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艺”观论要

中国传统“道-艺”观对中国艺术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道-艺”二元结构中去认识和处理艺术问题,充分彰显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民族性。中国传统“道-艺”观既丰富又立体,其中,“道器”论是对本体(本原之道)与实在(艺术之象)之隐显关系的总体归纳;“道贯”论是对艺术创造中“一”与“多”关系的辩证提摄;“载道”论确立了中国古代艺术社会学“道主而艺从”的文艺认知格局;“同道”论主要涉及文化原型和艺术同构内秘之诠解;“乐道”论表征着中国古代艺术对审美境界与人生境界之合一的高度提倡。全面了解中国传统“道-艺”观,对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艺术的生命意识、宇宙意识和超越意识具有重要意义。

陶穀《清异录》“茗荈门”茶事考

《清异录》为唐、五代至宋初文人陶穀所撰之笔记,记录了唐、五代至宋初之逸闻故实,以及事物的异名及其来历,内容涵盖深广,涉及天文、地理、人事、草木、百虫、装饰、器具、药品、茗荈等方面。其中“茗荈门”所辑录的关于茶汤、茶器、茶技、品茶、茶之雅称与别称、茶艺与茶戏等方面的记载,颇具特色,是对唐、五代至宋初茶文化的重要补充。对《清异录》“茗荈门”茶事展开研究,不仅可以为唐、五代至宋初茶文化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对丰富茶文化的内容也不无益处。

“圣人之道,至卿不传”——从二程的荀子观看荀子罢祀的学理因由

历史上的荀子“罢祀”事件需要在一个更宏观的思想史背景下审视。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荀子在明代遭到罢祀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性恶”“礼伪”的思想不合于宋明理学的道统观,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通过考察二程在不识性、不知诚、悖圣人三个层面对荀子的批判,可以发现荀子之所以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是因为其对性道关系、心道关系、圣人与道的关系的理解,不符合二程为“圣人之道”所构建的新的形上基础。进一步说,正是由于以“仁义之行”为不变内涵的“道”,在表现形式上发生了由“礼义之统”到“天命之性”的转变,才导致荀子被视为不传“圣人之道”,并最终因“言性恶”的理论问题而遭罢祀。

《陶庵梦忆》中的名量词与数量名结构

明末清初时汉语名量词体系基本完备,《陶庵梦忆》中名量词的使用与当时整体情况有所不同。《陶庵梦忆》使用的名量词主要有四类:部分量词为沿用旧词;部分量词为明代新生;部分量词在明代开始泛化,体现了白话文中量词的使用特点;部分量词为半文半白文体独有,同时期白话文献和现代汉语中均未使用。《陶庵梦忆》在数量名结构的使用上,“名+数+量”结构最多,“名+数”结构次之。这是受《陶庵梦忆》半文半白文体特征的影响,且受文言特性的影响远大于受白话特性的影响。

从《周易》的阴阳之道看翻译的生命之旅

《周易》蕴涵丰富的哲学思想,揭示阴阳之道。文章援易入译,认为易译相通,译有生生之德。翻译即一种生命运动,其生命之旅可按《周易》的阴阳之道从"交感化生""变化会通""保合太和""终则返始"等方面阐释。翻译的生命之旅循环往复,永无绝期,每次"回归"都是为下次"出发"作准备。其根本价值在于成物成人:译文生生不息,新新相续;译者的精神生命从自然向心理、艺术、道德、哲学,乃至宗教步步上跻,层层超升。

损益与易道及《易》书——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释蕴

马王堆帛书《要》篇"损益之道"章以损益二卦论四时阴阳之变,是一种较为独特的卦气说,所表达的不仅是四时阴阳的损益消长,而且将"产"作为天地之变的价值归宿。由对损益之变的体察,《要》篇提出了"易道"的观念,以"顺于天地之心"为易道之要义,并以"君道"的视野来论易道,实现了易学由筮到德再到道的理论提升。随着易道观的提出,《要》篇对《易》之为书的内涵和价值做了新的解读,特别从易象角度阐发三才之道和四时之变。与《说卦传》相关章节相比,《要》篇"损益之道"章的问题意识和致思理路更为原始,带有春秋战国之际古人对《周易》进行理论创作之初始阶段的痕迹。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河洮岷段)发展战略的思考

《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是一部针对西部民族地区发展文化产业的纲领性指导文件,也是我国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区域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河洮岷地区处于藏羌彝走廊的核心区域,其自然生态独特、文化形态多样,极具经济开发价值。地方政府要深刻理解《规划》要求和精神,与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的发展战略平台相结合,用足、用活这一政策,促进河洮岷地区民族经济长久持续的发展。

抗战时期的知识分子与中国共产党——以闻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为例

共产党开始独立从事武装斗争、夺取领导权活动的十年内战时期,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的多数对于中共的事业是持中立或消极的态度的,中共事业的合理性主要是在农民那里得到了充分的认可。抗战爆发后,知识分子对中共疏离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观,不少曾对共产主义持反对态度的人渐渐缓和起来、甚至于转向;多数曾安于书斋、追求个人天地的以大中学校学生为主体的中小知识分子空前地团结在中共抗日救国的旗帜下;为数不多的以追求自由民主、反对独裁专制为目标的知识分子,也出于对国民政府腐败的愤怒和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的认同而同情、支持起中共来了;传统的乡绅知识分子在中共放弃阶级斗争和坚决抗日的双重政策感召下,也积极地向共产党靠拢。本文特选取了各派的代表人物闯一多、韦君宜、邹韬奋、李鼎铭等政治心理的发展过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

