的“利他”动机,一并与“仁义”相隔离。此举让孟子之仁义既难达到“形而上”之利他的哲学高度,也使其“形而下”的施行范围受限于战国征战环境,受制于伦理纲常,无奈于国家强弱和大小,甚至在那些更为在乎如何权衡“利”的战国学者们眼中,成为诸侯王、谋士们借“仁义”之名来遮盖其“自利”之实的工具。

李宜瑞辨治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经验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以注意力不集中、多动和冲动为特征的精神-心理-行为障碍疾病之一。李宜瑞教授认为,本病系脏腑阴阳失调所致,心脾肾不足乃病机之本,常兼肝亢、痰湿等标证。临证时宜审慎辨证,用药以四君子汤为基础方,重视健脾,合用龙骨、首乌藤、白芍、石菖蒲、远志、益智、合欢皮、连翘等以增智养神、祛痰开窍,心脾肾同治;同时根据伴随症状进行加减用药,标本兼顾,以调和脏腑阴阳,从而改善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的注意力、记忆力。

基于“脾肾相关”思想治疗功能性便秘的临床应用探讨

功能性便秘近年发病率逐渐上升,属于临床常见疾病,以排便次数减少,排便艰难,便质硬或呈干球便,肛门有堵塞感为主要特点。“脾肾相关”理论是中医脏腑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生理上是协同、辅助的关系;两者先后天互根互生,联系紧密,患病以虚为主,病理上易相互影响、传变,临床治疗时应脾肾同求或有所偏重。易水学派重视脾胃后天、肾与命门,为治疗脾肾相关的功能性便秘提供重要参考价值。文章从“脾肾相关”理论思想出发,通过探讨脾肾的关系及临床应用,为功能性便秘从脾肾论治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强调治脾不忘补肾、补肾注意健脾,以期为功能性便秘的中医药临床诊疗提供相关思路。

所谓“李白《秋风词》”的误传及其原因溯源

今传古琴曲《秋风词》,其曲词多被认为是李白诗作,然曲词前半确为李白《三五七言》,后半部分,最早可追溯到宋罗烨《醉翁谈录》己集卷一《烟粉欢合》中《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一诗,乃是删写该诗最后八句而成。古琴曲《湘妃怨》的曲词,也是出于对《意娘与李生相思歌》中“君在湘江头,儿在湘江尾”两句的附会,在该诗的整体基础上进行增删而成。古琴音乐创制在历代典籍中寻找曲词文本的传统,《湘妃怨》与《古秋风》自身音乐属性的相似,琴乐良好的大众传播基础,导致了所谓“李白《秋风词》”的产生和广泛误传,并在当代通过发达的出版业,在一般作者、读者以及非古代文学专业方向学者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晚清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幕后解读

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和光绪十一年海防大讨论,关系到晚清海防建设的重大布局和发展走向。与正式上交的海防奏议不同,李鸿章等参议官员留下的信函、日记等,记载了两次海防大讨论更多的政治内幕。从中可以发现,大多数参议官员对近代海防的认知较为隔膜,尤以同光之交海防大讨论为著,由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参议官员的筹款决心。相对于李鸿章、翁同龢、阎敬铭等参议官员,文祥、奕譞是两次海防大讨论的发起者和主持者,但前者因病不可为,将海防筹议的主导权推诸地方督抚、京官群体;后者借海防善后为京旗“市德”谋取裁勇节饷款。清廷中枢对海防大讨论进程的指导不力和海防态度的反转,应为两次海防大讨论因循粉饰的结局承担更多的责任。

李大钊政治思想的汇通与转型--从民彝观到人民革命理论的转变

李大钊以传统民本思想为底蕴,融合西方现代民主观念,取《诗》中“民彝”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形成独具特色的民彝观:以民本为其内容、代议为其形式,同时强调给予人民一定的权利。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现实社会问题的逼迫,以及现代思潮的传播发展,李大钊将目光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角,以阶级竞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为现实路径,强调物心两面的改造,主张人民通过现实革命行动争取自身权利,完成了从民彝观到人民革命理论的转型。李大钊民主政治思想的转型,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也具有借鉴意义。

兰溪伊园考

兰溪伊园的营造为李渔早期的一次造园实践,伊园的复原有助于完善李渔的造园理论。通过对李渔诗词、小说以及《闲情偶寄》中相关书写,结合田野调查考证伊园遗址,对伊园进行数字化复原。并结合时代背景对伊园相地立基、要素营建与园居活动进行分析,得出伊园“外敛内张”的特征。从功能上来说,这归因于抵御匪盗的需要以及李渔的自我表达;从造园的意图上来说,这是李渔在入世与出世两者间摇摆不定的体现。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论文学史上“一人永占”之说的形成过程

明末清初,萃锦堂本《一笠庵新编传奇四种》虽已刊行于世,但此时的案头读者对李玉《人兽关》与《永团圆》多有批评,尚无人将此二剧与《一捧雪》《占花魁》并称。与此同时,昆剧艺人对此二剧之折子戏的不断琢磨,使得二剧盛行于舞台。乾隆五十九年,宝研斋本《一笠庵四种曲》刊行,该本将李玉原作《人兽关》《永团圆》二剧替换为冯梦龙改本,逐渐取代了李作的案头读本地位。在冯梦龙、昆剧艺人和书商的共同作用下,《人兽关》《永团圆》才能与《一》《占》比肩,“一人永占”的说法遂流传开来,并为后世文学史家所转述。

