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的译介考辩(1922-2022)

德国作家歌德的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在中国的译介经历了百年的曲折历程,自1922年郭沫若译本出版以来,截至2022年底,先后出版过137种不同译者翻译的《维特》。在《维特》的百年汉译过程中,既出现过两次轰动中国的“维特热”,也发生过200多家出版社受商业利益驱使跟风翻译、出版所造成的出版界“生态灾难”。通过考证和评析这些译本发现,实际上真正潜心研究和译介《维特》的译者寥若晨星,直到2019年卫茂平等人汉译的法兰克福版《歌德全集》第八卷问世,才终于让我国的《维特》译介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

对小说艺术的创新与突破——文本论析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

歌德《少年维特的烦恼》表现了有关社会和个人的双重主题。小说设置了两条叙事线索,其描写维特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叙事线索,丰富和深化了小说的社会批评意涵;其描写维特作为一个个体人的叙事线索,表达了作家对极端自我的深刻隐忧。采用文本论析的方法,有助于展示书中相得益彰的两个主题。小说的思想性与艺术性密切结合,体现了歌德在文本中所实现的对德国小说发展史的多重突破和创新。

《从军日记》与《少年维特之烦恼》的精神联系和差异

谢冰莹的《从军日记》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存在历史姻缘关系,两部书亦有诸多精神上的联系。但二者又是截然有别的:《从军日记》有较强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明朗刚健的情感基调和女性解放的特征;《少年维特之烦恼》则有较强的文学艺术性、伤感色彩和女性被动的倾向。

维特与绿蒂——论歌德笔下人物性格的二律悖反

歌德是德国民族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创作把德国文学提高到全欧的先进水平,并对欧洲文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位文学巨匠为数众多的作品中,虽然有着琳琅满目各色人物形象出场,但其故事情节却始终着笔于两个名字,围绕着两个他所钟爱的形象而展开。而其他被大师所偏爱的人物身上也都或多或少地有着这两个人物的影子,这便是维特和绿蒂。这里旨在探讨歌德对这两个人物的执着缘何于此,二者之间的辩证悖反关系以及与其背后其他人物形象的共通之处。

革命与爱情——《沉沦》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比较研究

郁达夫的短篇小说《沉沦》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表现青年人的悲剧,表现青春迷惘的母题方面都颇为相似,但两部作品又各具特色。从主题上来说,《沉沦》更偏重于性的"革命",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偏重于"爱情";在内容上,《沉沦》更多地发扬了抒情传统,而《少年维特的烦恼》更多"史诗"的成分;从与时代的关系来看,《沉沦》更为现代,而《少年维特的烦恼》较为传统。

《少年维特的烦恼》中的U形叙事结构

基督教文化是西方传统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对西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少年维特的烦恼》这部看似反叛基督教的小说中,实则隐含了诺思洛普·弗莱在研究《圣经》时所总结出的U形叙事结构。主人公维特疏离上帝,从U形顶端落入痛苦的谷底,之后在信仰的指引下回升到开始时的高度,重新得到了上帝的垂爱,归于心灵的宁静与幸福。维特的遭遇十分清晰地向我们构建了"人神疏离——经历苦难——因信向死"的U形结构,从而闪现出小说中被隐匿的神学思想。

爱的受难与自杀的救赎──关于维特爱与死的一种解读

要维特在爱的无望中遭遇到了爱所面临的两难困境：或者对爱过于期待，把它奉为绝对神圣的价值却导致了发疯和杀人、自杀；或者对爱过于漠视，视之为社会和家庭的附庸，从而使爱扭曲、异化以至消解。两者都是爱的受难。维特自觉选择了死亡。死亡在他的意向中不断被赋予意义；死亡战胜了虚无，从而成为一种“向死而在”的救赎。

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性辨析——以两部西方经典作品为蓝本

西方文学中的书信体小说自出现之始就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和专家学者的持续关注,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亦有深远的影响。其中《新爱洛伊丝》是卢梭的对话式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歌德的独白式书信体小说。以叙事学理论为依据,比较两部作品在叙述者和叙述接受者方面的异同,分析其叙述特点,可以加深我们对书信体小说文体的认识,并丰富和完善叙事学的研究品类。

维特的“眼泪”——跟从罗兰·巴特解读《少年维特之烦恼》

罗兰·巴特在《恋人絮语》中,曾从"眼泪赞"的角度剖析过歌德的经典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可惜囿于篇幅和体例所限,巴特所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都未得到展开和分析。而通过"维特的泪水",对"孩子气""男子气概""眼泪的盛衰史"等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可以揭示出维特借助"眼泪"叙述了一个悲痛的神话。在这个故事里,维特对激情的推崇、荣誉的高扬都只是伪装的"男子气概""殉道精神",其背后的实质是"孩子气"。另一端,《维特》的作者歌德则通过写作的方式得以自救,净化了感性的眼泪,实现了对眼泪的抑制。因此,《维特》在巴特所设想的"眼泪的历史"中具有转折点的意义,这一承前启后的意义尚未被发掘。

生态批评视阈下的歌德文学作品解读——以《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为例

《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分别是歌德在狂飙突进运动时期和古典主义时期的著名作品。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对这两部作品进行分析发现,青年时代的歌德秉承生态整体主义自然观,强调融入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主张将人类的伦理范畴扩展到自然界;而中老年时期的歌德则更加注重人的价值,提倡利用和改造自然,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歌德一生的自然观是发展变化、相互矛盾的。文章提倡吸收经典文学中有益自然发展的成分,摒弃破坏自然的反生态成分,促成人类思想文化的绿色变革。

郭沫若所译“维特”形象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现代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但是“维特”形象被中国读者所接受的重自由、强个性的典型性格特征,与歌德创作此形象本身所具有的西方悲情意识和时代内涵形成较为鲜明的对比。通过对郭沫若译介《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本源探究,可以明显地发现他推介“维特”形象最终的指归在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命题的回应和深化,《少年维特之烦恼》通过与《女神》形成的创作与译介的双位一体的双响炮,形成了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全面参与与影响的态势,这也为外国文学典型形象如何合理有效的参与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并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路和方法。

翻译文学批评的版本问题——以郭沫若译《少年维特之烦恼》为例

创造社是中国最早的注重版本问题的翻译文学批评群体,加强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批评的版本意识,但是他们的翻译实践却在后创造社时代遭受了版本错位的批评,王实味和罗牧等对郭沫若译本的批评便是典型案例。错位的版本批评,源于批评者对译者据以翻译的版本不熟或不知晓,径直以自己掌握的原语或转译版本进行批评,使得批评走向歧途。罗牧依据英文节译本,批评郭沫若从德语直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错位的版本造成了误评。误评说明翻译批评者水平有限。罗牧声明参照日译本而无参照之实遂为假批评。假批评通常是为了博出位或意气之争。在误评与假批评之外,罗牧翻译批评提出的"是"与"像"的问题在翻译学上自有其价值和意义,即不同译者的翻译往往也呈现了对原语文本的不同理解,这也引出了翻译文学批评需要面对的另一层面的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