司马光的易学历史观探析

本文主要探讨司马光的史学与其经学之一的易学之间的关系。司马光通过其易学形式表达了独具特色的历史观。他提出"易道"的观念,认为"凡宇宙之间皆易",易就是"阴阳之变"、"五行之化",这就对自然和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原则作出了界定;又提出"圣人作《易》,为数亦为义,义急、数亦急",以"义"与"数"作为历史发展普遍性原则的重要内容;并认为《易》是对易道的表征,《易》有"见微而知彰、原始而知终"的史学功能;在探讨自然和人类历史存在的形式时,司马光还提出"阳非阴不成,阴非阳不生,阴阳之道表里相承"的观点,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揭示了其应有的价值目标和方向。

《庄子翼》及其思想特色

焦竑作《庄子翼》沿用《老子翼》之体例,他认为《庄子》与《老子》一样同为明道之书。在《庄子翼》中,焦竑延续了《老子翼》从"有无"的辩证关系讨论出发的对道的理解,提出"因"的观念以为老庄之要旨,并由此对万物及人的存在方式作出阐发。《庄子翼》的另一个思想特色在于焦竑由对有无的深刻理解而强调了儒道不二的观念。

苏轼道本论与工夫论关系探微

苏轼用道与易的关系来构建其哲学体系,道是最高的哲学本体,而易是从现实事物的变化发展来说的。苏轼不仅通过易体证道,而且还以道为工夫直接体证之。苏轼以易体证道遵循了情本论和礼义的标准,足见其道本体是宗归儒家。苏轼的道本体既是道德本体,也是认知本体,表现了其本体及工夫的独特性以及与理学家的明显差异。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

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被目为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且同时也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批判。

融摄与对话:《周易》哲学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影响发微

中国传统武术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和哲学基础,《周易》哲学所特有的话语样式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武术文化谱系。面对休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好地传承和保护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彰显当代社会价值,已成为民族传统体育领域无法推卸的现实责任。基于此,在阐述《周易》哲学思想内涵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基础上,从易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武术的技击、技法、技理所蕴含的文化与哲理进行梳理。研究认为,《周易》哲学承认事物的相互转化,体现了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确立了"天人之学"、"阴阳学说"、"变易理论"的哲学思想体系,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哲学命题。《周易》哲学与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融摄与对话形成了以静制动、柔化刚打、避实击虚、后发制人、行云流水、变化多端、快而不乱的技击风格,内外合一、形神兼备、内外兼修的技法特点,动静、刚柔、虚实、变化、进退的传统武术文化哲学,以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尚武精神。

论白居易对陶渊明的阐释与融化

陶渊明是白居易的人生偶像之一。白居易对陶渊明思想、精神作了全面阐释,并以自己独到方式刻意学陶。白居易将陶渊明的隐逸情怀和生活情趣引入“中隐”的生存方式之中,为吏隐之士找到一种学取陶渊明的独特方法,这也是白居易留给中国士人的一份特殊礼物。

“和文化”与跨文化传播

中华"和文化"若要实现跨文化传播,应厘清如下议题:1.中华文化缺乏跨文化能力的原因;2.到底什么是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华文化要传播什么;3."一多不分"是"和文化"的特征:君子有"和"文化,小人有"同"文化;4."一多二元"不是"和"文化;5."和文化"是具有穿透力的文化;6.学习比较中西文化精神的阐释话语,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根本能力。

薛涛与黄真伊比较研究

从类型学比较分析看,唐代名妓薛涛与朝鲜李朝才女黄真伊有许多共性。她们天资聪颖工诗书,咏叹失去的爱情,结交红粉知己,借诗抒情言志,步履道教境界和踏遍青山追仙,生活铸就了她们人格品性和艺术特征。

《淮南子》审美理想论

《淮南子》的审美理想是一种汇融万千、宽宏博大、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大浑为一”之美,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大“道”是“大浑为一”之美的理论前提和哲学依据;二、“大浑为一”之美的表现特征为无限丰富性、雄浑壮大的审美形态和大审美观视野;三、“大浑为一”之美体现为真善美和谐统一的“神化”最高境界。《淮南子》的审美理想是汉初时代精神的突出表现,对中国的审美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韬与郑观应交往论略——兼及王韬对郑观应思想之影响

王韬和郑观应的交往主要围绕着郑观应《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的出版和修订而展开,此外,在格致书院考课命题、会见孙中山并帮助其上书李鸿章、会见康有为、为解决王韬生计求助盛宣怀等活动中,郑、王二人均多有往来。他们之间的交往,主要以王韬对郑观应思想的影响为主脉。王韬的《易言》跋,推动了《易言》的更新和《盛世危言》的问世,是郑观应救时自强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指南和推手。

《周易》与欧阳修的文道观

在唐宋古文运动发展的过程中,"文道"关系一直是文人学者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因而唐宋文道关系的演变就显得错综复杂。由"道统"、"文统"到"文以明道",由"文道合一"到"文以载道",最终发展为"作文害道"。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他不仅提出了"道胜文至"、"道以充文"、"重道而不轻文"的文道观,而且扩充了韩愈"道"的范畴,将道分为"圣人之道"与"诞者之道",赋予"道"崇尚实际、重视实用的新内涵。他强调:"文与道俱",将文品与人品紧密结合,欧阳修纠正了唐宋古文运动以来"文道关系"的错误倾向,从而摆正了"文"与"道"的关系,欧阳修的"文道观"更是受到了《周易》思想的启发和影响。

从“壹”到“道”——法家对绝对君主专制的追求

作为先秦诸子中的一家,法家突出的特点是追求绝对君主专制。体现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思想的《商君书》重"壹",集大成者先秦法家思想的《韩非子》尚"道",而从"壹"到"道"正勾勒出法家追求绝对君主专制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