清人程永培生平与《六醴斋医书》考略

程永培是清代苏州的藏书家,经考证,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清嘉庆四年(1799)前。程永培在江南结识的文人与藏书家为其整理《六醴斋医书》提供了诸多帮助。基于济世扬名、桑梓情怀两大因素,程永培汇刻整理了医学丛书《六醴斋医书》。《六醴斋医书》具有实用、校刻精善的特点,是少有的医家善本,在民国时期依旧被人推崇,至今仍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医学价值。

“活血化浊通窍利咽法”干预缺血性脑卒中吞咽障碍的临床评价研究

目的:探究“活血化浊通窍利咽法”对缺血性脑卒中吞咽障碍的治疗作用。方法:将60例缺血性脑卒中吞咽障碍(浊瘀毒损型)受试者进行随机分组(观察组31例与对照组29例)。对照组给予基础治疗以及常规吞咽功能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对照组干预基础上,根据“活血化浊通窍利咽法”给予中药进行干预,干预周期均为3 w。通过比较2组受试者干预前后洼田饮水试验评分、标准吞咽功能评价量表(SSA)评分及中医证候综合积分,进行疗效评价及安全性评估。结果:观察组与对照组干预后的洼田饮水试验评分、SSA评分均较干预前降低(P<0.05),且观察组上述评分低于对照组(P<0.05)。2组受试者干预后的中医证候综合积分均较干预前降低(P<0.05),且观察组该积分低于对照组(P<0.05)。结论:活血化浊通窍利咽法对缺血性脑卒中吞咽障碍具有明显改善作用,能够降低受试者的中医证候评分,且该方法安全性较好,无不良反应发生。

论苏轼的茶禅与易理

苏轼对茶的理解和对禅的兴趣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虽然他没有刻意去修禅或体悟禅境,但在涉茶的诗词文赋中时时体现闲适、幽寂、清欢等空灵境界,处处盈溢东坡“吃茶去”的禅门感悟。东坡爱茶禅,也爱易理。

五臣李善王逸三家序“骚”之比较——《文选·骚》五臣李善二家注比较研究之二

《文选》“骚类”的各序/解题,李善注的乃节录王逸《楚辞章句》相应之序文而冠以“序曰”,“五臣注”的则虽“另起炉灶”而实多暗袭《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以为之,二者多有不同。五臣、李善二家注均往往漏了王逸序文之精华而有所未逮乃至大为逊色,尤其是李氏的。合观序注,可知李善节去《离骚经序》的“《离骚》之文,依《诗》取兴”以下文字,与其是否欲“摆脱文学依附经学”如何毫无关系。将五臣李善二家序“骚”与王逸《楚辞章句》相应序文作比较研究,对深入了解五臣李善二家对相关作品的整体把握如何,有着不可替代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向为学界所忽略。

易水学派李杲“升补”思想对老年痴呆防治的启示

老年痴呆,又称阿尔茨海默病(AD),已成为危害公共卫生的重大难题,从中医古籍挖掘对老年痴呆的认识与治法是当前中医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金元时期易水学派代表医家李杲所论治疗“健忘”的诸方为入手点,通过扎实有据的文献考据研究,对李杲“升补”思想进行了溯源,认为其源于《黄帝内经》,承于易水学派张元素,并形成了以“升补”思想指导处方用药的鲜明特点。对于健忘,李杲以脾胃不足、清阳不升为论,以升阳风药与补益脾胃之药合用,临床常以升麻、柴胡、防风、羌活与人参、甘草、黄芪等药进行治疗,而现代研究所证明的AD起于“肠道菌群失调”之说,为李杲之“升补”思想治疗AD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试析贾谊礼治思想的内在逻辑

贾谊是汉代最早系统论述儒家治国方针的人,对汉代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继承并发展了先秦儒家思想,尤其是荀子的礼治思想,继而形成了自己的礼治思想体系。贾谊认为只有实行礼治,才能最终实现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以贾谊的《新书》为主要文献资料,分析其对礼与法、礼与仁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旨在揭示其礼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形成更系统、完整的认识。

《仪礼》“以履为屦”说辨正——由于语料讹误导致的例证失效

文章综合运用语言学、校勘学、文献学的方法,考察和辨析了阮刻本《仪礼注疏·士冠礼》之“繐履”实为“繐屦”之误,《仪礼》无“以履为屦”的现象。这一个案表明,常用词由于字面普通,其发生讹误或窜改的情况极具隐蔽性。因此,从事汉语史研究时,应特别注意避免由于语料讹误导致例证失效的情况。

李光地的“慎独”说

“慎独”是儒家心性修养工夫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朱子以“存诚”“谨几”为核心,对“戒慎恐惧”与“慎独”两个概念进行了系统阐发,并对两者的动静性质作了界定。王阳明、湛若水等明代心学家则以“独知”“独体”为核心对“戒慎恐惧”“慎独”进行统摄,使之呈现出一个不断内化的演变历程。在去本体化思潮蔚然成风的清代初叶,李光地兼采朱子、阳明、蕺山之说,对“慎独”进行创造性诠释,他高度评价了朱子将“戒慎恐惧”“慎独”二分的思路,却又汲取晚明儒者之论,将“意”释为“心之所主”,将“慎独”与“诚意”释为同义。这一诠释思路使李光地的“慎独”说尊朱而不述朱,在新旧学风交替的清初具有独特的思想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