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的张力:元代节妇传现象探析

元代的传记创作有十分鲜明的时代性,不仅传统形式的传记有许多新变,而且有新体创制。节妇传的大量出现就是显著体现。较于前代,元代的节妇传数量大增,且特征鲜明,具有趋向精细的结构、移风易俗的功能、亦文亦史的属性及思想观念的承载工具等特征。元代文人大量撰作节妇传既是对前代节妇传传统的继承,更是时代需求的体现。在对节妇坚贞品性的书写和赞颂中,寄寓着对士人节操品格与忠君观念的呼唤和鼓励。在某种意义上,元代节妇传体现了中国古代女性传记的工具化转向。

行政管理中的国学应用研究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元化带来的冲击,世界各国都在积极地寻求发展的机遇。而行政领导管理领域也进行着激烈的改革与创新,各国都开始追寻人类文明的源头,挖掘古代智慧的底蕴。作为世界上传承最为久远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丰富完整的文化积淀和古人留下的无穷智慧,怎样才能在传统文化中"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融佛学之般若,得大道自然之玄妙,将传统文化的精华应用于行政管理之中?中华之地,儒、释、道三教文化博大精深,至今仍留下无穷的宝藏有待后人去挖掘。只有民族的、本土的,才是最适合自己的,让我们捡起曾经丢下的经卷古籍,去找寻古典之中深藏的博大,开启行政管理的国学应用。

从国神到家神:武陵地区伏波信仰变迁研究

伏波将军马援信仰是武陵地区民间信仰的重要内容。唐宋之际,伏波将军成为国家神系中的显赫神灵。元明清时期,伏波神职功能逐渐泛化,成为武陵地区各族群广泛信仰的地方神。在武陵地区土著族群的家族化过程中,受伏波文化记忆的影响,一些家族形成马援祖先认同,使得伏波神成为家神。伏波神与家神结合,使伏波信仰在武陵地区产生了跨越历史时空的影响。

清代湘西地区伏波信仰探析

东汉初年,伏波将军马援征湘西五溪蛮,病卒于壶头山,死后被当地百姓敬为神,立庙祭祀。随着时代的变迁,伏波神具备了忠义神、水神的主神职,最终成为无所不能的神。湘西地区一些族群还将马援奉为祖先神灵,借助伏波信仰的文化影响力来树立自己的文化权力地位。这与广西沿海地区伏波信仰的地方化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陈垣基督教信仰考

关于陈垣是否宗教徒,此前学界一直未有定论。从教会档案、民国期刊以及胡适的回忆等各种资料可以佐证,陈垣是北京缸瓦市教会基督教徒。在缸瓦市教会他是一位威望甚高的教友,对教会管理事务有一定参与;在基督教界他对中国基督教教会的改造和本色化均有关注,也有亲身参与,但主要是以授课或者演讲的方式间接参与。从陈垣的散佚文章和著作的部分早期版本,可以看到他对基督教信仰的表达、他的宗教经验及有关于“罪”的信仰告白等,这些也进一步印证了他的基督教信仰。

北部湾地区的伏波信仰初探

马援平定岭南,巩固边防,安邦定国,为促进岭南地区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至今岭南地区多有伏波庙,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伏波信仰文化。伏波信仰的存续与特定人群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广西地区的伏波信仰的存续离不开马援部将后裔"马留人"对马援的崇拜。伏波信仰还随着岭南地区信众的迁移而扩散到其它地方,如台湾苗栗的伏波庙也就是因为粤籍移民迁入而传入,在其存续当中,马姓人群将其视为祖先神加以崇祀,让它传承至今。

追求自然适情的诗意人生——解读陶渊明诗文中的圣贤典故

陶渊明的诗文中引用了大量古圣先贤安贫乐道的典故事迹。一方面,陶渊明以古圣先贤为榜样和知音,为自己孤独的灵魂寻找精神慰藉,冲淡内心之矛盾;另一方面,陶渊明又不完全苟同于古圣先贤的处世哲学,他的安贫乐道带有强烈的个性特色,是魏晋玄学人生观的产物之一。陶渊明的一生是一个和魏晋自觉精神相一致,呼应心灵需求,寻求自然适情的过程。他的自然适情是通过诗酒而实现的精神自适。

元代日记及其形态论略

从渊源看,古代日记可分为三种形态:实录型、日课型及行纪型。元代日记现存10种,数量虽然不多,但基本涵括了上述形态。其中,实录型日记有《中堂事记》《征缅录》《平宋录》《西使记》《安南行记》等,可分别归入政事类、征伐类及燕行类中,是元帝国不同政治活动的记录,反映了作者存史与颂世的自觉心态;日课型日记源自宋元教育活动中的日课及日簿,并逐渐推广至士人的日常生活中,《云山日记》即体现了其日常化的发展方向;行纪型日记与游记密切相关,《长春真人西游记》《金华洞天行纪》作为代表性作品,记录了元代道士或遗民的行踪、见闻及歌咏,有其独特的时代审美价值。

元明回回人与妈祖文化述论

元明时期回回人与妈祖信仰的历史很独特,通过深入了解回回人与妈祖信仰的历史细节,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回族与中国区域文化的关系,并进而理解伊斯兰教(穆斯林)在中国生存、发展的历史过程与特点。

《歧路灯》中的中原地域佛教信仰

《歧路灯》是一部反映18世纪中原地域中下层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它悖离了明清章回小说"神道设教"叙事特性,书中的宗教描写并非为作者的艺术构思、哲理表达服务,亦非借以搭建时空架构,结构故事情节。《歧路灯》中对中原地域的佛教信仰描写,大多是借以塑造人物形象,讽喻世道人心,为其"亲近正人,用心读书"的主题思想服务,于无意间彰显了佛教信仰在中原地域范围内所具有的现实性、功利性和世俗性。事实上,在广大的中原地域下层民众的思想中,佛教观念正是他们所理解的、贴近世俗生活的具有中原地域特色的佛教。

从《元和郡县图志》看唐代民间信仰的特点及实质

《元和郡县图志》保存了大量有关唐代民间信仰的史料。唐代的民间信仰十分发达,有着多元化的信仰对象、广泛的信仰人群,地域性特征明显。如此发达的民间信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时历史现实的真实反映,是唐代开明文化政策的直接反映。

袁枚与吴镇的后期交往及论争考辨——兼及乾嘉文坛的诗学理论和儒佛信仰之争

袁枚与当时西北诗人吴镇的交往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二人诗文往来,关系融洽。但乾隆五十八年(1793),二人在张晋和许珌诗作是否入选《随园诗话》、如何对待生死两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而发生论争。这场论争影响了二人的融洽关系,还涉及到乾嘉时期诗学多元化格局和乾嘉文人的信仰危机。乾隆六十年(1795),吴承禧代父作祝寿诗祝袁枚八十大寿,二人关系得以缓和。随后,吴镇两次拜访袁枚于随园,二人尽释前嫌。厘清袁枚和吴镇之间的交往事实,特别是辨清二人论争情况,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乾嘉文坛的认识。

论元杂剧中的友谊

友谊是文学中亘古不变的话题,在元杂剧中也多有论述,其中涉及到友谊的普遍性、友谊的真谛、交友的原则等方面的内容,并体现出一定的传统道德色彩。而元杂剧中,朋友这一身份的设定,在推动情节的发展、宣扬封建伦理道德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碑刻材料所见渤海南岸元代盐场的信仰文化

渤海南岸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海盐产地,元代随着盐场建制级别的提升,盐场层面信仰文化受到重视,并呈现多样化、体系化、官方化的特点。文章通过对地方志中碑刻材料的梳理,发现元代渤海南岸盐场区域信仰兼及儒、释、道三教。官方通过修建文庙推崇儒学孔子信仰,教化盐民;官吏积极资助或主持修建庙宇,把有功于地方的盐姥、龙王等神祇提升为盐业保护神;此外还有关公和火神信仰。渤海南岸盐区官吏修建文庙,盐官吏与盐民共建庙宇,体现了元代盐场官方层面对信仰文化的重视及对社会秩序的引导和重构。

元杂剧:作为剧场的艺术——柯润璞论元杂剧的剧场性特征及翻译策略

元杂剧是中国戏曲走向成熟的真正开端,也是西方世界译介中国戏曲的开始。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西方世界对包括元杂剧在内的中国戏曲的译介和翻译都存在着显著的问题:其一是翻译本身的问题,只译宾白,不译韵文;其二是对中国戏曲的认知出现偏差,认为中国戏曲是只说不唱。美国学者柯润璞是知名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他对元杂剧的剧场性特征的研究和忠实于原文的剧本翻译,代表了西方当代汉学界对于中国戏曲认识的新的觉醒和进步。这对西方世界对于中国戏曲(元杂剧)的艺术特征的认知,以及中国戏本在西方世界的接受和传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代帝王信仰与易学神秘旨归

作为一统中原的异族王朝,清朝统治者重视理性层面的依据——"治人",而蒙元帝王则更信赖神性的依据——"治术数",甚至通过设置阴阳学将神秘术数制度化,以确保术数获得官学身份而成为举国上下行事决策普遍运用之基础。与此同时,易学的学理性特征凸现为"象数优先"范式,它捩转了宋易经传象数皆为义理载体的次要地位,而将象数视为解《易》的第一要素,且在象数的阐释中形成了象数之变玄妙莫测、象数之悟需人神通灵方能开显的神秘论断。帝王术数信仰与易学学理范式二者互为增长,共同呈现出神秘化的易学形态和由理性回归感性的易学演进逆流。

广州南海神庙宋皇祐五年中书门下省牒碑考

宋皇祐五年中书门下省牒碑,现存广州南海神庙仪门左侧碑廊,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存有拓本。碑文不仅反映了宋代广州地区的海神信仰和国家祭祀体系,也记录了侬智高之乱,可补史籍之阙。